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中的“变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34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刘颖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阐释学的“视阈融合”理论和“变译”之间的相通性证明了变译就是一种视阈融合，“变译之‘源’”“变译之‘变’”和“变译之‘策’”三方面的条分缕析将“变译”研究从方法上升到理论，这个过程证实了“变译”既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视域融合”的结果，这种经理解阐释阻断之后的“变译”是“文化融合”和“语言融合”后的一种“视阈融合”，是实现文本意义重建与文化重构的翻译主客体之间的“视阈融合”。 关 键 词：变译；视野融合；语言融合；文化融合 作者简介：刘颖，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昆明 6500091）。 “变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一度被视为旁枝末节难登大雅之堂，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笔者认为，阐释学理论的“视阈融合”与“变译”有相通之处，可以为“变译”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从而将其从语言层面的变译提升至文化层面的变译、哲学层面的变译。 阐释者“前见”的存在使得翻译终极目的在于“视域融合”，然而“视域融合”的“融合”带有一定欺骗性和蒙蔽性：首先，“融合”既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也可以作为一种目的，其次，“融合”并不等于彼此调和的完美状态，“融合”还可以表现为视阈“冲突”、视阈“重叠”，最终体现为文本原义的偏离，这就让“视域融合”与“变译”有了共通之处：“变译”是一种“视域融合”，“视域融合”也是一种“变译”。 此外，阐释学理论的“视域融合”将视域看作一个不断形成和交融的过程，以理解和对话的方式实现了阐释者与文本视域的“融合”，全新视域的形成再一次印证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本质；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语言融合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只有从语言、文化和哲学三个层面同时入手，不偏颇于任何一方的辩证理性探讨才能为研究翻译中的“变译”提供客观的理论基础。 海德格尔认为翻译就是转渡，最终目的在于“表达出词语背后的‘道说’。‘道说’的靶语表达就是转渡的彼岸目的”。①“转渡”这个提法耐人寻味，作为方式也作为目的的“转渡”既可以构筑翻译与阐释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解构翻译与阐释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渡”就是视阈融合后的“变译”。 “转渡”过程中阐释者无法避免偏离“彼岸目的”，极可能发生“变译”，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变译”又是阐释者与文本发生“视域差异”的过程和结果，表现为语言融合过程中的语言差异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然而，经阻断之后的“视域差异”同样可以创造全新视域，同样具有“文化融合”的重要价值，同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本再创造”，同样可以达到“求同存异”的翻译目的。 一、变译之“源” 从哲学层面分析，翻译的“变译”在于“视野融合”过程中的视域差异；从文化层面分析，在于“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从语言层面分析，在于“语言融合”过程中的语言差异。可见，无论是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还是哲学层面的“变译”，最终以“差异”方式加以表现，具体体现无外乎“直译”“意译”“归化”“异化”。 翻译过程虽然经历了“从异到译”“从译到异”“求同存异”的三个发展阶段，然而对“异”的研究从未停止。笔者认为，“异”就是翻译的根源，“异”就是变译的根源，针对“异”的各种探讨都是为了寻找“视域融合”的融合点。因此，翻译就是“求同”和“存异”的矛盾统一。一方面，“同一”的语言在“他者”语言中得到阐释和创造；另一方面，“同一”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到理解和延续。 （一）从“直译意译”到“归化异化” “归化异化”引入国内之前，我国翻译策略的探讨一直集中于“直译”和“意译”。从汉代支谦的“文质之争”到20世纪上半期鲁迅和梁实秋的直译意译之争，争论焦点围绕语言层面展开，这种翻译方法和策略的探讨虽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但囿于语言层面无法进一步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归化异化”之争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翻译研究“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②的“异”，进而实现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 “直译意译”到“归化异化”始终作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罗选民以大小写区分了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张智中将二者区别归结为“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异”；王东风强调“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③笔者认为，这种“得失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阐释者与文本的“视域差异”。 