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凝聚着学者们的目光。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国际比较文学的“多元文化转向”，“世界文学”再次成为热门议题，世界文学热又重新来袭！歌德的理想似乎日渐成为现实。在中国，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众多世界文学读本的中译本在中国出版，“世界文学”也多次成为国内比较文学会议的主题。1997年，我国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截至2016年10月18日，在读秀数据库中以“世界文学”为题名关键词的中文书籍多达3959种；在中国知网上，以“世界文学”为主题词的论文多达73341篇，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论文数量逐年上升，到21世纪，每年都有数千篇讨论世界文学的论文发表。可以说，世界文学正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学界兴起了世界文学的研究热潮。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大多数中国学者都在呼吁世界文学的到来，期待中国文学可以早日融入世界文学的语境。世界文学语境下的研究和创作实践也出现兴盛景象，许多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内容置于世界文学的视域之中，许多作家展开了面向世界的写作。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世界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确定无疑的、饱受赞誉的概念，在西方，比较文学家从未停止对它的质疑，甚至是责难。
在大力提倡和引介世界文学的时候，在呼吁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之际，我们显然不应该忽略这个概念可能携带着的危险基因。本文将关注那些质疑“世界文学”的论述，对世界文学在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逐一作出阐释。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学者的文献资料，发现世界文学在西方学科设置和教学中的真实状况，并提出世界文学常见的三种定义；其次，从三种定义出发，依次从实践能力、文化霸权、和未来发展等角度分析“世界文学”遭遇攻击的原因；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学界“世界文学”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面目尴尬的世界文学
尽管在国内，“世界文学”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学科地位，但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世界文学仍然处于尴尬的境地。奇妙的是，尽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尽管世界文学已成为比较文学绕不开的议题之一，尽管大多数关于世界文学的论文都是由比较文学学者撰写的，但对于世界文学的敌意和攻击，大多都还是来自比较文学学者。
大卫·S·格罗斯在文章中提到了世界文学的尴尬位置，他称世界文学没有取得像比较文学一样的学科地位，更多时候仅仅指的是英语系开设的一系列课程，从属于英语系。这与世界文学在国内的境遇大相径庭。而就算是仅仅作为一门课程，世界文学仍然饱受非议。约翰·皮泽提到世界文学课程的遭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世界文学课程骤然增加之时，学者们对诸多现象感到不满，几乎没有受过比较文学训练的英语系教授在讲授世界文学课程，这使得文本充满不稳定性，并且这类课程过于宽泛，范围缺乏起码的界定。”在大学之外，一些中学也尝试开设世界文学课程，约翰·R·巴恩斯指出，这类课程所教授的世界文学作品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兴趣来选择的，同样，范围也极其不确定。他拒绝将世界文学视为一门严谨的学科，而仅仅同意将其视为一个研究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对于世界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和质量充满怀疑，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对于世界文学的归属持抗拒态度。“比较文学学者一贯以来,对‘世界文学’作为一门课程持厌恶情绪。”“大多数美国学者拒绝将教学层面的世界文学纳入比较文学体系。”维尔纳·弗里德里希认为一部分针对世界文学的攻击来自“心高气傲的比较文学学者”，他们“坚称经过英语翻译后的世界文学不是比较文学,它必须被限制在大学本科的教学范围内。因此他们看不起世界文学课程并拒绝使其合理化。”这种态度突出地表现在比较文学协会最早的报告中。
1965年的“列文报告”要求区分作为本科课程的世界文学和作为研究生学科的比较文学，因为比较文学学科显然具有更严格和专业的要求。1975年的“格林报告”认为在比较文学课程中，不接触原文而仅仅凭借翻译进行世界文学的教学，会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这样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而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甚至忽视了世界文学领域。在学科归属上，世界文学是一个面目尴尬的流浪儿，屡屡被比较文学拒之门外，时常有被除名的风险。
由此可见，在西方学界，世界文学没有成为一门标准意义上的学科，而作为一门通识课程的“世界文学”，也没有摆脱过非议之声。世界文学的尴尬就体现在它的不知所措之中：试图成为一门学科，却不曾达到学科要求的标准条件；试图成为一门课程，却饱受攻击；试图进入比较文学领域，却颇受排挤。
