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方法的意涵和局限——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重估(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38 《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 方维规 参加讨论
三、斯金纳的批评：概念、语境与意义 在对《关键词》的接受中，曾有不少非议。尤其是剑桥学派斯金纳的檄文《文化词典之观念》，具有强劲的学术穿透力，曾对国际学界的《关键词》接受产生较大影响。他对《关键词》的数落，也连带德国概念史研究遭到质疑。但他对威廉斯的指斥，远比他后来对科塞雷克的诟病详实得多。应该说，他对科氏研究不够深入，而他的批评在德国却被看做国际学界关注“德国概念史”的明证；他对科塞雷克的批驳，只是重复或改写了他在1970年代末期批评威廉斯时的主要观点。[52]另一方面，斯氏观点又与德国语言学界对科氏方法的批判有着不少类似之处。[53] 《文化词典之观念》原载于牛津大学的《批评随笔》季刊第29卷（1979），修订本收入作者文集《政治的视界》第一卷《方法论思考》（2002）。[54]斯金纳在该文修订本的注释中说，他在1979年的文章中驳斥了威廉斯的大多数主张，威氏在《关键词》第二版（1983）中都做了相应修改，或者干脆删掉了相关内容。[55]尽管如此，斯氏新文对《关键词》的批判几乎还是全方位的（他的批评涉及《关键词》的前后两个版本）。他认为威氏著作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一套方法论的铺陈，而要把社会语汇看做理解社会的线索，方法论是不可或缺的。[56]他还批评威廉斯没有在方法论上分清词语或术语与概念的区别，对概念的特点和功能不甚明了。[57]从前文的论述可以见出，威廉斯不至于真的分不清词语与概念的区别，问题当出在实际研究中。 在斯金纳眼中，威廉斯过于轻率的把词语运用看做对概念的理解，把一个词的意涵与指涉混为一谈。他没有说清楚“关键词”与“概念”相比，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或者说，威廉斯的说法晦涩不明。对于威廉斯试图借助词汇来阐明人们的许多核心经验，斯金纳曾说，我们若想理解某人如何看待世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并不是他使用了什么样的词语，而是他持有哪些概念。将二者划等号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比如威廉斯在讨论“自然”这个术语时，把词语与概念等同起来。[58]斯金纳的反证是：弥尔顿（J. Milton）结合自己的《失乐园》，认为诗人的原创性极为重要，但他从未用过“原创性”（originality）一词，这个词在弥尔顿死后一百余年尚未在英语中出现。[59]换言之，尽管人们可以考证出“originality”一词之不同用法的历史，但绝不能将之等同于“原创性”的概念史。 威廉斯认为，语境能够展现历史例证，但意涵不能单靠语境来解释，有时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60]坚持语境说的斯金纳则非难《关键词》对词语的孤立处理，且以为通过分析词语的内在结构和历史，便可澄清意涵问题。他批评威廉斯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一个词语所具备的整体意义：某个词语发生了意涵变化，亦改变了它同一整套语汇之间的关系。[61]就概念的整体性而言，《关键词》中的不少说法不足为凭。概念总是在宽广的语境中，在社会哲学的框架内，才能获得其完整含义。要理解概念争议，就须弄清特定群体为何以特定方式使用某个概念，而另一群体不这么做，甚至拒绝在某种语境中使用特定词语。在《文化词典之观念》第一稿（1979）中，斯金纳表达了他后来一再变换说法的思想：“严格说来，不可能存在对概念之争的分析，只能分析概念在论说中的运用。”[62] 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如威廉斯原先所愿，把60个关键词作为附录附于《文化与社会》，或许不会遭致“孤立处理”的指责，语境也颇为明确，他遴选的是“一些与书中的问题范围有关的词”[63]。拓展并独立成书以后，《关键词》不少条目的入选，很会给人留下“随心所欲”之感。若无对威氏思想的总体认识，很难窥见《关键词》的体系。另一个问题或许更为重要，即批评者的立足点，同时也是对语境本身的理解。一方面是威廉斯本人的立场：他的关键词钩沉，也志在现实意义和现实关怀，也就是萨特那样的“参与”或“介入”。另一方面是史学家斯金纳的立场，他很难接受《关键词》的做法。 他针对《关键词》的许多批判性思考，无疑具有建设性意义，比如他认为，分析有争议的概念是必要的（威廉斯也有类似观点），然而重要的是先确认概念的标准意涵和运用范围，然后才能确认以此为依据的具体意涵和具体运用。