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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枫:写作是一种对世界的独特发现


    
    
    
    
    
    “不用对什么形容词怀有歧视,它们的存在各有价值。”
    记者:在《巨鲸歌唱》等几部散文集的前言、后记,还有《文学的敌人》等个别篇章里,你都不无坦率地谈到对写散文这回事的理解。这些浓墨重彩的“创作谈”,用你自己的话说,似有检讨之意,效果倒更像是死不悔改的宣言。你还谦称自己是个“由缺陷构成特点的写作者”。你把姿态放这么低,何况还特别渴望被批评,你着实偏好“不打自招”,譬如都被贴上“华丽”的标签了,你还招认“我最受诟病的特征是华丽”。但以我的阅读感觉,你不少散文给人有华丽之感,但你写的童话,还有你写人物的散文,像《落日故人情》《离歌》等,非但不华丽,甚至可以说很是有些质朴。
    周晓枫:你这个提法,真是让我特别意外和感动。许多人认为我华丽,可能是觉得我用的形容词和比喻比别人多。但用词多少,关键不在于数字意义上的多与少,而在于你有没有必要用到。如果不必要,两个词也是多;如果是必要的,你用八个词也不多。而且就像你说的,我的写作其实是跟着题材走的。写到童话,我就是要用词简单。写《离歌》,我就是要被情感席卷着往前推动,我就是要让表达有粗糙的划痕,甚至有那种看起来不能被哑光掩饰的斑驳。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总不能对不同的东西,都使用同一个工具吧。你有时得用铲子,有时得用镊子。你用不同的工具,得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譬如我写一个什么题材,我就希望写得特别贴。写一只蜥蜴,它的鳞彩很细腻啊,我就会用一些形容词,或者说我要用这些形容词,让你闭上眼都能“看”到它的光斑,它的色彩。我就喜欢有这种画面感。
    记者:这么说,你比较多用形容词主要是为了达到这般有画面感的效果?形容词现如今着实被污名化了,似乎成了精确的敌人。毛尖说你是使用形容词的高手,出手就能准确使用,或者说能让形容词变得像名词一样准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有足够的资格为形容词唱赞美诗。
    周晓枫:我用形容词,首先就是要准确,还要看它们能不能让我的描写更有层次感。我原先以为准确应该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啊,但后来觉得,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使用形容词,不是为了让事物在空中悬浮,而是要把你所描写的事物牢牢钉在地上,也就是完成所谓的及物。所以,我觉得形容词是需要几个,就用几个,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形容词,是不能以数量来简单判断的。还有,你用的一些名词也有形容词性的,譬如“手机”、“月亮”这样的名词是公共的,它本身不带感情色彩。“大树”这个词也是。曼德尔施塔姆写一棵大树被砍伐了,孩子们一下子围到了被推到的“偶像”面前。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偶像”这个词在这首诗里保持了形容词性,它浓缩了很大的形容词的空间。所以形容也只是作为一个工具,它代表了你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就大树这个词本身,你看不出区别;你说了大树是一个偶像,还是一个魔鬼,这才是区别。
    记者:不管怎样,你使用形容词给我感觉是有节制的,你所谓的华丽也是有节制的。
    周晓枫:就说抒情吧,很多人说这个词不好,你抒的情大于你真正的情,你去炫耀你敏感的状态,那就不好。但我觉得要是一个人抒的是真正的情,他没有大肆渲染、也没有夸大扭曲,而是以自己的诚恳去传达感情,有什么不好?就我自己,我喜欢把叹号式的感情写成句号式的,但希望让读者产生省略号的效果。我觉得这种克制既是对文字的审慎,也是对读者的尊重,也包含对自我的反省。所以,只要保持克制,抒情就不是一个负面词。
    我是觉得,我们不能简单说一个词好还是不好。我们就说垃圾食品吧,对老年人肯定是不好的,但对于肠胃吸收能力特别的孩子,未必就有同等的不好。我们使用一个词,先不用急于把它钉在宣判的位置上。你觉得不好,也可能是你还没发现它的丰富性,也可能是你曲解了它,你理解的并非它的本意。形容词本身也没什么好与不好之说,它们作为工具,是让你的表达更有个性。你可以有各种各样开凿的路径,你不必放弃工具徒手作业。你拿个小铲子来劳动,那也不算是作弊。写作者怎么写不必拘泥,你可以骨感,也可以丰腴。
