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对接、渗透与比较(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04 《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 黄鸣奋 参加讨论
三、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属性比较 就字面而言，人工智能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属性，即人工性、类智性、似能性。它由人类所开发，本来的用途是充当人的工具，但不是一般的工具，而是具备类似于智力和/或能力的特征，以至于生发出超越、取代人类智能的趋势。文学创作同样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属性，即文化性、创造性与作用性。我们不妨对上述属性加以比较。 1.人工性与文化性 人工智能是在人类已经成为万物之灵的条件下出现的，以人类将自身智能扩散、扩展或赋予其他存在物为特色。它是相对于自然智能而言的。自然智能形成于自然界，通过进化的途径，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没有人类的干预(当时人类还不存在)。人工智能是在人类介入、引导的情况下形成的，以自然智能为母体(人类智能本身是自然智能已知的唯一发达形态)，反过来对自然智能产生深刻影响。譬如，人类智能既在人工智能支持下拓展，又面临人工智能的严峻挑战。 文学是在人类文化产生一定分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以体脑分工为条件，以审美想象和高超表达为特色。文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反过来对作为其母体的文化产生影响。由此出现了两个相关范畴，即文学的文化性、文化的文学性。文学的文化性体现文化对文学的制约作用，譬如，不同模式的文化培育出不同类型的文学，文化研究是揭示文学意蕴的重要方法，等等。文化的文学性体现文学对文化的反哺作用，譬如，任何文化都包含了想象的成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文化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共同体)，文化的精髓在审美的意义上主要是通过文学来传承的，等等。 人工智能的人工性和文学创作的文化性不仅相比较而存在，而且相联系而发展。前者主要是指人工智能和自然智能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进行类比，后者主要是指人工智能一旦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化，必然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反过来，文学创作一旦塑造出具备魅力的人工智能形象，必然影响到人工智能在实践中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左右舆论实现的)。如今人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多半以信息科技为背景，以信息产品的形态呈现出来。因此，如果说人工智能是一种文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正在成型的文化)的话，那么，它所体现的是信息科技赋予的属性，如从信息来看待生命的本质、将计算机的发展当成人工智能演变的决定性条件，等等。其实，生物科技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条件。倘若人类运用基因工程、服用药物或注射血清等方法提升了其他生物的心理水平，这种人为进化是否构成了人工智能的生物形态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如果这类因人为进化而提高智商的动物不是像“猩球崛起”系列电影的主人公那样占山为王、打打杀杀，而是附庸风雅、吟诗作画，那么，文艺宝库又添新品。不仅如此，信息形态和生物形态的人工智能完全可能彼此交集，比如，将芯片嵌入基因改造猴的大脑之中，运用生物计算机开发新型机器人，等等。这类交集早在科幻作品中就有所表现，并给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科技人员以启迪。美国科幻作家尤德考斯基阐述了人工智能的两面性，提出了“友好人工智能”的概念，作为失控超级智能的对立面。(17)这不正是人工智能开发者所应当注意的吗？ 2.类智性与创造性 所谓“类智性”，是指人工智能在特定情境之下具备类似于人类的智力表现，正如著名的图灵测试所显示的那样。图灵测试其实不是正面回答计算机器能否思考的问题，所能甄别的只是这样的机器有否可能给出类似于人类被试的回答、让裁判员无从辨别。循此以推，如果智能程序生成了类似于出自人类作家笔下的作品、让读者无从辨别，便可以认定它具备类智性。就此而言，2017年9月8日央视一套大型科学挑战类节目《机智过人》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闪亮登场并接受在场观众检测，便是实例之一。 相比之下，所谓“创造性”主要是指人类产生新奇独特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能力或特性，有发明和发现两种表现形态。它是相对于继承性而言的。在学理的意义上，不论创造性或继承性，都是文化性的延伸。创造性已经被用为评估人工智能的表现。一般认为：现阶段人工智能拥有弱的创造性。这是将人工智能当成类人生物而形成的观念。作为例证，可以举出美国布林斯约德、费鲁齐所开发出的叙事智能体布鲁图。它专门讲述关于出卖、自我欺骗及其他文学主题的故事。据这两位开发者的看法，开发机器作者主要基于三个理由，两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实践上的。第一个理论上的理由旨在回答我们自己是否机器的问题。