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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引楼主”的情书(4)


    
他们在信中讨论前程。蒋先生从中央政治学校读经济系的时候就不喜欢经济。他的兴趣在文史哲的研究。待到毕业、工作,也仍然厌恶这繁琐的“经济”。他向濮先生这样倾诉:
    “干吗上帝不予我安排一个较合兴趣的工作,叫我安心安意地做下去?我既不求升迁,也用不着理人!我将由对现实的孤独去发掘心灵的深度!我是一个天生的思想的革命者!然而,现在,为了啖碗饭,我在浪费我自己!糟蹋我自己!天,天下最难过的事,恐怕就是失掉了自己!而我现在,就失掉了自己!”
    银行工作,以收入论,绝对比一个思想研究者丰厚。在当时,一个月收入在150美元以上,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饭碗。但蒋先生志不在此。这种对现实不满,追求更高理想的心情,他只能向濮先生倾诉,因为他相信只有她能够理解。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1948年,受林同济教授之聘,蒋先生到上海海光图书馆任职编译,得以圆他文史研究的梦想时,得到了濮先生的理解与支持。
    在他们往来的情书中,有不少探讨学问的文字。对于钟情于学术研究的情人,学问的探讨几乎是情书不可缺少的内容。濮先生那时在中学教书,大约因为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关系,热衷于童话创作。蒋先生赞赏了濮先生童话的“深邃、美丽”,又在信中大谈对童话的见解:
    “童话里面不知包括了多少的学问!第一,它需要作者的童心,第二,它需要作者有系统的幻想力,第三,它需要作者对人生有深刻的识度。此外,童话的作者必须研究儿童心理学,以了解儿童的心理;必须有丰富的生物学的常识,以多识于草木鸟兽,因为儿童是生物的爱好者;又因为童话常牵涉于天空的星、天空的种种幻想,所以,又必须有天文学的常识!而儿童心理和原始人心理,大多相同,所以,初民的社会、生活等等,必须为一个童话作者所明了,所熟稔。更重要的,童话要用儿童的话写出来,才能天真动人。”
    读到这里,我不由哑然失笑。所幸濮先生不久就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胡小石教授做学问去了,童话创作似乎也没有继续。否则,蒋先生关于童话见解的“情书”,或许可以集为《童话学引论》,读“情书”的濮先生也就变成读“讲义”的濮学生了。
    生活在社会之中,爱也不能脱离这社会,正像蒋先生信中所言:“没有办法否认,只有物欲不会产生爱情;但也同样没有办法否认,完全不要物欲,也不可能产生爱情!爱是生活的净化,提高!”
    在物价飞涨的时代,他们也要考虑拿到工资后赶紧去换金子,以求保值。原本打算两人一道报考研究院的计划,也终因考虑到婚后的生活,不得不有一人放弃。
    他们的恋爱在1948年底“修成正果”。可“正果”之后,又是漫长的两地相思——濮先生在南京继续她的学业;蒋先生则到上海海光图书馆从事他久已向往的读书、研究、写作的生活。
    聚散总匆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