从具体操作看，“直译意译”与“归化异化”相互补充互为表征；从理论价值来看，一味纠结于“直译意译”只会禁锢思想，停留在语言层次的探讨无助于文化意义层面的提升，“归化异化”从文化、政治的高度对翻译进行探讨，将微观研究转而成为宏观把握。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归化异化”并非二元对立，相反，这两个概念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二）从“求同”到“归化” 传统翻译活动中的“求同”倾向为对普遍性的追求，即追求原作的忠实，这与最初翻译定义强调“意义”的语言性和追求“对等”的标准密不可分。 “翻译就是翻译意义”的“含意本体论”体现了“语言共性”“求同”和“普遍性”。奈达的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功能对等围绕着如何追寻恒定不变的意义。从具体操作上看，奈达的对等理论就是归化论：理想译文的标准是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产生相同反应，这种让译文读者安居不动的做法就是“归化”。 奈达之后，翻译的研究重点长期集中在语言层面的“对等”，无法跳出视野的局限性。实质上，从语言层面追求“对等”近似一种真空状态的理想境界。与此同时，翻译标准也被引向“忠实”——译文依附原文、从属原文、忠实原文。然而，一旦过分追求“对等”的“求同”，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以“归化”方式悄无声息地抹杀，翻译过程对源语语言文化的借鉴创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背离了翻译作为语言文化交流的初衷。因此，如何把握“求同”的度对译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如何通过研究“求同”的“归化”才是翻译作为文化交融的真正目的。 （三）从“存异”到“异化” 德国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提出“翻译是对异者的考验”，④翻译在于让读者接受原汁原味的异质性。德国翻译家施莱尔马赫提出“作者安居不动”和“读者安居不动”的两种方法。⑤韦努蒂将施莱尔马赫的提法进一步提炼为“异化”和“归化”，“归化是一种本族中心的做法，把异域文本带向译入语的文化价值；异化是一种去本族中心的做法，尽可能地保留原作语言、文化的差异性”。⑥因此，译者尊重源语语言及文化的做法就是“存异”，“存异”势必贬低否定“归化”，进而褒扬抬高“异化”。 “存异”与“异化”的进步性在于，以“异”的眼光平等看待翻译，既可以看到他文化的差异性，也可以透过他文化审视自身，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实现了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 “异化”翻译首先表现为语言之“异”，可以潜移默化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而影响语言形式发生根本变化；“异化”翻译还表现为文化之“异”，以语言差异为基础的文化差异与全球化的理念正好相反，是一种多元化的本土化的文化保存和文化传播，达到了翻译的求同存异的文化交流目的。 从“直译意译”到“归化异化”，从“求同”到“归化”，从“存异”到“异化”，翻译中的“异”始终存在。归化和异化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同时，归化和异化还是一对相互转换的动态概念。随着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一种语言相对于另外一种语言的“异”，一种文化相对于另外一种文化的“异”都在发生变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翻译的根本任务在于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义，是一种追求“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统一，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理论和具体实践，恰恰体现了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总而言之，翻译就是“求同”和“存异”的矛盾统一。一方面，“同一”的语言在“他者”语言中得到阐释和创造；另一方面，“同一”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到理解和延续，这才是归化、异化存在的真正意义。 二、变译之“变” “变译”以“译”为方法，以“变”为结果，因此，对于变译之“变”，即视域差异如何产生、演变、影响，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笔者将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过程的分析入手，研究如何引起变译之“变”。 （一）从原文到译文 人们对翻译最初的直观认识就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化过程，体现了翻译的最基本的三元关系：⑦ 1.原文—译者—译文 作为翻译界最早认可的基本模式将翻译过程简单分解为：对原文的分析，对文本的转换，对译本的再造，这种模式并未考虑翻译操作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完全忽视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作用。 