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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7)


    更为致命的一种情况是,因时代的需要,谋求执政前途的贵族士人,都在竞相传抄或口耳相传从宫中流出的《诗经》集本,不难想象,他们在传抄过程中,往往只抄录有实用价值的诗歌文本以为记诵,而略去无应用意义的诗歌乐谱。宫廷不演奏,外交场合不使用,社会上只流行或传诵文本而不配乐,从周平王去世到孔子聚徒讲学已整整延续了二百年,从赋诗应对之风兴起至孔子聚徒讲学也已延续一百二十年,如上种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定然是孔子所见到的《诗经》之乐已散乱不堪。而孔子编选“诗三百”作为教材时,因同样主要是用其文本内容而非用其音乐,由于不是教学急用,所以“乐正”工作直到“自卫反鲁”后的晚年才得以进行,这是不难理解的。笔者以为,孔子之所以晚年才着手“乐正”工作,可能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客观原因,那就是,相对于删定“诗三百”文本而言,正乐工作落实在操作层面要困难得多,每一篇作品的每一句歌词的每一个乐谱乐调,都需要演奏检验,调理矫正,不仅需要极高的音乐造诣和精湛的乐理水平及极强的乐感,同时因乐为礼所设,也需要高深的礼学素养,尽管这些对作为文化巨人的孔子来说都不成问题,但毕竟此时的《诗经》之乐毕竟散乱不堪,孔子校理乐谱必须具备较好的版本依据和充足的资料条件,而这些仅靠鲁国宫廷是满足不了的。鲁本残缺散乱程度虽不得而知,但仅从《论语·八佾》所载掌管鲁国宫廷音乐的太师尚需孔子对其进行具体指导,亦可间接得知鲁之《诗经》乐本未必完善。这就需要孔子做大量的《诗经》音乐版本的调查搜集工作,而其自鲁定公十三年(前497)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举,正为他遍访各国包括《诗经》文本和乐谱在内的文化典籍提供了绝好契机,使他得以尽可能地搜集到更多有用资料,这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中就透露出了一些相关信息。尽管李学勤先生认为,至今出土的战国简帛都属于战国时代依古本抄写的,尚未发现原本西周和春秋文献[28],但如果《周公之琴舞》确实是战国人依孔子“删诗”之前的本子所抄,与今本《诗经·周颂·敬之》相比,就透出了早期《诗经》诗乐一体存在形态的某些信息,如每一首的开头都标有“启曰”、后半首开始都标有“乱曰”,以为乐章标示。尽管乐谱不存,但既然作为战国楚文献的《周公之琴舞》且保留了《诗经》早期文本的某些音乐痕迹,以此推测,孔子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众多版本中定然有有用的诗乐内容,为他晚年“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支持。所以,“乐正”是孔子晚年对“诗三百”所做的主要工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艺思想研究”( 07BZW019)、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302121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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