这一切与世界文学概念的不稳定有很大关系。自诞生之日起，“世界文学”就从未成为一个既定的获得共识的概念，在争议尚未结束之前，由于缺失合理的界定和研究方法，作为一门课程和学科的世界文学必然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这注定会引起教学和研究中的诸多问题。
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设想，但并没有对其概念作出具体的界定。随后歌德的后来者们不断提出新的理解并试图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使得这个名词携带着多种层次的含义。进入20世纪，学者们普遍发现单一的解释已难以覆盖这个词语的多种内涵，于是他们往往会提出多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这些学者们当中包括勒内·韦勒克、迪奥尼兹·杜里辛、大卫·达姆罗什以及中国学者查明建、王宁、潘正文等等。
总体上看，“世界文学”有如下几种含义：第一，各民族和国家文学一般意义上的总和；第二，各民族和国家文学的经典杰作，历经时间淘洗而为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读者所喜爱；第三，一种体现了世界意识或跨文明交流的特殊形式的文学或者研究方法。
这里所罗列的定义显然不是全部，却是在中国学界较为常见的几种。这三种定义也在逻辑上达到了逐层递进、从数量到质量、从被动累积到主动研究的转变。目前有关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基本上没有超出以上这些定义的范围。
这些定义可靠吗？如果仔细考察每一种定义，人们将发现每一种都疑点重重，在大力提倡和引介世界文学的时候，在呼吁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之际，显然不应该忽略这个概念可能携带着的危险因素。下文将关注那些质疑“世界文学”的论述，按照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依次展开讨论。
二、作为“总和”形态的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作为“各民族和国家文学一般意义上的总和”，是在时空层面上形成的定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的支持者试图将一切时空中产生的文学容纳进一个统一的综合体中，不分民族，不论优劣。这个定义意在突破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界限，空前扩大文学的研究视野。
这个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是等同的。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当世界文学被用来指称“各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时，往往可以被其他词替换。安德斯·彼得森称他在研究时不会使用这个术语：“例如，我提及所有文学时，我用‘文学’一词而不用‘世界文学’……我并不是想禁止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只不过我觉得，在更具理论要求的语境中，用这个术语不是特别合适。与‘文学’不同，人们可以轻易做到不去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术语。”于是彼得森希望用“跨文化文学史”这一名称来突破世界文学的局限。笔者认为，当人们需要指称某个特定范围内的文学时，则加上“民族”、“国别”等修饰语。而对于作为全体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来说，任何为这个词语附加一个修饰语的企图其实都缩减了“文学”的范围，哪怕这个修饰语是“世界”。
要求世界文学撤换名字的学者大有人在。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认为“世界文学”这个名称不尽如人意。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是期望各民族文学统一而为一个巨大的综合体，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民族文学不愿放弃自己的差异性。而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选的“世界文学”，由于缺失对世界文学历史和变化的反映，难以满足学者的要求。因此他们认为，“总体文学”这个名称可能会更好些。在德国，施特里齐等学者甚至提出了高于比较文学的“世界文学学”的概念，主要研究一国人民固有的特性如何完成其对世界承担的“创造性使命”。还有人认为世界文学应该被文化研究所取代。
弗里德里希不喜欢“世界文学”这个术语，尤其令他反感的是这一术语的荒谬和出版世界文学选集的不明智。因为课堂和选集注定不能展示所有作品的全文和原貌。他认为，世界选集这种浮光掠影的摘录会加剧学生的困惑，关于作品的内容和诗性美无法在学生心中留下印象，“我们的工作就像写在沙上或水里。”对此，他主张以“优秀作品（Good Books）”课程取代之。
另一方面，过于宽泛的界定意味着世界文学者的实践能力将会大打折扣。在斯蒂芬•霍泽尔·乌利希眼中，世界文学“是那么不确定、受限和模糊，以致于难以确定切实可行的研究对象……在追求全球文学的过程中，世界文学的压力在于预测了要么是难以计数的阅读，要么是有争议的选取。”
纵览针对世界文学的诸多批评，我们发现，它们其实大都产生于世界文学的理想与实践之间无法弥合的巨大落差。世界文学，一个本该是最公正无私、最包罗万象的概念，在它实际的普及、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总是无奈地遭遇壁垒。事实上，这症结的根源仍然在于作为个体的研究者面对无垠时空的束手无策。面对着广阔的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学者们，其无力感来自于对难以把握的浩瀚时空的恐惧。个体研究者的力量终究渺小，以致于只能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小小一环之中。当有限的研究主体遭遇无涯的研究对象，只能以择取的方式进行研究才不致被吞没。J·希利斯·米勒指出了世界文学面临的三重挑战，其中，由于世界文学范围过宽造成的带有偏见的研究选择造成了“表现（representation）的挑战”，而由于个体无力掌握所有语言而必须依靠翻译阅读世界文学，难以避免被单一的国家学术文化所主宰，这造成了“翻译的挑战”。