[64]威廉斯认为，在“意义”被赋予、证实、确认、限定的过程中，所有争执都是围绕词语的意义展开的；此言不差，斯金纳不会反对，但他强调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分歧背后的社会性争论，评价性词语应根据其公认意义来评说，这才是描述词语应用情境的适当方式。[65]显然，这是直接针对威廉斯而说的，不难听出欲言又止的话外之音。他在《文化词典之观念》的开头，就已略带讥诮地突出威廉斯见重“边缘意涵”：这么一来，还有何标准可言，该如何展开研究呢？的确，常有批评者说，《关键词》的释文中渗透着作者的文化政治观点，充满门户之见。这无疑是斯金纳强调词语之“公认意义”的原因。同理，若将《关键词》与《历史基本概念》稍加比较，不难发现一些本该属于文化与社会关键词的概念，如“权威”“等级”“公共领域”等等，都被威廉斯排除在外，这也是他的政治立场使然，令他更关注弱势阶级和非主流文化。 威廉斯认为《牛津大辞典》或《约翰逊辞典》（Dr. Johnson’s Dictionary），都不足以用来把握“关键词”的历史语义；它们主要关注语料及词源，较少关注词与词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缺乏对晚近社会史中的意义发展的描述，而他自己注重“意义与语境的探寻”。他认为《牛津大辞典》体现的是编者或社会主导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虽然《牛津大辞典》标榜不具个人色彩，但实际上并不是如其所声称的那样不具个人观点、那样纯学术性、那样不含主观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66]不过他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学术不必避免倾向性，他坦承《关键词》中的词义评论也有他自己的立场，至少是暗含臧否。然而，这就存在一个内在矛盾，使他陷入自己设下的陷阱：一方面，他要人们警惕那些在论辩中采用对自己有利的词义，视而不见不合适的词义。另一方面，他在挖掘重要词义的边缘意涵时，又无处不在或显或隐地表露自己的意识形态，结果被人诟病门户之见。 最后，斯金纳责备威廉斯未顾及言语行为及其潜能的各种形式。概念能够有其指涉范围和意涵，但作为社会变化因素的价值观是变化的。论及语言变迁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或语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斯金纳指出，不只是现实，语汇也能决定人们所说的历史。“的确，我们的社会实践会赋予社会语汇以意义。但同样确凿的是，我们的社会语汇亦能构建社会实践的特性。”并且，“语言看来并不是行为的映射现象，而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67]在《关键词》第二版中，作者删除了遭到斯金纳批判的主张：社会变迁是语汇发展的主要原因，语汇发展被视为社会变迁的反映（当缘于他的文化唯物论）。斯金纳则认为，第二版中依然可见这种反映论，将语言视为更具根本性的社会现实之镜。[68]斯氏称之为“风行却很贫弱的化约论”。[69] 杰伊（M. Jay）赞同斯金纳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的历史语义研究，认为有必要用“文化语用学”来充实“文化语义学”。[70]其实，1961年出版的威廉斯著《漫长的革命》，其中有对文化分析的任务设置，可以见出威氏研究在原则上是可以与言语行为理论相结合的。他区分了“文化”的三种类型：理想的文化，即具有普遍价值、以高雅文学艺术为代表的文化传统；文献的文化，即以各种形式记载下来的人类思想和经验；社会的文化，即体现于各种社会机制和日常行为的价值观。同第三种类型相关，“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71]《关键词》出版以后，威廉斯又在1981年发表深入浅出的论著《文化》，进一步详实考证了这个概念，将之界定为“既成重要机制”（“a realized signifying system”），并在多个章节中分析了“文化生产的手段与文化再生产的过程”[72]。威廉斯在此书中竭力倡导“文化社会学”，并希望它成为一门“新的主要学科”[73]。 余 论 《关键词》出版四十年有余。起初，借重文化研究转向的强劲势头，这本书产生了较大影响。威廉斯在文化研究草创时期所倡导的、包括各种机制和日常行为等实践的宽泛的文化概念，尤为彰显催生社会涵义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并试图借助关键词来挖掘历史实在。这种方法得到不少人的赞赏，至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然而，如琼斯（P.Jones）在其回顾文章《三十年关键词》中所说，威廉斯所主张的社会史取径的关键词研究，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已经失去意义。