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6:11:20 《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徐正英 参加讨论
最后，《论语》为否定“孔子晚年删诗”说提供了铁证。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孔子之前，传世文献中对《诗经》的称呼经历了几次变化，这一点马银琴考辩颇为精细，较早时一般直称“颂”、“雅”类名或直称篇名，后来，有了“诗”之称，但此时的“诗”意同“辞”，是专指“国风”中的讽谏诗而言的。再后来，“诗”之称涵盖了“国风”和大小“雅”中的作品。最后，“诗”才成了“风”、“雅”、“颂”几类作品的全称。从此，《诗》就成了孔子之前人们对《诗经》文本的习惯称呼。也就是说，最早典礼性质的仪式乐歌“颂”，最后才被讽谏性质以“义”为主的《诗》所统辖 [18]。从中可发现以“义”为用的“诗”与以“声”为用的“乐”的地位升降变化轨迹。孔子删定《诗经》为三百余篇作为自己的教学课本后，一方面他和他的弟子们仍然沿用《诗》这一习惯称呼；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按新本篇数增称自己的教本为专书之名“诗三百”，这似乎成了孔子一种新的称呼习惯。关于这后一方面，马银琴贡献的孔子以自己文本与“先王之书”对举、《墨子》对《诗》与《诗三百》的不同态度两条新依据，颇有说服力，增强了可信度[19]。孔子称“诗三百”的言论《论语》共有两处（另外《礼记·礼器》中还有一处 [20]），其第一处《为政》称：“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一称呼使我们得以发现孔子首次借用《鲁颂·駉》中原句概括总评自己删定本的基本品格，能见出儒家思想初创时期的包容。本文要重点讨论的“铁证”则是其第二处《子路篇》，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这段话无疑是在提醒甚至警示弟子们，不能只会死记硬背“诗三百”教材，关键是要学会应用，并且是活学活用。其中所谓“出使四方”，无疑是指当时各诸侯国频繁的外交活动。外交使节“行人”是孔子时代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一群人。所谓“专对”，无疑是指“行人”在外交场合代表所在诸侯国的国家意志，灵活运用“诗三百”的诗句，随机应变，赋诗断章，为国家争利的外交辞令。人所共知，孔子培养学生的目标绝不是坐而论道的纯粹书生，而是治国安邦、志在复兴礼乐天下的政治栋梁。而当时天子失位、诸侯争雄的表现形式为：一面是战旗猎猎、杀声震天的沙场；一面是打着护礼旗号温文尔雅、谈笑风声的聘问宴飨、赋诗应对。孔子培养的是后者。所以，他所开设的四门课程中“言语”科仅次于“德行”科而排在第二，其实是事功中的第一位，最为重要。而“言语”科的内容主要就是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本领。孔子提醒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恐怕也主要是从《诗经》文本作为外交辞令重要性方面着眼的。而当时各国聘问赋诗之风的起止时间又是怎样的呢？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一书设专章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挖掘征引大量文献，将统计数字制成表格，并详列坐标图，经过系统全面的梳理，清晰全面地复原和展示了诸侯各国的赋诗活动情况和发展轨迹。得出的结论是：以晋国、鲁国为中心的几个中原国家和楚国所兴起的赋诗聘问之风，“从鲁僖公时代逐渐兴起，至鲁襄公、鲁昭公时代前后达到最高峰，经历了襄、昭时代的高峰之后，到鲁定公时代陡然回落，盛极一时的聘问歌咏自此煞尾，彻底走向沉寂”[21]。具体沉寂时间为：“鲁定公四年秦哀公为申包胥赋《无衣》之后，类似的记载则不再出现。”[22] 这样，问题就来了，孔子一生经历了鲁国襄、昭、定、哀四公，鲁襄公于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41年在位，鲁昭公于公元前541年至公元前509年在位（后八年是虚位），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可见，以鲁晋两国为核心的赋诗之风最盛的时代，是孔子出生前二十年到其四十三岁的六十余年间，他从懂事起，就一直沐浴在鲁国首都这一浓烈的赋诗氛围之中；而鲁定公四年即公元前506年，赋诗之风戛然而止时，孔子四十六岁。学者们对赋风骤寂原因作过种种推测，如蛮夷吴国突然逞强，彻底撕破赋诗聘问表面尊崇礼乐的虚伪面纱等。但不管什么原因，赋诗聘问活动突然沉寂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所以，上引《论语·子路篇》这段孔子告诫弟子外交场合活用“诗三百”诗句的著名言论，必说于赋诗之风沉寂的四十六岁之前，否则，就是无的放矢。试想，赋诗聘问的外交活动形式在孔子四十六岁以后就已经不再举行，难道该活动停止二十几年后，早已时过境迁，约七十岁的孔子却又开始删定诗歌教本，并警示弟子和儿子要活学活用自己的“诗三百”新教本，准备到外交场合去“专对”，有这种可能吗？除非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孔子四十六岁以后，各诸侯国之间的聘问赋诗活动仍在进行，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国语》、《左传》等文献对这种情况失载，否则，孔子的“删诗”活动只能发生在四十六岁之前。但笔者以为，这种失载的可能性不大，亦难觅实证。 对孔子的“删诗”活动，我们甚至还可再作进一步的时间索定，很有可能就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三十岁至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聚徒讲学的最初五年中。因为力倡此风的鲁昭公自二十五年“斗鸡事件”失败后，便开始了人生最后八年的流亡生涯，鲁国只是虚用他的年号，实际上他至客死晋国并未能回国执政，鲁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赋诗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其实这一年已经随着国君的失位长期无主而丧失掉了。实证是《左传》，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这一年的春月，是鲁国人最后一次参与赋诗活动，“二十五年春，叔孙婼聘于宋，……宋公（指宋元公）享昭子（即叔孙婼），赋《新宫》，昭子赋《车辖》”[23]。这年冬天鲁昭公流亡[24]，此后再也未见鲁国赋诗活动的记载。笔者以为，这不是巧合，鲁国失君与该国早于其他国家提前终止聘问赋诗活动应该有因果关系，因国内无君，而聘问则名不正言不顺。按照常理，孔子警示弟子的话，当说在鲁国主导此项活动的兴盛期，而不应该晚在鲁国停止此项活动之后，因为孔子毕竟主要是在为鲁国而不是为别国培养“行人”——礼仪外交官。再说，这一年随着鲁昭公的逃亡齐国，孔子不久也追随到了齐国[25]，不太有可能到齐国后才说这番话。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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