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33 未知 刘卓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的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这一体制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在作家“自我”转变“他者”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基础。 关 键 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军队/革命组织/“群众”/主体改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34-1949)(162DA187)。 作者简介：刘卓，女，辽宁营口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延安文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作家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依托于这一框架，产生了不同的阐释路径，以丁玲研究为例，一种是将其转变视为是知识分子改造的结果[1]，一种是将其理解为“五四”的女儿，以延安时期作为受压抑的、屈从的时期。[2]后一阐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叙述，即知识分子受难、归来的作家等表述有很密切的关系。很显然，这两种形象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丁玲的复杂性。这并不是一个个案，对那些当时奔赴延安、经历了延安整风、此后仍对革命矢志不渝的作家来说，他们复杂的精神历程无法在个人自由与组织宰制这一二元对立框架中获得有效的阐释，由对阐释框架的缺陷而产生的反思已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3]一部分的研究集中在钩沉这些投身革命作家的历程的内在复杂性，即其对延安的认同并不是改造的结果，而是长期以来的追求①，另外一部分着眼于丁玲与当时的体制之间的主动的参与②。 上述的分析中有一个共识，即以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分水岭，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的组织性加强；分歧在于如何认定座谈会后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即延安文艺生产是否是高度组织化的、一种有悖于作家个人创作自由的生产方式，等。下面的思考尝试就延安文艺体制的基础做一点辨析：它的组织性来源于同一时期的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被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之所以能够以党建经验中的“群众观点”转化为文艺体制的基础，原因之一是与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即它是将文化人纳入到革命力量内部，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在这个脉络里，延安文艺体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制，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延安文艺体制的形成过程也是作家主体成长的过程。“群众”这一角色作为作家“自我”认知和转变的“他者”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意义上的基础。 延安文艺的发生并不是植根于其当地原有的文脉，而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是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创建，在短时间聚集了大量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后出现的。延安文艺的初期往往被视为延安与文化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时期，这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当时延安成立了大量的社团和文化组织，另一个是当时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因而被称之为1940年前后延安出现的“新景观”[4]。这一提法为此后的很多研究所继承，其中所隐含的预设也因而放大。以《宝塔山下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为例，这是一本研究延安时期文学团体的专著，其论述的主要脉络是延安时期的文学社团从繁盛到消歇的过程，繁盛的原因在于，“张闻天担任宣传部长期间，采取了以‘文化’为重心，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思路，并相应地为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制定了诸多具体的相对自由、宽松的组织关系政策以及以创作、研究为本位的文化追求目标”，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延安文化组织的萌生和发展，形成了1940-1941年延安文学团体、文化活动繁盛的局面”[5]274；与之相对照，“随着延安思想整风运动，政治审干运动的大规模展开，1942年下半年以后，中宣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调整了文化人文化团体政策，文化团体解散、重组，文化人下乡，转变创作方向，文学历史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5]276。 就大的叙述框架而言，它是一个历时性的勾勒，它所基于的预设是多种形式的文学社团才是适合文化人特点、保证文化自由的现代形式，进而言之，这些文学社团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5]3，在这个脉络中，文学社团是与文艺组织即文化工作委员会有着紧张关系的。延安前期的文艺社团的成立，在狭义上而言与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支持，在广义上而言与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20—30年代时期的文化人结社聚集、发表作品所依托的环境是现代的新闻、出版市场，到了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即便是相对松散的文化人团体也被组织在抗战救国的政治动员框架之内。