2.原文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译作作者 这种模式开始强调作者和译者的作用，同时还注意到译者兼具读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较之前的三元关系有了很大改进，缺点在于将翻译视为线性的单项关系，没有看到翻译的多维角度。 3.原文作者→原作←译者作为读者←→译者作为作者→译作←译作作者 这种模式区分了译者作为读者和作为作者的双重指向，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然而还是没有充分反映翻译中的复杂关系。 无论翻译模式如何演化，翻译的三个因素必不可少：作者、作品和读者。三种关系对应了三种理论：作者意图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笔者认为，“变译”理论的提出与这三种理论息息相关，只有当翻译不再执着于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时，翻译意义才可以凌驾于三者之上。首先，按照阐释学的“前理解”，原文作者和作者意图都属于人的特定“前见”，“前见”决定“视域”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从这个角度看，原文作者意图从一落笔就注定被“误读”或者“变译”；其次，根据索绪尔能指和所指的区分，言与意之间的指向不一造成“变译”；最后，从阐释学的历史性理论分析，“理解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宣告了重建作者原意几乎是不可能的”。⑧ 因此，从原文到译文“失去的”是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图，从原文到译文“得到的”是阐释者的意图。看似简单的“从原文到译文”过程，实则经历了三种复杂的转换关系： 1.源本→释本 译者的翻译就是“源本”基础上的语境化阐释，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此源本是经译者主体性阐释生成的文本。由于不同译者的不同生活经历、审美倾向、思想意识，所以最终大脑生成的原文再现文本也会有所不同。从“源本”到“释本”，体现为阐释者受到自身“前见”的影响，原语文本在“阐释者视域”产生第一次改变。 2.释本→滤本 译者以“释本”为基点创造译语文本，而作为中介者的译者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阐释者，译者的阐释一方面打上无形的社会文化历史烙印，同时译者还必须有意进行自我审查，采取文化过滤等手段，最常见的就是“增、删、改”等具体措施。从“释本”到“滤本”是译语文本发生的第一次“视域融合”。 3.滤本→译本 经译者自我审查过滤后的文本，还面临各种出版发行要求直至返回修改到最终成文，这也是“视域融合”的另一种表现，只是这次“视域融合”以诗学为导向，以赞助者和译文之间发生的“视域融合”。 这三个过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每一个过程中都在发生变异，本质上就是“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 （二）从变通到变译 从本质上说，翻译是语言层面的文化改写和文化协商。两种不同文化的转换经历从碰撞到妥协、从消化到接受的过程。作为协调的阐释者，首要身份就是两种文化的中介，对原文进行文化解读和价值评判，然后再对译文进行改造和变通，这就是文化改写，经变通阐释后的译文才能负载原语的语言文化意蕴。 “变译”概念出现之前，国内外翻译理论对于译文“不忠”最常用的概念就是“变通”，这种“变通”和“补偿”在黄忠廉将它上升到理论高度之前，就是一种具体操作上的变通，以“变”为手段，以“通”为目的，先变后通，有变才通。 刘宓庆认为“变通是对语际转换非常规条件的某些经过权衡的解决方法或对策”，并将其细分为13项；⑨黄忠廉将变通手段分为“增、减、编、述、缩、并、改”。⑩“变通”概念的细分经历了从操作性到系统性的升华，总体还是停留在感性层面，虽然没有上升到理论，却为变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点。从本质上看，微观上的变通或者宏观层面上的变通提升到理论层次都属“变译”。 （三）从全译到变译 “全译”地位始终不曾动摇，“变译”长期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变译”的“变”在“全译”的基础上产生。 “变译”理论雏形是黄忠廉2000年提出的“翻译变体”；2002年“变译”基本自成体系。近十多年中“变译”概念经历了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变译”定义经历了逐步完善。变译概念的完善同时也丰富了“全译”的概念。从“全译”和“变译”两个概念的发生时间来看，“全译”虽然长期占主导地位，但直至“变译”异军突起，“全译”概念才应运而生，(11)证明了“变译”理论对于“全译”的互补性。 豪斯提出的“文化过滤”也捕捉到了“变译”之“变”，“文化过滤实质上就是语言规范过滤器，文化过滤支持译者以译语读者的眼光来看源文，并根据译语习惯来规范源文的实际需要而采用的捕捉双边语言—文化共同体在期待规范和文化约定方面差异的手段”。(12)笔者认为，豪斯的“文化过滤”就是以“变”的形式实现“语言过滤”，变译对翻译过程中译语语言文化的跨文化交际力的强调，就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视域融合”，就是一种满足读者阅读期待的“视域融合”。 虽然从目前看来“变译”定义并不统一，然而“变译”及其概念外延的增加有利于完善翻译理论，丰富学科领域，对整个翻译研究具有创新变革的意义。 