[74]在美国，罗杰斯（D. Rodgers）的《尚无定论的事实：独立以来美国政治中的关键词》[75]一书，承接了威廉斯的方法取向，但该书只集中考察6个关键词：“Utility”（公用事业，效用），“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The People”（国民，人民），“Government”（政府，政体，治理），“The State”（政府，国家），“Interests”（兴趣，权益，公共利益）。罗杰斯主要查考了重要人物的论争。在他看来，“关键词”并非缘于频繁使用，而是被争论、被争夺的强度所决定的。[76] 无论如何，关键词方法的启示性是毋庸置疑的，跟进者在英美学界大有人在。在杰伊的《文化语义学：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书中，论文篇幅较大也较为系统，但语文学和史学维度不很突出。本尼特（T. Bennett）等人合编的《新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修订本》[77]，从书名便可判断该著是对威廉斯著作的“更新”。此书包含92个新条目（其中有“纳粹大屠杀”，“全球化”），而威廉斯《关键词》中的约一半条目被删除。琼斯的结论是，在历史语义学的新课题中，几乎已经看不到威廉斯《关键词》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他曾反对的立场和方法，却表现得尤为强劲。[78]琼斯认为，从编写辞书转向撰写关键词，这一新的趋势是对社会知识生产之根本改变了的前提条件的回应，如同威廉斯彼时关心成人教育和工人教育、公共领域读者的形成或技术媒介的意义。这样看来，威氏《关键词》至少在西方已经过时，然而关键词方法仍在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总体而言，随着文化研究向文化理论的转向，也明显出现了从社会史兴趣向文化和政治的重点转移。伯吉特（B.Burgett）和亨德勒（G.Hendler）主编的《美国文化研究关键词》[79]，现实问题意识显豁，例如在“Environment”（环境）条目中，没有一项参考文献是20世纪最后三十年之前的；并且，该书中的文章不再见重语言，而是偏重观念史和理论史。晚近学界重理论的倾向，尤其见诸文化、文论和文学领域，例如以关键词形式编排的本尼特（A.Bennett）、罗伊尔（N.Royle）合编《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80]。另有沃尔夫莱（J.Wolfreys）等人编写的《文学理论关键概念》[81]，沃尔夫莱著《批判性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82]，或帕德利（S.Padley）著《当代文学关键概念》[83]。 威廉斯《关键词》第一版发表不久，希恩（J.Sheehan）曾在《“概念史”：理论与实践》[84]一文中认为，以后对于语言的历史研究，都会受到威廉斯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或只能在广义的文化语义学中来理解。新近的英美文化研究中的历史语义研究，如杰伊在《文化语义学：我们时代的关键词》“导论”中指出的那样，更有点像鲍尔（T.Ball）所说的“批判性概念史”（Critical Conceptional History），这是鲍尔在其专著《政治话语的转型：政治理论与批判性概念史》[85]中提出的，依托于他对斯金纳和科塞雷克研究方向的分析。而在著名的《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的文化研究转向中，威廉斯的关键词方法已经无人问津，反倒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受到关注。前文提及的《文学理论关键概念》或《当代文学关键概念》，似乎有点这个迹象，但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关键词”的改头换面而已。伯克（M. Burke）十多年前在《概念史在美国：没有“国家工程”》一文中指出，美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各自为政，加之长时间的跨学科大项目的研究经费很难得到，因而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政治/社会概念史研究，尤其是不可能有德国那样的重大概念史辞书项目。[86]他倡导在美国研究公共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似乎也很难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