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特娃是我们研究符号学、法国文论、法国思想与女性主义不可绕开的一个人物。只是当下，我们对她的研究多少带有碎片式的特点，进入我们视野的仅止于她的“互文性” 、女性主义等关键词。然而，她的文本理论到底有何特殊性和系统性，以及对我国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意义究竟何在，仍然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问题。可以说，崔柯的《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研究》的推出正逢其时。这是一本国内少见的对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进行整体研究的翔实之作，不仅为我们还原了多维且丰富的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一理论纳入中国视野，对中国的文艺实践做出了阐释。在笔者看来， 《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研究》既采用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法，又注意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土壤的相容性。
崔柯对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的探讨，不仅从微观视角对其理论加以审视，还将其放置在广阔的文论史视野下加以理解，力图为其界定恰当的坐标点。书中指出，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建立在其独特的符号学基础上，由此，作者深入其符号学内部进行研究，指出它异于常规符号学的三重特征，即自我批判性、生产性与解析性。一般来说，常规符号学是作为方法论对他者进行研究，而克里斯特娃意义上的符号学则带有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可能性，这种批判指向符号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克里斯特娃还对价值凝结前的劳动生产状况与作为主体意识运行机制的“劳动”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了文本的“生产性” 。此外，克里斯特娃吸收了拉康的理论，将“说话主体”引入符号学研究，提出了解析符号学的设想，由此打破了固有的静态化与系统化的符号学研究模式，发展出动态化的意义研究方法。这就是崔柯在其著作中梳理的作为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基石的独特符号学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还从宏观的历时性维度对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的发展流变做出了系统的梳理，即从互文性到生产性，再到异质性，最终进入革命性的过程，清晰地勾勒出了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的整个演变进程。
然而，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本身，而是将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加以分析。书中既有对克里斯特娃整体思想发展的分期描述，指出其文本理论是她早期思想的产物，又有对其文本理论的来龙去脉的历史把握，厘清其从作品到“文本/编织”的学术进程。作者在对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做出细致辨析之后，再次回到了西方文论史的宏观视野下，从“镜”与“灯”的角度力图对其文本理论做出定位。在作者看来，克里斯特娃的文本并非认识世界的中介和现实的镜像，而是变革现实的直接手段，是一种“造镜”的实践。而文本的作者并非借助文本抒情，而是依循内在的冲动，实现从天才到革命者的转变。这样，文本的作者就由作品的终极意义的立法者转变成为文本能指游戏的一部分。由此，克里斯特娃打破了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界限或鸿沟，她认为作者与读者的意识共同构成了文本生产的资料，文本在溢出常规语言结构之处呈现了作者冲动，但作者最终与读者一同步入了文本的生产进程。
书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视野下对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的思考以及对“新工人艺术团”艺术实践的解析。可以说，这是将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纳入中国本土理论建构，直面中国当前文化现象，并做出合理阐释的有力尝试。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生根、成长，这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该理论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一理论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度。崔柯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提出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出发，去理解克里斯特娃的“文本革命” ，并主张结合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语境对中国文本实践进行观照，这确实是可行之道。如此一来，不仅可以重新激活20世纪中国的左翼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传统，还能够回应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其中新世纪以来成立的“新工人艺术团”及其艺术实践就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社会文化文本，它作为我们时代的典型征候之一，其特征具有模糊性，但却又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可以说具有巴迪欧所谓的“事件”性。而崔柯独具慧眼地将“新工人艺术团”艺术实践纳入克里斯特娃视野中带有革命性、实践性艺术文本的范畴，从而揭橥其背后从“劳动个体”到“劳动群体”的变迁，勾勒出新时代工人的世界、梦想和未来，这不仅是用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解释当下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实践，更是对当前中国文化实践及其研究的反思和警醒。
总之，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对于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本《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研究》无疑为我们重新审视克里斯特娃与中国的学术关联开启了一扇大门，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理解西方后现代文本理论和文化理论另辟了一条蹊径。更为可贵的是，作为青年学者，崔柯能够直面并敏锐地发现中国当下被流行文化所淹埋的边缘文化实践，而且大胆地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理论阐释，这正好体现了一代青年学人的成长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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