三、变译之“策” 通过梳理变译之“变”与变译之“源”，证明了作为阐释的“变译”已经在理论构建上达到基本范畴的延展，在方法实践上进行经验层面的探索，同时是一种辩证客观的阐释学思维方式，阐释者与文本视域对文本“意义”进行的重建，以理解、阐释和对话的方式最终体现为“创造性叛逆”的“变译”，“作为一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表征，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文化是如何理解并误读另一种文化以及两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融合”，(13)作为一种语言碰撞和融合的表征，展示了一种语言以变译的方式如何丰富并延续另一种语言。 这种“变译”以阐释学相关理论为理论框架，具体操作上主要以“增益”“减修”和“变异”作为变译之“策”。 （一）增益 文本的召唤结构指“作品文本中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能促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赋予本文的未定性以确定的含义，填补本文中的意义空白，从而实现对意义的解读”。(14) 从阐释学角度分析，“文本的召唤结构”在于文本的确定性和不定性、封闭性和开放性使得文本意义悬空，而这种空白意义的建构过程就是一个将“不定性”进行确定的填补过程。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对文本的重新解读；对于译者来说，这是一个对译文的增补阐释，也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变译”，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增益”，包括从底层结构到表层结构中某些省略成分的填补，也包括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由表及里的还原。 具体来说，增益根据上下文语境，以原文为出发点，在译文中增加补充必要的语言单位，以“填补语义”“化隐为显”“衔接语义”作为具体方法，实现语义明确，行文流畅，合乎习惯表达，努力追求与原文相似的修辞效果和审美体验。 增益，以“增”为方法，以“益”为目的，以“增形不增意”为原则，把握“视域融合”的“变译”之“度”，可以分为三种： 1.填补语义：从语法角度上的增益，将源语与译语转换过程中省略或缺失的语义进行补充，有利于译文完整，有助于读者理解。 2.化隐为显：从文化角度上的增益，将源语内隐于文本的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文化语境迥异的译语读者，这种将处于意义真空的富含文化信息的文本，通过增益的方式化隐为显地传达给读者，对译者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尤其彰显其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 3.衔接语义：“从逻辑角度上的增益，从语法、句法或修辞上的增益，使其衔接自然，符合读者阅读习惯”。(15) （二）减修 翻译就是原文的理解和阐释。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分解了整个翻译的过程：实现理解需要两种视域，分别来自文本视域和阐释者视域。翻译过程发生第一次理解和阐释，就是文本视域和理解者视域之间的“第一次融合，这次形成的视域……是两种视域交融产生的新视域”。翻译进行更深层次的阐释，“使第一次融合后形成的新视域又一次发生变形，使得第二次融合后形成的新视域既不同于第一次融合后形成的新视域，更不同于原作视域；既不同于译者视域，更不同于作者视域”，(16)跨越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多重障碍下“视域融合”最终造就了意义的重生，“视域融合”的过程就是翻译反复进行取舍的过程，由于阐释者自身“前见”所限，或者为了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文本中模棱两可的部分选择减修甚至舍弃时有发生。 翟理斯在《古文选珍》译序中明确说明其对典故和人名的省略不译，这种看似翻译过程中表层语言符号的删削，实则是阐释者无法承受的文化之重，也是读者无法接受的语言之重。这种“删除”就是阐释学意义上的“减修”，翻译中被减修的内容包括典故、人名等。 单纯的“减”，无法准确表达通过这种方法想取得的效果，所以笔者借用钱锺书“删削之而不伤其性曰‘修’”(17)的“修”，将“减”限定为“减修”，强调根据语法、逻辑、修辞的需要，在译文中删减和修整一些不必要的语言单位的方法。 减修，以“减”为方法，以“修”为目的，以“减词不减意”为原则，把握“视域融合”的“变译”之“度”，减修的方法虽不如增益详细，但也很重要，分为以下两种： 1.语法减修：借鉴了奈达的减译原则，“如果重复的部分能够增强表达的力度，便可以在译文中保留重复；如果重复的部分只是会引起误解的赘述，就可以将其去除”。(18) 2.化显为隐：“将原文中明确的信息变为内隐的信息”，(19)以达到翻译上更贴切的对等，如诗歌翻译、成语翻译或俚语翻译。 为了避免减修过程中出现“过犹不及”，刘勰的“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也可作为指导原则。 （三）变异 “变异”作为翻译方法经常被人诟病，这与翻译“对等”概念长期占统治地位不无关系；此外，与前两种方法相比“变异”中“变”的内容更多，“变异”甚至成为“误读”或“误译”的案例，这与“变异”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在此不再累述。 “变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翻译之“异”，即语言差异、文化差异、视域差异。差异越大，翻译对等的可能性越低，“变异”可能性越大。因此，作为“变译”的“变异”比“增益”和“减修”更难操作：首先，变异必须充分理解原文，发挥译者主体性，将文本视域与阐释者视域进行“视域融合”，这种以“变异”为形式的“视域融合”很难把控，稍不留意就成为“视域差异”；其次，变异是对传统翻译“对等”标准的挑战，译者仔细斟酌变异之前的“对等”并权衡变异之后的“不等”。 变异，作为一种方法，就是针对常规语言的一种偏离，即偏离人们所公认的标准模式，如语法、句法、修辞等方面的一般规则。