以书中所举的“文抗”为例，就其组织脉络而言，它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它依然可以承担“向社会发出抗议或改革的声音”③，但是它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联络和团结边区和全国的文艺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④，这一把握是与全国文抗的宗旨相一致的。换言之，在延安前期，共产党对于文学社团维持着相对松散的、间接的管理关系。 在文学社团所建构出来的自由图景中遮蔽了一个问题，即同一时期文化人内部发生了分歧，形成了宗派。分歧与分宗派，是两个有区别的层面。分歧之产生，部分地与宗派相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到达延安后对于延安现实情况所产生的不同判断。以艾青为例，1942年3月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尊重作家，理解作家》一文，其中有这样一句，“假如医生的工作是保卫人类肉体的健康，那末，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而后者的作用则更普遍，持久，深刻”[6]。从这一表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式的立场“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艾青所指向的是延安当时的一些落后现象，以笔揭示出这些现象才算是尽到作家的本分，即真诚不欺瞒，“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6]。艾青所提出的问题是在1940-1941年前后逐步显露出来的延安文艺界核心议题之一。以1941年7—8月间延安当时“文协”与“鲁艺”的论战为例，周扬于6月间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萧军等另一方回复《〈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针对这个问题，文艺界内部开始提出要加强团结，如“1941年9月，《解放日报》文艺版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主张加强团结，发扬民主……把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运动开展到文艺战线上来”⑤。在这次座谈会之后，1942年4月，萧军仍提出要离开延安[7]，很显然，这次文艺界内部所发出的团结的号召效用不大。 这一以文学与生活为题的论争所针对的核心问题即是，如何认识延安的现状，以及由此相关的创作自由等。这是一个切近当时文艺界创作实际的问题，它也是促成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直接动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座谈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回应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产生的各类文艺观点。需要指出的是，1941年的这次争论更多地是周扬与萧军等的人事、意气矛盾。直到很多年后，周扬回忆起这一时段，基本的描述仍是“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协’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8]。在这个表述之中，因袭了上海时期的宗派矛盾的“鲁艺”/“文抗”的矛盾，与“歌颂光明”/“暴露黑暗”的写作立场，被置于一起来谈。以上文所举的艾青为例，艾青于皖南事变之后来到延安，他的基本立场是“暴露黑暗”，艾青并未参与过上海时期的活动，并不在30年代的宗派矛盾之中，这里所表达“暴露黑暗”的思考是基于他来延安之后思想上的困惑，在周扬的叙述之中，被列为与丁玲、萧军同在“文抗”派。这样的裹挟产生了一个后果，即它将作家的创作立场，与他的出身、人事背景之间形成一个直接的因果关联，沿此路径会得出很荒谬的推论，如从宗派、从家庭身份来推断其作品的政治性。对比周扬的这一段回忆与1942年座谈会对于宗派矛盾的把握，后者不以宗派的、人事纷争的视野而分析，而是看到跳出人事纷争把握其背后的思想根源，解决方案也是与此相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的分析，不是沿着周扬的路径，将“暴露”与“歌颂”与两个宗派联系起来，而是作了分离。《讲话》的开头部分提及宗派主义。其分析的路径是宗派主义问题的解决，它不在于人事，不在于是否保持一致的意见(比如歌颂)，而是在思想上的转变。这一转变的要求不是对其中的某一派，而是同时对着两派。有关“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是被置于《讲话》结尾部分。《讲话》认为两者都没有摆正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宗派问题的辨析，还是对“暴露”/“歌颂”问题的分析，它们都被置于《讲话》的整体思路之中，《讲话》所给出的一个解决方向是通过思想改造。事实上，对延安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上海时期的宗派矛盾并不是特别大的事情。1936、1937年上海的文化人来到延安之时，就“两个口号”之争做过一些讨论，延安尊重鲁迅，但对不同于鲁迅立场的这一方如周扬、徐懋庸等也并没有太多的苛责，而是在重要的岗位上任用他们。按徐懋庸的回忆，毛泽东认为这场论争是在路线转变的关头发生，它的性质是革命内部的论争⑥。这个判断是与延安时期共产党对于文化人角色的认知变化有关。 有关延安时期的文化人的角色，其中一个提法是“文化军队”，相近的表述有“笔杆子”(相对于“枪杆子”)、文化战线(相对于军事战线)等。以毛泽东有关“文化军队”的提法为例，集中提到的有这样几次：1939年的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讲话，1939年底、1940年初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用胡乔木在论及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群众观点一问题时对军队的提法，“红军一开始就在毛主席指导下建立一种新式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党员、红军、党的干部、政府人员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维护群众的利益，把群众力量团结起来，并使群众相信党、红军是团结的中心”[9]。换言之，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军队不再是军阀，而是有主义、有理想、是新型的革命力量的代表，它具有着全新的含义⑦。军队作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其他的阶级、群众团体是有着示范性的作用的。 