当代世界文学所要求具备的基础意识是对不同文明下文学异质性的体认。但在某些学者眼中，这最基本的一点也是难以达到的，如威廉·阿特金森所遗憾的：“对某种文化作品的了解要求欣赏与我们不同的文化。可是，谁能做好充足的准备来鉴别太多不同时空下产生的文本呢？”目前学者们所建议的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难题。
就像埃里希·奥尔巴赫慨叹的那样：“愿我们拥有足够广阔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哪怕是这位最为天赋异禀的比较文学家，也曾引用马韦尔的这句诗来表达自己的著作不能尽意的遗憾。个体的局限与世界的广博，是世界文学面临的终极难题，也是世界文学者的哲学追寻。他们将短暂的自我投身于广阔的时空之中，以期能无限接近最光荣的那个终极理想——即使明知永远不能达到。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和它的研究者们或许天生具备着一种赫克托耳式的气质。
三、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
作为“经典”存在的世界文学相信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为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读者所喜爱。强调世界文学这一含义的学者较多，如苏源熙：“世界文学这一观念指的是一套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可的经典性天才作品。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会对这些经典心怀敬仰，作家或作品都应该从中汲取灵感。”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国际文学奖的评选和世界文学选集的编纂正是世界文学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
这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看起来符合情理，而在实践中则困难重重。既然名为“经典”，那么这是何人眼中的“经典”？“经典”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是谁树立了标准，又是谁潜在地操纵着评价？
世界文学受到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在实践中极易成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批评者们认为，关于世界文学经典的界定、对世界文学价值的判断以及世界文学概念的延展都容易被霸权所左右，在这个体系之中，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分别占据着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一些试图协调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关系的学者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必要的研究视野和胸怀，但这种被标榜的宽容态度，事实上在实践过程中难以真正达到。
阿米尔·穆夫提就在这个意义上警示人们，无论把世界文学视为一种概念组织还是一种超出文化起源地流通的特殊文学，都不能忽视这一概念所揭示出的正在发挥作用同时又被遮蔽的全球权力关系。
文化霸权带来的不平等关系首先体现在对世界文学范围的界定上。当我们谈到“世界”的时候，实际上谈的是什么？早在上世纪60年代，弗里德里希就提出世界文学是一个“专横和傲慢的术语”，因为多数情况下，它仅仅指代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文学。随后的施特里齐则认为“世界文学”这个术语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随着美国的崛起，欧洲中心主义逐渐被西方中心主义所取代。勒内·艾田伯不得不呼吁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将东方纳入世界文学的视域。如果说上世纪的世界文学的发展受到冷战格局的限制，那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这种状况是否有所改变？阿特金森指出，美国高校中的世界文学往往意味着翻译中的欧洲文学。“世界文学史是信息的金矿，但也存在各种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多多少少都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其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大约８０％都是用欧洲语言写的，方法上也不统一。”时过境迁，在当代的世界文学研究中，这种潜在的深层次问题仍然触动着比较文学学者的神经。