    总之,不用对什么形容词怀有歧视,它们的存在各有价值。动不动来一句“靓丽的风景线”,写的时候想都没想过,这种句子就很烦人。我就觉得准确和诚恳很重要。我们要当一个音乐家,首先要有好的听力,得先去倾听,先去感知音准——当然准不准另说,我所感知的“准”,不见得是你所感知到的“准”,但你得让别人信赖你的准,并且让别人愿意尝试感知你的准。
    记者:但“华丽”这个词本身,也给人一种铺张、奢华之感。所以,我们说什么东西华丽,就像是包含了某种贬义色彩。
    周晓枫:别人说我这样那样吧,我也不能老反抗。我觉得人家说什么,说对了,就听着;要说得不对,也不要抗辩。再抗辩,也抵挡不过舆论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变得更丰富。有时我们被贴上标签,是因为自己不够丰富,写来写去都是一种风格,或者说风格一直没怎么变化。假设我们尽可能多地提供陌生化的东西,一个标签就不能覆盖你。我们总可以像昆虫一样,努力挣脱束缚自己的壳吧。当然在你还年轻,没写出那么多作品的时候,人家凭一点阅读经验就简单概括,你也怪不得别人;但年龄渐长,写出更多不一样的作品,羽化飞走,那是你的能力。所以你说一个壳子不能概括我,我觉得特别安慰。
    2  
    “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像竹子一样,能自己给自己拔节。”
    记者:很多作家写散文是越往后越难以为继,究其因或许是年龄长了,虽然见识长了,但激情少了,而且真情实感也可能少了。但如果按时间序列来读你的散文,给我感觉是越写越好,越写越开阔,而且似乎每一部都或多或少有所突破。近年的《巨鲸歌唱》《有如候鸟》,对比你之前的集子,感觉有一个飞跃。
    周晓枫:我还在活,还在挣扎啊。我自己觉得,写到后来,技艺可能比原来更成熟了,但也要尽量保持年少时的诚挚。这样你才能不带个棒子就到处挥舞,更会修辞,意味着更诚恳、克制和准备。当然每个人都想有变化和突破,获得一个技能之后,不是说就止步不前了,你还要再发展其他的技能。
    记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作家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独特的风格,所以当他的写作有了自己的风格以后,他所能做的是强化这种风格,而不是一味求新求变。这就好比打仗,你试图不断地开疆拓土,也有可能你的疆域更开阔了,也有可能你不仅没能收获更多的领地,反倒是把已经得到的阵地都丢失了。
    周晓枫:写作是一种对世界的独特发现。我们写作只是写得像别人,只是去重复多少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是没什么意义的。那是不是说,一直写得像自己就有意义呢?我觉得,只有越写越不像自己才是成长。我们怎么写都像此前的自己,那就相当于提前给自己定制了一个圈套。你已被固化了,你的风格死了,或者说你的成长慢了。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像竹子一样,能自己给自己拔节。
    在这个点上,我由衷觉得批评很重要,我们对褒义词吸收总是很快,听到几句好话,我们就感觉久旱逢甘露。别人看到我们好的部分,我们愿意吸收,但要有人指出不好的部分,其实我们更应该吸收,要有勇气和能力去承载负面的东西。
    所以,我真是渴望被批评的。但我看重的不是什么批评家的资历,一个完全不做这行的人,如果他有说真话的勇气,也有文字感觉,能说出蛇打七寸的话,我就觉得很好。相反,一个职业批评家,即使专业资格令人敬畏,如果他只能做一点敷衍了事的批评,他的批评也没有那么值得尊重。批评就这么重要,你得借助他人的镜子来发现自己的毛病。但好的批评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那我们可以自我批评。没有人打你的七寸,你可以每日三省吾身。其实我觉得三省未必够,因为你不省的时候,一定会远远多过你省的时候。
    记者:想起你在那篇《关于写作》的创作谈里,提醒作家要对批评家承担责任。这个提法我乍一看着实觉得新鲜。你说到“作家抱怨批评家写得‘隔’,写得‘不点穴’,其实作家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常常也是不及物的。”我特别赞同。我的理解是,这句话不是有意给批评家台阶下,而是提醒作家得有所反思和自省。
    周晓枫:我就说写作吧,刚开始写的时候,大家都像是穷孩子,穷孩子慢慢成长,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舍得放弃了。但在这个时候,他的财富有时其实已经成为他的负担了,虽然这让他特别有安全感,那他能不能离开安全地带重新开始?我至少在尝试这么做。譬如说,我写童话就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写散文,我已经得到朋友或奖项的鼓励。这些鼓励就是支撑我信心的证明。当我转向没有把握的领域,对我自己来说是一次拓荒,我担心会写失手。刚开始进入一个陌生领域,我们都会这样。