在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讲话，毛泽东指出：“他说，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中，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10]。在这个语境之中所提“文化上”的反围剿，是就一二·九运动而言，它解放了青年的思想，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到延安前期，大批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不仅充实了延安的革命力量，其意义更在于昭示着民主、抗战的延安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第二次的提法是在边区文协的报告中，即后来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军事围剿的结果是红军的北上抗日，文化围剿的结果是一二·九运动。两个围剿的共同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也正是在这一文化围剿中，意外地走出了一支属于共产党的浩大的文化新军。”这里将“军事”上、“文化”上并称，不仅仅是肯定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左联的工作成绩，即反抗文化上的围剿，教育青年、启发民众；在“文化新军”的这个提法里，它包含有对于这些左翼文化人的认定，它们是在一个敌我对抗的逻辑——即反抗国民党的围剿中不论阶级出身、经历等都被视为“属于共产党的文化新军”，也就是纳入到革命的力量中来。 就当时投奔延安的文化人来说，“文化新军”“文化军队”这些提法并不陌生，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就相应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以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的措辞来说，如“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时间上早于延安。很多回忆文章中提到在文协成立的大会会场有“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文协所提出的这个口号是当时的文艺界一致认可的方向⑧。以个别作家为例，如丁玲初到延安时主动要求上前线，她身着军装的照片非常有名，很多传记和新闻报道中以此为丁玲发生了身份上的重要转换⑨。而初到延安的人穿上军装、制服成为很受欢迎的风潮，如韦君宜在《露莎的路》中记述了这个场景，“最重要的还是招待所发了一身和别人一样的灰布制服给她。又肥又大，穿上一看，真的和别位‘八路’的样子差不多了。可惜的是不能给姐妹们、熟人们和自己家的人都看一看……想来想去，应当照张相片。向别人打听到了全城惟一的照相馆地址，就打扮舒齐跑去，照了个全身相”[11]5，这次照相与露莎考上清华时照相相比，被露莎戏称为“木兰从军”，可见革命青年对共产党军队的认可，也可见这认可中有着浪漫的想象。 在1938年底1939年初，茅盾已经观察到，大部分“下乡”“入伍”的文化人已经回到城里，茅盾的批评焦点在于大众化、启迪民众抗日救亡的工作不能深入。相对照而言，延安在这一问题上处理得较好，比如柯仲平、马健翎等所领导的民众剧团一直深入边区各地演出，改革秦腔和眉户，创作新戏，这是与他们原本所从事的大众化运动相关；比如赵树理等在晋东南所做的宣传、通俗文艺演出等工作，这不仅是与赵树理的文学理念“文摊”有关，更是与他们所在抗敌前线的具体环境有关，要想存活下来并且有效抗敌，首要的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大量的“亭子间”来的文化人来说，这两个团体以及他们的理念在延安仍是少数。这两个团体的活动都早于1942年的座谈会就提出了深入群众和民族形式推陈出新的观点，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延安早期并不仅仅是上面文学社团视野中所见出的场景，而参与文学社团的那些革命青年也有着多重的想象，既有着原来的文化人的一些习惯，也有着对于参军入伍、抗日救国的设想。 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是促使张闻天写出《关于正确处理文化人和文化团体》一文的背景。这是文章的原题，是张闻天代中央所拟，即上文所引的1940年12月1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对于这篇文章有着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以此为依据，认为延安早期的“黄金时代”是与张闻天主持文化工作、制定文艺政策相关[5]，倾向于张闻天与毛泽东(整风时期负责文艺整风工作)的不同。需要辨析的是，这一文章不仅仅是张闻天个人的意见，而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是代表着当时中央的集体决议。就其出发点来说，文章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即针对着当时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过“左”的、轻视文化人的倾向)不是简单地为文化人辩护，而是从属于革命的整体需要而言。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如果以此文章为例，与毛泽东的“文化军队”的提法相对照，就能够看出在思路上的一些微小不同，后者要比前者更进一步，不是在功能的意义(宣传、教育)上来看待文化人的角色，而是将其作为革命的构成主体纳入了革命队伍。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文化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命名系统，是对原有的左翼文化人的重新定义，它们不是30年代上海时期所提的外在于革命的“同路人”，而是内在于中国革命主体生成的力量。从这个脉络来看，不难看出前面所提到的毛泽东对于宗派问题的分析，其重点并不在于在文艺界内部来把握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要整合不同的文化力量，形成一个文化的统一战线。这不仅是延安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别，也是延安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时期的重要区别。从1939年“枪杆子”“笔杆子”并提的提法，到1940年《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再到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引言中开篇所设定的发言角度——“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而言，这一思路有其一致性。