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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汪国垣的诗词唱和(3)


    实际上郭沫若与重庆士林的诗词唱和远不止这些,汪国垣在酬答金毓黼时用的是“寺字韵”,这是当时重庆极为流行的“寺字韵”唱和,新旧文化人大多都有参与,诗作总体数量可能要以百计。郭沫若也并未外于寺字韵唱和。1959年出版的《潮汐集》中便收录了一首题为《登乌尤山(用寺字韵)》的七言古诗,在注释中他写道:“当年重庆诗人盛行用寺字韵,叠相倡和,成为风气。余亦偶为之,今仅存此一首。” 事实上,郭沫若曾创作十几首寺字韵诗,其中一部分经由他的书法作品得以保存,后来也逐渐为学界发现。而“鞭字韵”唱和更是以他为中心,创作数量也达十首左右。可见,诗词唱和是他与士林交往的重要方式。
    制作砖拓、唱和题识等颇富文人雅趣,郭沫若、田汉、常任侠这些新文人参与其间,这个现象颇有意味。实际上当时重新大量写作旧体诗歌是一个普遍现象,除了郭沫若、田汉以外,还有朱自清、老舍等人,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这种现象的出现,或许与抗战的历史语境有关,日本入侵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引发了文人家国兴亡之叹,而旧体诗词在这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外敌入侵所激起的民族情怀,也激发了新文化人的文化本土意识。因而,对于郭沫若等人来说,写作旧体诗词的一大动因,确实是如学者刘纳所指出的是“旧形式的诱惑”。但也不仅如此,就郭沫若而言,此时,其日常交往的对象也不乏黄炎培、马衡、于右任、沈尹默等政界或文化界名人,而对雅好旧体诗词的他们来说,诗词唱和这种文人交往的传统方式,无疑更为理想。因而,郭沫若之所以再次大量写作旧体诗,除了文化心理以外,与旧体诗词的社交功能也不无关系。而他的旧体诗多为题赠酬答制作,这既表明了郭沫若的社交需求和方式,也表明在当时的语境中,旧体诗在社交领域比新诗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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