    对一个作家来说,信心很重要,因为写作很容易陷入虚无和绝望。没有远方的诱引,没有朋友的鼓舞很难前行,但自信里是包含自我欺骗的,过度的自信也会让你丧失判断力,并且对批评保持先期的抗拒。所以我认为,虽然自信很重要,但有时候不自信也能帮助自己。老实说,我在写作上不自信,也没什么安全感,经常是感到害怕、畏惧,还有自我怀疑。但相比对自信的进一步巩固,我觉得对不自信的克服,或者说从不自信到不是那么不自信的过程,更是一种成功。这样你才会经历成长。
    3  
    “如果你有足够明亮的眼睛、足够敏感的心,你一定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独特的东西。”
    记者:听你说这些话,印证了我读你散文的一个印象。你是特别善于自我剖析的。我们都知道能把解剖刀迎向自己的作家里,很大一部分是在医生家庭长大,或是有过从医经历的。
    周晓枫:我妈妈是一个内科医生,是不动手术的。但你这么问,我倒是想起史航说的一句话。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是我说的,其实是史航说的。他说,不要用带菌的手术刀去解救病人。
    是啊,你给别人做手术,自以为是扮演恩人的角色,反而是把人给害了。因为人携带天生的自私与狭隘,内心的度量衡很容易发生倾斜,哪怕你再客观,也难以做到百分百平衡。我们哪怕天天提醒自己,都没有用,无非多一点自我警惕。如果连这点提醒都没有,每个人的自私与狭隘会肆意繁殖。我们以为细菌,以为周围发出腐坏的气息,都是世界的问题,与自己无关。我们增长知识和见识,也因此容易变得自大,以为自己有了凌驾于他人的本事。反倒是孩子式的无知,不会带着僵硬的观念,先入为主去审判别人。
    别人可能会觉得我说话假,可我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以为凭一己之见的直觉和敏感写作,就能怎样怎样,但敏感这个东西其实很脆弱,很容易变脏变污;假设传感器失灵了,我们就没法很好地去感受和表达。
    记者:怎样保持对世界的敏感性?读你的散文,总能读到一些奇思妙想,总是觉得你看很多事物都有自己新鲜的感受,即使是对一些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你也总是能赋予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譬如说,《河山》说白了是一本游记,但里面的文字也并非走马观花的,而是打上了你鲜明的印记。
    周晓枫:是的,《河山》里就是一些游记。好在我写作的时候,不是当作资料汇编,也尽量避免浮光掠影。写作者参加活动或笔会,很容易随波逐流,对付一点应景文字。我很难把采风活动完全变成自己需要的创作素材,有些作家具备这种消化金属的胃液,他不会吃坏肠胃,他吃什么都长身体。我没这样的免疫力,也难以完成这么伟大的转换,就不能这么我行我素地写。
    但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尽量不写套话。哪怕句子写起来再单调,再费劲,我都希望能有自己的感受。有的人会说,这么做犯不着啊。我是觉得你糊弄别人,就那么随手抄一段材料,是省事了,但这样你把你的眼睛、你的心,还要你的手都弄坏了。所以,我要小心,可别动了心机、坏了手艺。
    曼德尔施塔姆有句话说,所谓日常生活,就是对事物的夜盲症。这个话实际上是讲,如果你有足够明亮的眼睛、足够敏感的心,你一定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独特的东西。所以对于有可能破坏这种敏感的事情,我都格外小心。要时时保护这种敏感性。我写游记,也用自己的头脑和感情去写,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敏感性,就是我要尽量说真话。我做不到都说真话,不一定能说到特别诚恳,我也要维生和活命,也要维护一些关系,但我希望自己尽量真诚。
    记者:说真话很难,要做到“真话不全说,说的都是真话”就已经很难了。
    周晓枫:是这么回事。假话说多了,说到最后,自己是不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使不都说真话,但你可以在别人能接受的范围内,说一些不违背自己内心的话。这也是说起来容易,要做到难。你发现没有,一个人长大后会学会很多技能,但往往难以维护最简单的技能。小时候大人都教导孩子说真话、说实话,但你到最后发现这是最难的。我们做不到童言无忌,我们会逐渐甚至是迅速失去天真——打个滑雪的比方吧,一滑到底,是不是反而容易?反倒是要一步步训练自己慢慢往下滑,可就难了。但我觉得,我们假设能把这个“真”字维护到最后,会发现,它能给我们的回报也特别多。
    记者:这在你的写作中有所体现。你的散文是求真的,不管你是不是都写的真人真事,但我能读到真情实感。还有特别有意思的,我读《巨鲸歌唱》这本集子的时候,发现前面几篇散文里频频出现“真理”这两个字。