变异，就是以“变”为方法，以“异”为结果，这种“异”往往对语言文化起到一种创新的促进作用。 变异分为两种： 1.词汇变异，具体表现为创造新词和词类转换。这两种办法在诗歌翻译创作中司空见惯，译者对于词汇变异的处理能力，往往决定诗歌译文是“误译”还是创作性的翻译。 2.语法变异，“一般发生在语法的表层结构……使用通常不用的过于复杂的语法结构或明显的不合语法的句子”，(20)更有甚者完全违背语法规则，是一种彻底的标新立异。 变译中的变异，就是翻译中最典型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的一种主观艺术创造，是译作对原作的创造性背离。 变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异质因素“激活译语文化的因子”。(21)这种“激活文化的因子”，就是“变译”对语言层面的不断创新、对文化层面的不断延展，最终成为读者审美体验的不断更新，成为文学翻译的再度创作。 “变译”的“创造性叛逆”对于译语文学产生扩张性的影响，以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最具代表性，他的诗歌翻译创作就是典型的诗歌“变译”：除了语言极度简约，庞德独特的“阐释者视域”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视域”的“视域融合”下成就了平面意象立体化的“意象叠加”，明晰了意象之间的立体层次关系，重建了古典意象的全新意义。庞德诗歌翻译“变译”的成功，再一次印证了巴斯奈特的观点——“诗者，译之所得者也”。(22) 笔者认为，“变译”看似只是一种变通的方法策略，实则是文学翻译过程中的重新建构语境，这种差异性与同一性的融通之后的“变译”，是文本意义的重建和衍生，以“创造性叛逆”为形式实现语言融合和文化融合；这种以理解、阐释和对话为手段的“变译”，是文学翻译的主体与文学翻译的客体之间“视域”的互动，是阐释与文本之间“视域”的嬗变，是语言张力与文化冲突不断磨合之后的创造，是借翻译实现“二度创作”重组的“后起的生命”；这种长期被忽略的“变译”，以重构语言的方式进行文化融合和意义重建，这种“视域融合”后的“变译”有破有立，变中见通，通中见创，以创达变。 最后，借刘重德“入于诗，出于诗，只见诗，不见人”(23)的译诗领悟，希望通过借助阐释学“视域融合”理论下对“变译”的研究达到“入于译，出于译，不止译，且见文”的文学审美和文学创作的理想境界。 ①胡兆云：《美学理论视野中的文学翻译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第40-41页。 ②张小曼、胡作友：《归化异化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学术界》2009年第5期，第79页。 ③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第24-25页。 ④张志清：《异化翻译思想探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1页。 ⑤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5,pp.19-20. ⑥蒋童：《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9页。 ⑦参见栗长江：《文学翻译语境化探索》，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138页。 ⑧陈大亮：《从原文到译文的得与失》，《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127页。 ⑨张永中：《文化视野下的变译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⑩黄忠廉：《变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07页。 (11)周领顺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中通过对“变译”的分析进而提出“全译”的概念。 (12)House,J,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A Model Revisited,Tubingen:Narr,1997,p.70,71. (13)刘小刚：《创造性叛逆：概念、理论与历史描述》，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6页。 (14)胡兆云：《美学理论视野中的文学翻译研究》，第180页。 (15)黄忠廉：《翻译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5，43页。 (16)朱建平：《“视域融合”对译作与原作关系的动态描述》，《外语教学》2009年第2期，第97，99页。 (17)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46页。 (18)卜玉坤、王晓岚：《基于功能对等理论的中国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1期，第88页。 (19)卜玉坤、王晓岚：《基于功能对等理论的中国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 (20)周玉忠：《英美文学&翻译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18页。 (21)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22)Bassnett Susan,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74. (23)刘重德：Ten Lecture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18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