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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身在传统之中


    在我家乡的许多楚墓里,都能找到“告地书”。所谓“告地书”,即是阳间之人为死者前往阴间世界所写的介绍文书,字字句句,往往视死若生,今天读来,仍然令人为之深受触动:它们如此服膺于天道和正统,却又如此美而自由;与“告地书”诞生差不多同时,屈原写出了《天问》,我们同样会发现,一如“告地书”,在那么久远的年代里,一个人便持续对上天展开了发问与倾诉,在其中,疑惑有之,迷乱有之,但天之高远与人之热望更有之,一如里尔克所言:“如果我叫喊,谁能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这便是创造。我们的传统,从来不是死水一潭,而是充满了挑战和冒险,今日里被我们供奉的经典,在它诞生之时,无不是大闹天宫的产物——在屈原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发现还有人像他一样去将香草比作美人,以此开启以物喻人之传统,但是,自屈原之后,太多字词和物事都未能入诗,即是说,诗与生活,并未能真正合二为一,直到杜甫出现,无数普通人的影子和生活,才在诗歌里得到了命名和证明,并以此构成了新的传统,也因此,我们得以发现:传统之为传统,正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获得新生。
    而今正是重新拥抱传统之时。当此之际,在西方现代文学传统与中国人的生活相结合如此之久后,在我们的文本中,那些能够真正印证此时此刻中国人面目的典型人物,仍然少之又少,我们甚至有可能发现,太多此时的感受与体验,太多我们所亲近的同路人,在大量的文本和叙事范式里是无法安放得下的,仅以中国式的情感为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如何安放?“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如何安放?而这样的情感体验,在我们的今日遭际中,可有一朝一夕一时一刻曾经断绝过?
    船山先生王夫之论诗之时,尤重“正统”二字,在他看来,《古诗十九首》便是正统,它们好就好在知耻,在我看来,这“知耻”所强调的,其实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伦理边界,《古诗十九首》如此深切、正当而新异地肯定了日常生活,当然体现了创造的力量;而另外一面,它们所展现的日常生活,既是人伦,更是天道。如果逾越了这样的人伦与天道,那便是不知耻——是的,在今天,再次回到传统之中,寻找到挑战与冒犯的勇气,重新激活今日的生活和词汇,这绝不仅仅是在进行美学上的创造,而是通过这些创造,我们得以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紧迫的关口,又一次去分辨、明晰和建立了我们的伦理边界。
    何以重新拥抱传统,并且寻找到它最动人的力量?朱熹曾说过“充实”二字,所谓“充”,就是尽可能去扩大自己的生活场域;所谓“实”,强调的是尽可能地去及物,让命运帮助你验证和挑选出属于你的词汇。而这条路正是屈原和杜甫走过的路,也因此,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父亲”。唯有成为“父亲”,生下儿女,去命名,去抚育,我们才能配得上继续去做传统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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