如果人类认知的创造性方面可以为计算机所把握，那么，自然可以说我们实际上是机器。第二个理论上的理由是让那些认为逻辑永远被排除在创造性情感世界之外的人住口。至于实践上的理由，在于能与人类在需要创造性的领域并肩工作的机器本身就拥有巨大价值。(18) 生命以自我更新为要旨，以创造作为自我更新的极致，将文学创作当成创造的精神激励，以人工智能开发作为文学创作的新突破口。以往，文学作品被认为有其生命，作家被认为有文学生命，文学被认为是“不朽之盛事”。如今，人工智能被认为宛如生命，人工智能所生成的作品被认为是准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开发者被认为是人类潜在的掘墓人，人工智能时代被认为是人类的涅槃时代。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精神、创造能力最全面、最辉煌的表现，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工智能也许是人类创造精神、创造能力最杰出、最有前途的传承者。 3.似能性与作用性 所谓“似能性”是指人工智能在特定情境之下具备类似于人类能力的表现。如果伊们可以将不同能力结合起来，以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那么，就可以说具备了某种才能或才干。在历史上，人类正因为擅长发展和组合不同的能力，才将自身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不仅适应环境而生存，而且对所处的环境产生显著影响，以至于当今时代在地质学中被称为“人类纪”。这种影响便是所谓“作用性”的表现。迄今为止，人工智能还没有独立意志，对于环境的影响还只能通过人类实践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伊们的能动性仅仅是“似能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用性”。以文学创作而论，人工智能还无法自行确定创作目标、规划自己的创作生涯，因此也谈不上为实现上述创作目标去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即使相关软件运行在超级计算机上，一旦断电，就只能停止工作。现在还没有文学程序可以因为要创作就自行寻找并接通电源，更谈不上有目的地发展为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储备必要的知识、接受充分的训练。当然，这种状况或许会因为奇点到来而根本改变。至于奇点本身的含义，也许不只是人工智能在智商上超过人类，还可能包括下述内容：伊们有了自身需要，因此为满足上述需要而行动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到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形成可以和人类相比的情商；将上述努力由个体的、偶然的行动变成集体的、精心规划的奋斗，形成可以和人类媲美的德商。到了这一地步，才说得上人工智能真正具备“作用性”，亦即可以在环境中打上自身的烙印。 广义文学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重在共享社会经验，以创新为特色，以对人或事物产生影响为旨归。狭义文学则具备憧憬性、虚构性与创造性。人工智能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可否因为形成对未来的预见而拥有憧憬性，因为能够将现实与想象区别开来而领悟虚构性，因为自身具备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演变历史而具备可与人媲美的创造性？如果这三条都能实现，那么，人工智能完全有条件根据自身需要(而非人类需要)从事文学创作。不过，目前这还只是某种猜测而已。假使上述情况真的出现，人类作家是将人工智能当成自己的孩子，认为伊们是芝兰玉树而欢欣鼓舞，还是将人工智能视为自己的对手，认为伊们是妖魔鬼怪而痛心疾首？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倘若说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话，那么也许有一条是相对确定的：人类作家和机器作家之间的互动是人为进化的缩影，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领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如何塑造社会，将运用工具制造工具作为其类特性的人如何因为工具异化而改变自身。 时至今日，围绕人工智能最新技术、最有效应用的竞争已经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课题。它成为国家层面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围绕文学创作的竞争过去早已是关系到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如今牵涉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话语权、主导权的竞争。因此，对于有关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探讨，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在未来社会中，存在这样的前景：人类不仅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竞争，而且必须和自己所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竞争(甚至是决一雌雄)。如果这一天果真到来的话，那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将在新的背景下显示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