其次，文化霸权还成为影响文学价值评判的隐形力量。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的盛事，获奖者的作品被编纂为一套《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丛书》，但由于在获奖名单之中，欧洲之外的作家太少、女性作家太少、使用主流语言之外的作家太少，每一届诺奖的评选都会引起一阵指责。诺奖因此常被视作西方文化圈核心地带文学取向的体现。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常务秘书的贺拉斯·恩达尔认为形成统一的文学观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学概念，没有所谓的中立区域，也不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跨国界视野。”因而，普世的文学评判标准是不存在的。宇文所安暗示，诺奖的价值判断无视作品产生的语境和文化差异，这种忽视是一种相当老派的做法。而“许多国家必须遵守不是他们自己制定、而且在制定过程中没有发言权的游戏规则。”136
乔纳森·卡勒认为世界文学的问题在于它只选择“被认为”卓越的作品，而不考虑选择过程中的特殊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诺顿世界文学名篇选集》的编者之一莎拉·N·拉沃尔的一篇论文，可谓对卡勒的观点做了最好的注脚。她坦承世界文学选集的编纂有着潜在的等级体系和标准，同时也表达了世界文学选集无法达到“世界”预期的无奈。阿特金森进而称，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的标准是由欧洲和北美文本决定的。
文化霸权还在世界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潜在地发生着作用。劳伦斯·韦努蒂在进行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世界文学体系中主流文学传统由于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声望，居于主导地位，而从流文学则处于被主导和边缘的地位，它们的发展相对受到了限制。从流文学为增强自身文学资源，会翻译主流文学的作品，而主流文学传统则较少进行翻译。这种跨文化关系“在任何历史时刻都不仅仅是不对称的，而且也是有高下等级之分的。”
文化霸权的效力使得世界文学日益偏离它的初衷，它使得各种文明不是更加多样而是更加趋同。弗朗哥·莫莱蒂声称世界文学体系是西方文学全球性同一化的结果，对于非西方的文明来说，世界文学体系是一场消弭差异性的“波浪运动”。而在西方文学内部，文明的多样性则以“树状结构”保留下来。布鲁斯·罗宾斯在《比较的世界主义》中提到了这样的顾虑：“当比较的国际范围突然戏剧性地扩展到欧洲之外的地区，在看似最民主的意图后面隐藏着危机，将被重新创造的是过去‘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和/或更古老的特权庇护下的偏狭。”笔者认为，在世界格局尚未达到平等的理想时，就一定存在着世界文学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由中心区域所主导着的话语权，必定会在鉴别世界文学经典和进行世界文学批评时产生偏颇，从而巩固自己的强势地位。这种运动不仅是不公正的，更是暴力的。被掩护在文化霸权之下的文明，显然在世界文学中具有明确优势。
在那些敏感的学者眼中，受到霸权控制的世界文学无疑是危险的，这危险同时波及到了比较文学，使得这门学科陷入萎缩的危机之中。在《一门学科之死》中，斯皮瓦克谈到了世界文学选集的生产方式，并其视为比较文学学科在美国经历的一场巨变：“（世界文学选集）市场是国际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台湾地区还是尼日利亚，都会通过美国汇编出的英译本来了解世界文学。既然已经实现了建制化，这种全球教育市场就会需要教师。很有可能，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专业将承担起这批师资的培训任务。”斯皮瓦克谈到了世界文学选集经由美国高校教师们编纂、由美国学者翻译注释、再由美国出版商出版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将通过这样的选集来了解世界文学，而比较文学学科正在为这样的活动培养学生。她由此为比较文学深深担忧，并呼唤一门新的比较文学的诞生。
德扎拉·卡迪尔甚至将世界文学视为比较文学与恐怖政权合谋的产物。从《恐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的篇名来看，卡迪尔对“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进行了大胆的反讽。他认为帝国霸权的崛起与世界文学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巧合。他敏锐地看到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例外主义和模块化个体正在逐渐蚕食和取代差异性。到那时，世界文学将“工具化为新的殖民侵占和帝国主义涵摄”。而对此，比较文学无法维护世界区域间的安全距离。卡迪尔因此对世界文学抱有“宁远而勿近，宁愿个体化而不集体化，宁愿唯己论而不共享论，宁愿不可沟通的争辩也不对话”的态度。
接受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定义，意味着我们同时需要接受对于经典的评价标准；向世界文学靠近的努力，意味着我们逐步靠近在它背后无声运作着的权力系统。以最为普世和宽容的面目出现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可能操持着潜在的权柄，行使着不公正的权力。这样看来，世界文学也许就不再是理想之中那个开放怀抱、一视同仁的乌托邦，而可能是强势文明的俱乐部。
四、作为一种特殊文学或研究方法的世界文学
前面两种定义的缺憾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因此，新时期的学者在为世界文学下定义时更加审慎，或者提出多重意义上的概念，或者将其视为一种体现了世界意识或跨文明交流的特殊文学或者研究方法。
丹麦学者麦兹·罗森达尔·汤姆森将世界文学定义为一种“范式：既包含对国际经典文学的研究，又包含对全部文学种类进行探究的雄心与兴趣。”莫莱蒂将其视为一种“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研究对象。达姆罗什则否定了将世界文学视为一套经典的做法，转而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认为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王宁将世界文学的第三重含义界定为“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