换言之，文化人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是被纳入到革命力量的重组的命题中来处理的，而这个命题不能抽象地理解为文化人、知识分子被吸纳到共产党的体制之中，而是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这一时期也是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发生重大变化、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等一系列提法的时期。 就其精神渊源来说，延安文艺的发生可以溯源至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时期。[12]不过探讨其体制的生成，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前提，即延安文艺的构成力量是多样的，常见的说法如两支革命文艺大军的汇合，以及年轻的写作者的涌现，加上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处境和历史任务也在发生变化，这些都使得它的文艺政策、组织形态等呈现出与苏维埃时期不同的特征。文化人大量地来到延安，所产生的冲击不仅仅是造成文艺繁荣的“新景观”，更多地是造成了共产党、军队构成成分的变化。以思想改造作为方案解决文艺界宗派主义、文化人的政治认识等问题，是与来自于当时的共产党整顿党内作风、根据地建设的现实处境中所产生的经验有关。 按陈云的统计，“截至1940年11月，尽管我们党政军各部门，基本是以老干部为骨干。党政方面，地委书记，专员以上，都是老干部；军队因有老的基础，中级干部主要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但是和之前相比，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新干部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中下级干部，百分之八十五是新干部。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在各个根据地中，还有广大数量的非党干部”[13]。陈云所指的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新干部快速增加主要是指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大量知识分子来到延安这一时期，陈云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常提到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与非党干部的矛盾。为什么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陈云给出过一个解释，“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13]。这个解释是着眼于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共产党，支持抗日。至于为什么要抢夺“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有何长才，在这里并没有说明，其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出了当时的认识，即知识分子并不属于无产阶级队伍，共产党吸收党员应该注重阶级构成。 按照王奇生的研究，自五四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础都是中小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国民党改组之后，为中小知识分子提供了参与政治、解决生计的途径，因而其党员中知识分子构成比例非常高；而同一时期，中共对知识青年吸纳较为慎重，就组织管理层面而言，知识分子“脑筋较复杂，不易宣传”“行动浪漫”“很难以纪律相绳”，[14]40-41而这些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共党员人数迅速扩充，从1937年的4万人，“猛增到1940年的80万人”，到1945年“中共党员人数是121万”。与此同时国民党(以及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三青团)也在扩充党员，“在这场组织竞争中，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成为三方争夺的重占”[14]34-1342，即陈云上面所说的两党竞争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来说，其大量扩收新党员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战争的冲击，军事溃退使国民党在长江地区的地方组织和权力基础几近解体；其二，对外面临中共的组织竞争。[14]341从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基层组织上的大量扩充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共产党所面临的压力。虽然此时两党已达成抗日统一战线，边区也被认可为合法的政权，但是两党在政治组织上的紧张感并不亚于时常出现的军事摩擦。 20年代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在延安仍然存在，但共产党这一时期大量吸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入党，既与这样的竞争关系有关，更与抗战救亡的大背景相关。以当时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为例，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中，弱化了延安的阶级色彩，突出了统一战线的性质。“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学校，只要不是汉奸亲日派，经过规定的入学测验，没有严重的病，都能入校学习，因此也不分党派，更不分性别”[15]；抗日军政大学在招生简章中的“入学资格”亦对招录学员的党派、信仰、性别均没有要求。需要指出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不完全等同于直接进入到党组织之中，它经过了学校这一环节的转化，而经过初步的教育(马列课程、革命史)的学生们，很快被充实到边区建设之中，这也是与同一时期的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的党员系统与地方政府系统在人事上矛盾很深。[14]336-338对于共产党来说，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为了抗战统一战线的话语权，其更为切近的任务是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巩固根据地作为后盾配合军事斗争。以当时的边区施政纲领中有关文化教育的为例，“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等⑩。这是此前战争为主时期所不曾面临的任务，它需要大量的科学艺术人才补充进来，因而出现了大量的非党干部，承担着边区建设的工作。