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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记忆(3)


    咸阳馍馍
    2005年7月9日星期六,一大早从芒康出发,途经塌方路段,下午才抵达左贡县城。傍晚漫步城里仅有的一条街,看见小菜店就进去问问价格。获知一连两个菜店的店主都来自云南的永胜县,店里的蔬菜几乎都从云南运来,所以蔬菜没有完全成熟,价格也较高。例如,半青半红的西红柿卖2元/斤,比北京的还贵。忽见街对面的店头招牌中有“咸阳馍馍”几个字,我就好奇地穿过马路看个究竟。店里有一对年轻夫妇在忙碌,脸颊带有两片“高原红”的女主人一边打烧饼一边答话。他俩来自咸阳地区的三元县,我用陕西话提起当地名人于右任先生,双方的对话立即和谐起来。店主告诉我,村里家家有人出外谋生,他们跟着在西藏经商的老乡先坐火车到成都,然后转乘汽车来到此地。卖馍馍已有3年,还未回过家乡。问起女主人店里的面粉从何而来、烧饼多少钱一个、卖给那些人、为何只卖烧饼不卖“肉夹馍”(陕西特色食品)。她爽快地回答:“这些‘麦面’(小麦粉)是四川出的,从县城粮店批发进货,一个烧饼卖5毛钱,当地的藏民和汉人都来买。肉夹馍成本高,如果要做的话一个得卖3元钱,那就卖不出去咧!”
    女主人停下活路请我吃馍,因不想耽误她的生意,就告知刚吃过饭,说了些祝福的话挥手作别。与同行的课题组成员说起陕西人“父母在,不远游”的习性,他们评论道:“改革开放早就把人们这种习性改变了!”是啊,在最近20多年的巨大社会变革中,中国农民为了谋求生活的改善,创造了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奇迹。 无论是否自愿,朝着有就业机会的地方“流动”,已经成为他们的新习性。
    “荣生是我舅舅”
    藏族人的血缘亲戚关系在地域上延伸的很远,2005年7月7日-10日,我在不同的调研县和调研乡不期然竟遇到五位互为亲属的人。7月7日,在芒康县纳西族民族乡卫生院(设在下盐井村)遇到藏族农妇扎西措姆。她对自己的疾病种类、就诊费用和住院报销等情况一概不知,要我去问爸爸扎西旺堆。为了寻找扎西旺堆,我拍了她一张照片去给乡干部看,其中一位女士喊道:“我认识她,她是我表妹!”这位女士名叫甘地,父亲是纳西族人,退休前曾任乡党委书记,母亲是藏族人。甘地嫁给了一位藏族小伙子,扎西措姆的母亲是她的姨妈。扎西措姆并非扎西旺堆的女儿,而是儿媳。她的婆婆是藏族,名叫玛仁,信奉天主教。我和课题组的两位年轻人穿过农田,翻过矮墙找到扎西旺堆家。这家的墙上挂满了画像,既有活佛,又有耶稣,还有现任国家领导人。我们几个访客相视一笑:“这可真是兼容并包、和谐相处哇!”聊天不到一小时,扎西旺堆和玛仁耐心地回答了有关扎西措姆生病、治病、付费和报销的所有问题。
    7月8日,我与曲孜卡乡党委副书记荣生座谈的时候,提到头一天在扎西旺堆和玛仁家做客的经历,他笑嘻嘻地告诉我:“玛仁是我表妹。” 原来玛仁的母亲是他的姑母。7月10日,我们在左贡县田妥镇调研,镇党委书记巴登陪我访问一个移民村并担当翻译。调研结束后我们同车返回县城,聊天中得知,巴登是纳西族人,来自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下盐井村。我就说起在曲孜卡乡与荣生的谈话,巴登笑了:“荣生是我舅舅”。这太令人惊奇了,田妥镇距离盐井300多公里呢,我这两天竟然还没有跳出扎西措姆的亲戚圈!巴登说,他的父亲是纳西族,母亲是藏族,他从盐井中学毕业,考取了东北锦州一个农校的西藏班,毕业后分配到左贡县。他在这里娶了一个藏族姑娘,他们的儿女又将是两个民族共同的后代了。西藏纳西族的渊源在云南,他们家族从云南德钦县迁移至此。德钦现属迪庆藏族自治州,青藏高原上的纳西族早就与藏族相互交融了。下盐井村的纳西族都会说藏语,和当地的藏族一样信奉藏传佛教,喜欢旋子歌舞。不同的是,他们依然认同东巴文化。巴登的一席话使我想到,纳西族和藏族的亲戚关系无疑支持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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