这些概念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前文提到的那些争论暗礁，试图在抽象的层面上推进世界文学，看起来确乎无懈可击。可是，这些对世界文学的表述，只是使得世界文学的面容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清晰，使歌德的理想更加遥远而不是更加亲近。这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极有可能脱离普罗大众之口，成为少数作为精英的研究者们才会使用的概念，这使标榜普世性的世界文学本身成为一种悖谬。同时，在深层次结构上，新定义的产生其实并没有解决世界文学的危机，世界文学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稳定性。
作为一门学科的世界文学暂时缺失特定的文本研究对象，世界文学特有的文本对象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指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学作品总和或是优秀文学成果，目前着眼于“世界”范围的文学研究，只能通过举例的方式提供论据，无法全面展开；如果是指一种跨文明的特殊文学，这些文本又早已被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所统属；如果是指具有世界视野的特殊文学和研究态度，那么大部分研究对象，都还没有超越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范畴。世界文学像是一个麻烦缠身的绯闻对象，在发展的每一步上都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打探和考量。除了来自反文化霸权者们的强烈抨击，世界文学还因研究方法不成熟、语言和文化单一、抹灭民族身份差异问题等受到非议。如果世界文学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冲破这些阻碍，那么一些比较文学学者将不对它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表达了对世界文学走向的担忧。
奥尔巴赫担忧世界文学的发展日益脱离了歌德所设想的轨道，因为当前单一的语言和文化正让世界文学远离它自己的理想：“那么，人就必须习惯生存在一个标准化的世界上，习惯于一种单一的文学文化，只有少数几种甚或唯一一种文学语言。那么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实现的同时又被破坏了。”他为语文学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式微感到痛心疾首。单一的语言往往象征着固定的标准和单一的文化，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将逐渐被忽视。而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与世界文学的初衷南辕北辙。
皮泽认为针对世界文学的大量非议“都源于其与比较文学紧张且往往界定失当的关系。”这些非议包括世界文学的师资缺乏良好修养、学科聚焦点含糊不清、课程调整只是为了迎合教授的需要而不是反映全球文化的广阔领域，以及最近人们对帝国主义和不相关性的指责。这些状况都会使得世界文学的发展充斥着非专业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导致大部分学者对世界文学报以很大的敌意。
世界文学的不稳定性还表现在相关研究机构的非专业性。阿特金森发现从世界文学选集编选者和世界文学专著的作者身份来看，他们并不是世界文学的专家，而往往是精通某一种语言文学的专家和比较文学学者。这样的情形下，世界文学缺乏由专业人员构成的研究机构，这对于试图成为一门学科的世界文学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即使是世界文学最积极的推动者之一大卫·达姆罗什，也在一场对话中表示今日的问题在于开放的世界文学存在着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今日新近扩展的比较研究领域中，确实仅有三个问题存在……这三个互相缠绕的问题就是，世界文学的研究很容易在文化上变得孤立，在语文学上破产，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同全球资本主义之最糟糕的倾向合流。
达姆罗什富有卓见地提出了这三个纠缠着世界文学的主要问题。事实上，当代所有关于世界文学的攻击几乎都与这三个问题相关。他尤其提到了今日世界文学的教学具有方法论上的幼稚（methodologicallynaive）、文化上的孤立（culturally deracinated）, 语言学上的妥协（philologically compromised）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可疑（ideologicallysuspect）。达姆罗什建议，要通过更多的语言学习（语言学层面）、合作性工作（方法论层面）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层面）来打破僵局。这样的建议显然是合理的，但它们究竟会在怎样的程度上改善目前世界文学发展的状况，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五、世界文学在中国
中国教育部于1997年设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正是要大力促进世界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然而，且不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尚未清晰，就被绑定在一起；且不说这一学科被划归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让“世界”之名成为一种悖谬；仅仅单看世界文学承载起了学科的重担，也足以让人讶异。融入世界的愿望被绘成一纸宏伟的蓝图，展示着未来的美好和诱惑，却也遮住了学者的眼睛，遮蔽了可能到来的隐患。