这是一个持续的工作，如1941年延安仍建议大量招收知识青年，充实干部队伍。(11) 由于战时情况紧张，人手短缺，这些干部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前所进行的教育是不足的。这一时期围绕干部的培养，产生了很多的论述，如张闻天在抗大讲授做人和个人的工作能力[16]434-449，刘少奇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7]97-167等。从这些论述可以见出这一时期，因其构成成分的变化，党的建设产生了新的应对措施。谈共产党员修养这样的提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知，即“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也能够成为合格的党员。换言之，党的基本构成并不依托于特定的阶级本质，或者说，其政治性的认定并不直接等同于阶级出身。根据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提出，“各地举办高级学习组是搞好整风极重要的关键”，“学习要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目的，学习的内容在实际方面首先阅读六大以来的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在理论方面着重研究思想方法论和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18]203与同一时期的国民党所出现的组织规模急速扩充而组织涣散的情况相比，共产党以学习和思想改造来培养干部的方式，是一个有效的党建措施，它使得共产党的组织依托于思想，而非人事、行政。思想所开拓的边界也就是党的影响力所能达至的边界，它使得共产党组织成为一个具有活力、扩张力的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思想改造的学习和工作作风的改造，不是向内转的，而是设置了一个外在的参照系，即“群众”。在学习和改造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列经典的学习，二是联系实际，这也是知识分子获得正确知识的根本路径。“群众”的位置，并不从属于这个获取知识的过程之中，但它始终在场，相对于马列的经典，它的位置是中国的实际经验；相对于实际的调查研究，它的位置是破除实证意义的“现实”，它提出了行动的方向。这一位置的设定，使得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学习和工作作风的改造，变成了一个主体成长的过程，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个人与自我的关系，被置于与群众的关系之中。在这个设定里，“群众”的位置是灵活的，它略微突破了原有的固化的阶级分析框架，既保留了阶级成分的分析，同时将其转变为政治分析，阶级成分也可以转化。在原有的阶级分析结构之中，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这一固化的阶级革命的认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被突破，20世纪30年代将农民发动起来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方法被更为深入而系统地用于党的建设，成为干部培养的原则。 换言之，它重新界定了什么是共产党员，这个界定不仅依托于形式上的规范条例，如党员登记，党费、处罚条例等，而是更侧重精神实质，即做好了与群众有关的工作，就是合格的党员，这是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优胜于当时的国民党之处。群众是处在政党的行政组织的外部，即他们不直接参加党的活动，但是在党的建设上它又被转变为政党关系的内部。它转化为每个党员的成长的必要的“他者”，在这个革命主体的成长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是通过克服静态的意义上的位置，不断地重构与群众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完成党组织的建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组织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与每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主体的成长过程同构的。只有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才能够维持党的活力，群众路线之被称为共产党的生命线正基于此。对比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建党和国民党的建党，能够看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组织建制中所设定的应对官僚体制僵化的一种方式。较晚近的着眼于延安文艺生产的组织性的研究有一个提法，认为“现代中国革命这样的现代性装置本身蕴含的永恒的结构性困境，不仅不可能在延安得到解决，它将挥之不去，始终与‘革命’如影随形”。在这个问题基础上，丁玲等人杂文中对当时延安所存在问题的批评，不能被理解为革命之外的、个人主义立场的表现，而是革命内部的更为激进的要求平等和民主的要求。[3]这个路径有启发性，但笔者尝试补充的一点是延安时期对于官僚、教条问题的反驳，并不仅仅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它同时也有着系统性的反思和实践，使得延安时期的政党组织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性装置”。 《讲话》之中“为什么人”的问题，与整风之中所探索党的建设经验中的“群众观点”的分析思路是相通的。重新来看《讲话》的开篇对文艺界宗派主义问题的认识：“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其中对于文艺界的宗派的分析和解决，是与解决党内的宗派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整风的大背景构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政策的主导思想。从其表面上来看，它给人以用“外部性”(政策指令)取消文艺的“内部性”(作家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的印象，但它是通过“思想”的转变方式进行的，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将文化人纳入到政党运作的过程；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是政党扩大自己的边界，并重建组织形态的过程。换言之，在当时的解决方案中，文化人的组织问题被置于知识分子问题之中，而知识分子的问题是置于党的组织重构的命题之中。在这个命题之中，知识分子的设定并不是进入官僚体制，而是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