    周晓枫:我是对所有神秘的、抽象的事物都特别感兴趣。比如有读者就说你怎么老提到“神”,但我自己没注意。说到真理,也许是那个阶段我比较关注真理这回事,也许只是出版时文章排序的凑巧原因。我们都知道,写文章要讲究感性和理性的平衡。我的情况是:写抽象的时候很抽象,但写具象的时候也可能很具象。我就是比较极端。我这里写一个词,接下去你也能很快在文章中找到它的反义词。
    4  
    “你越无情面对自己,你就越有情地面对别人。”
    记者:对人的难处,人的困境,你是能感同身受的。读《离歌》,我就感觉你是把自己放在里面,越是把屠苏这个人物往深处写,越是在深入理解他的困境。人是天然带有很多成见的,要设身处地理解一个人,不是想象得那么容易。
    周晓枫:我们年少的时候,对不同的价值观都很排斥,而且喜欢把自己放在潜在的道德高地上,觉得自己的选择就是比别人高,觉得他们怎么想法会那么不一样。但我到了一定年龄,沉下心来想一想,别人的路也是一天天走过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十年……我写他,不过相当于花几天时间把他走的路替代性地“走”了一遍。就像我写《离歌》,写作的过程中都觉得屠苏不容易,可屠苏面对的是几十年日常生活里真实而巨大的磨损。我们能设身处地当然是好的,你能感知别人的困境,但你依然做不到如替自己着想那般去想别人,所以只能用设身处地这种话来安慰自己。我们看好多人事,都不可能做到消失间距地看,但可以尽量靠近,你靠近了看就不一样,真的!我们不是神,不能以神的视角就那么远远地看着,然后一切就尽在掌握。
    记者:我们在写作中,倒似乎可以拥有神的视角。当然那也只是一种假定。
    周晓枫:前两天坐飞机,我在半空看底下的小灯光。我对那些灯光里人们的各种故事一无所知,假设我一遇到委屈,很容易就痛感命运对我不公。这个场景,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看蚕籽,幼蚕快出壳的时候,它们在半透明的卵壳里拱动,我根本不知道这条幼蚕和那条幼蚕有什么区别,更不要说它们有什么性格上的区别。我看它们都是一样的。我想,神在高远的天空看我们,也一样。神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谁都做不到。我有这样的认识,知道自己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会比较多地看到自己皮袍下的“小”,而且我的这个“小”,可能比别人皮袍小的小更小。说到底,我们都不是生活在无菌环境里,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携带细菌和病毒在生活,得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说你碰到了什么问题,都是别人和外在环境带来的。
    记者:我们人是很会给自己台阶下的,这样可能对别人不公平,但会让自己感觉很安慰,再说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估计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周晓枫:奇怪的是,我有时觉得,你越无情面对自己,你就越有情地面对别人。你越冷地处理自己,也会越暖地对待别人。这就好比你挑一个扁担,你在一个筐里放多了,扁担另一边就会翘起来;只有两边都放足够,才能平衡。也可能是,你越体会到他人的不易,也越会去捍卫自我的利益,越是会把自己的财宝看好。这些东西看起来对立,但仔细一想,它们实际上是互通的。
    记者:你是不是喜欢读哲学书?你的思维眼看着要走上一个极端了,在最后一刹那总是会杀回来,很辩证。
    周晓枫:其实就这么回事啊。我小时候读过一些哲学书,并不理解,依然迷恋。这几年,不仅是哲学书,而是整个阅读量在减少,一直忙着写。我没有绝对能够依靠天才写作的大脑,有些人从起笔就始终写得好。我徘徊的时候多。我喜欢写中间地带,也就是写写灰带——灰带由部分的黑和部分的白组成。而且你发现没有?两个极端之间会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用我自己的话说,饥饿的胃和减肥的胃看似是一样的,但它们的起因和导致的结果不一样。我们在生活里能找到好多词,譬如说无价,你可以说一个东西零价格是无价,你也可以说价格高到你根本买不起也是无价。有些位于极端立场上的两者看似很像,它们能在对峙情况下保持平衡,也能在某个条件下迅速转化成自己的敌人;而这个条件到来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并不自知,还在维护和捍卫原来的立场和态度。
    5
    “你写作,运输的其实是你自己,运输到了陌生的时空和角色里,以及陌生的体验与感知中去。”