这种隐患首先潜伏在世界文学研究之中。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世界文学的概念尚未明晰的情况之下，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风险评估不足。作为一门学科所需要的专业研究机构、稳定的研究方法、特定的文本对象等等必要条件，世界文学几乎都不曾具备。世界文学未来的发展显然是不稳定和不明朗的，中国学者耕耘在一片名为“世界”的农园之中，不知何时结果、不知结出什么果实，也不确定果实是否已经变换了基因。
隐患还蔓延在面向世界文学写作的实践之中。宇文所安对中国新诗的批评曾经在学界引发轩然大波。作为汉学家，宇文所安表现出对“世界诗歌”的不满和对古典传统的怀念。以北岛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人，为了进入“世界诗歌”的门槛，与本国传统诗歌决裂,模仿西方文化进行创作，并让他们的诗歌经过翻译到达国际读者的书桌。这些诗歌被翻译为西方语言，被西方读者所阅读，并作出评价，从而让作者获得了国际声誉。因此世界诗歌从创作到流传，经过了模仿——写作——翻译——评价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西方文化霸权都渗透其中。宇文所安的抨击虽然无不偏颇，但无疑给当代作家敲响了一声警钟。当代作家所模仿的现代风格，究竟意味着一种普遍性的世界视野，还是某种特定文化？宇文所安警醒我们：“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了有普遍性的传统。”
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发轫可以追溯到晚近时期，是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下展开的，他们迫切希望借助西方的先进文化来拯救民族。引介的作品多来自实学方面，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也大多择取那些宣扬民族立场的作品，不少真正的世界文学经典则被排斥在外。与世界文学观所要求的从“世界”、“人类”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待各国文学相反,中国是从“民族救亡”的需求这一视野出发来引进外国文学的。因此潘正文认为，中国的“世界文学”观是以“逆向发展”的方式开始起步的。
这种心态至今还潜藏在中国学人的意识里。世界文学研究在中国学界形成的热潮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同步，这绝不仅仅只是历史的巧合。“世界文学”这个术语看上去具有的平等包容的意义是那么迷人，以致于我们迫切需要借助世界文学的东风，援引它为民族文学正名，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以期迅速合理地融入全球文化舞台。这已经不是在单纯的学术动机下开展的研究热潮，而是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顺应国家形势进行的一场学术运动。而掺杂了民族立场的世界文学研究，则反讽性地远离了世界文学的初衷。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兴起了世界文学研究热，国内学界不无跟风效仿。据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理想，与他阅读了中国小说（《风月好逑传》和《玉娇梨》）后产生的惊喜体验不无关系，这似乎使得这个术语与中国有了天然的亲近感，中国小说对于世界文学的这一催化剂作用也常被国内学界津津乐道。既然世界文学的诞生与中国不无关系，那么中国学者理应在这个话题上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度，这无疑给予了中国学者不少信心。
在当代中国，世界文学的研究热潮方兴未艾。大声疾呼世界文学时代到来者有之，积极进行世界文学实践者有之，而关注世界文学隐患的人则太少。国内学界也曾出现过质疑之声，如严绍璗曾经提出世界文学更像是一个乌托邦，一个先哲构建出的梦，一个没有任何“模本”的“好梦”，对它的追求永无止境。因此世界文学在中国被设立为一门学科，是值得被质疑的。笔者认为，单一文化价值观念在全球的传播，可能会导致民族文学差异性的弱化：“文化上的全球化，其特征体现在这一事实中：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正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世界文化变得越来越趋同，弱势文化的民族身份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主张以文明的异质性对抗文化单一化的危机，进行跨文明研究。袁筱一也警惕地意识到，文学的世界性循环正逐步沦为文化殖民。对于世界文学背后的非现实性、文化单一化和文化殖民等问题，他们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文章提醒我们，中国学人在处理有关世界文学的问题上显然有些操之过急，我们确实还应该寻找更为公允和理性的研究态度。然而，这些声音往往淹没在对世界文学的热切呼声中，没有激起应有的水花。
在民族意识的引导下，世界文学的引介和呼唤事实上代表了一种局限，这本身又背离了世界文学的本位。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质疑的目光、非议的声音，更透彻地认识世界文学。在对世界文学的方方面面有清醒的理解之后，才能合理地确定自身进入世界文学的姿态，防患于未然，因势利导，我们应当寻求更健全的世界文学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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