    记者:你的思维看着很跳跃,尤其是你打比方的时候,像是不需要任何凭借,就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上去了。但跳跃归跳跃,你细想这两个点之间是有很强的逻辑关系的。你似乎能打破很多事物的界限,让它们之间构成某种关联,也许是这样,听你说话,还是读你的文字,我会觉得有张力。
    周晓枫:我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当我打破自己的界限时,也会打破表达的界限。这样的关联,对我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形容月亮,很多人会说它怎么皎洁,皎洁得好像美丽的姑娘。假设我看到的月亮,有一张焦黄的脸,像更年期妇女,而且脸上有雀斑。这不是我在联想,是我真的看到并且这么认为。我并不是说我看到更年期的月亮就对,你看到青春期的月亮就不对。我是觉得,两种说法都成立。或者说,你会这么看,我会这么看,事物才更有丰富性,我也喜欢这样的独特与模糊,立体和层次。怎么说呢?就像对人吧,我做不到完全体谅别人,要完全体谅,我自己的立场都会被瓦解;但我可以努力,做到在尽量体谅别人的同时,坚持自己的表达。写作就是这样的。
    记者:这也是你喜欢并坚持写作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周晓枫:写作真是特别好啊,这么长时间,我都没厌倦过。你知道,散文是很耗材的,写着写着就容易写空了。好多人一开始写得可好了,到后来就撑不下去了。但我目前还好,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希望自己最好是活到老写到老,写到让你既是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这个特别美妙。今天下午我要去参加一个主题叫“万有引力”的活动,主办方让写一句话,我写的是:“因为我们对世界保持始终的好奇、热爱与尊重,所以万事万物,万有引力。”
    怎么说呢,通过写作,我觉得是把自己给运输过去了。也就是说,你写作,运输的其实是你自己,运输到了陌生的时空和角色里,以及陌生的体验与感知中去。所以写作既是对自己的继承,也是对自己的背叛,这个事情真是太有意思了。其实,我对写作一直怀有恐惧,从二十多岁开始就担心自己生活少,很快就会写不下去了,这种恐惧伴随至今,并没有因我多写了一些东西就减弱了。这种不安全感,使得我特别认真对待每个字。所以我每写一篇作品尽最大努力,篇篇都是最后的挣扎,最后的疯狂,最后的告别演出。我写一篇东西就会想,万一以后什么都写不出来,我不把手里的这篇写好了,岂不是很惋惜?所以我就赶紧把它写到极致,哪怕写得气血两亏。所以我每次都会抱着极大的谨慎和尊重来写作。我管不了写得怎么样,但我写作的态度是认真的。
    记者:得给你补上一句,你认真但并不刻板,有时还挺有趣的。
    周晓枫:有人有本事,写作就是写着玩,一上来就涉笔成趣,也能写得很好。我没那个本领,所以就得认真。当然认真里头也有游戏精神,想着是不是把结构给改变一下,或是增加一点悬念。即使这样,那也是以认真为前题的。
    记者:不如说说你是怎么认真的,你那么多奇思妙想,是认真出来的吗?
    周晓枫:反正我自己觉得是,我骨子里有些认真一直没改变过。我没当母亲,这可能纵容了我天性中一部分没来得及发育的天真的东西,我需要保留和珍惜这部分天真,以期多一点所谓的奇思妙想。我刚刚写完自己的第三个童话,是个喜剧,里面刻画了一些小动物的心理。这个长篇童话其实字数也没那么多,但我连想带改,写的时间很长,用了快一年了。最后改不动了。如果读者认为我这个童话写得只有八十分,但对我来说,我已经尽了百分百的力;如果大家认为写坏了,那也没办法,只能说明我就这水平。如果一个作品,我没有全力以赴,那别人再怎么夸我,我也不满足。因为我没把自己全部释放出去。以前我写那篇《聋天使》,写两万多字,我真是写得元气丧尽。我想让《聋天使》有所变化,设想一个三角锥的结构。我以前没这么做过,所以写得特别用心。完成以后,我当时觉得这篇散文把我所有的词都用尽了,我甚至怀疑,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写作。这不是说我写得多好,而是这样写,确实已经达到了我当时能力的极限。
    周晓枫,1969年6月生于北京。做过20多年文学编辑,现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斑纹》《收藏》《你的身体是个仙境》《聋天使》《巨鲸歌唱》《有如候鸟》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从2017年开始儿童文学写作,出版童话《小翅膀》和《星鱼》,获中国好书、中国童书榜年度最佳童书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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