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批评的生产属性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21 未知 高楠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把文学批评作为批评生产进行研究，是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在批评这一生产要素上的批评论的展开。批评具有马克思所阐释的艺术生产的一般属性，包括艺术及艺术生产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双重属性、艺术在接受中获得的成为艺术的属性、异化劳动使艺术商品化的属性及艺术生产与其他生产互为生产的属性。由艺术生产的这类一般性，引申出艺术批评的艺术生产属性，即批评生产的综合目的性、批评生产的被规定性与超越性、批评生产内部构成的关系性与外部生产的关系性，以及批评生产的当下运行性。上述属性，又在批评生产各要素互为中间环节的展开中得以实现。这构成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艺术批评论的要点。 关 键 词：艺术生产/批评生产/关系批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4BZW004)和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项目编号：L13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楠，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高楠(本名高凯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美学。 在文学批评亟待振兴的当下，在构成批评活动的各个方面存在不同混乱的当下，尤其是在文学批评存在不同程度混乱的当下，如何建构具有实践意义的文学理论的文学批评论，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理论问题。带着这一问题重读马克思艺术生产论，从批评生产角度理解文学批评，有感于马克思对于当下批评的要点问题所预先给予的经典解答。本论文研究便由此入手。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有两个理论要点是本文进行批评研究的展开根据：一是就艺术生产的自身性或内在性而言，艺术生产是消费的生产，生产者、消费者、分配者(传播者)共处于生产中，因此艺术生产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的生产；二是就艺术生产发生其中的社会生产或其外在性而言，艺术生产与其他生产互为生产，因此艺术生产是与其他生产的关系性生产。这两个要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建构思路，即既然艺术生产是如此这般的生产，当它见诸构成它的文学批评时，艺术生产的内外双重关系就成为批评与规定批评的要点，而这就是生产性文学批评。从生产角度理解批评，批评是艺术生产的要素及展开性环节；它是被艺术生产规定的批评，并通过批评生产实现着艺术生产的规定性。换句话说，批评生产的规定性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的一般性中。 一、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理论根据 批评生产的文学批评是生产性的批评，指它是包含着批评者、批评对象、批评传播与批评接受的综合性生产，而不是此前谈到文学批评时所通常认为的，批评只是批评者对于对象的单一施为的批评。这一批评意识的转变，使批评回归它本原的状态，而它所引发的批评运作，则具有对单一施为批评论的颠覆意义。那么，这样的批评生产的理论根据何在?可以肯定地说，其根据来自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从这一角度重读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则对其中相关要点的理解，比之现有艺术生产论的一般性读解，便会有所新见。从批评生产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需要阐释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批评生产如何在艺术生产的规定性中展开。 马克思之前，没有哪个有影响的西方学者把艺术视为生产，尽管艺术早已被不断谈及。众所周知的是，在马克思还没有系统地进入政治经济学思考，而只是处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展开分析的阶段，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中提出了艺术生产这个说法，并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越来越明确系统地使用这个概念。这说明视艺术为艺术生产，对马克思来说是经过认真选择并使之不断深化的看法。那么，从批评生产角度理解，马克思把司空见惯的“艺术”纳入“生产”，称为“艺术生产”，是发现了“艺术”的什么重要属性，并把这种属性纳入“生产”范畴而思考呢?通过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不断运用与阐释可以获知，在马克思这里，艺术生产不仅是一个艺术是文本还是过程的形态问题，更是一个艺术的规定性问题，即艺术被生产规定并因此成为被生产的艺术。这是一个理论节点，它被一些艺术生产论的研究者淡漠地放过了。从批评生产角度说，作为理论基础，这里有四个要点应予关注： (一)艺术生产的双重属性 自柏拉图把艺术指认为影子的影子，艺术便被纳入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亚里士多德的艺术论，强调了艺术的创造性，将之明确地认为是创造者的筹划，“艺术必然是创造而不是行动”①。以这两位希腊圣哲的立论为准，西方后来研究评析艺术的学者都从精神活动的角度理解艺术、规定艺术。 马克思不否认艺术是精神活动因此具有精神属性，但他同时认为，艺术也是物质活动，因此也兼有物质属性。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便从生产一般性角度揭示了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②。马克思这里，把维持肉体生存的劳动物质性，提升到生产生活，并将此指认为人所专有的类的属性。“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③。从人的生命出发，从人的感性的物质需求出发，进入自由自觉的社会活动、精神活动，这是马克思的物质第一性的唯物论的根本依据。它是眼前的、具体的、常识性的，但又是深刻的。它不仅解释了艺术精神属性的物质性由来，而且解释了艺术精神属性的物质性规定——原初的规定、根本的规定。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把艺术活动纳入艺术生活，使生产属性(包括生产构成性、生产规律性、生产规定性)从艺术活动中揭示出来。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面对的理论问题不是艺术生产，而是物质生产、异化劳动的生产，及这类生产与整个社会生活，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于艺术的生产属性的重视与思考。所以，在手稿中，马克思在提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普遍作用时，在谈及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等这些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时，特别提到艺术。把艺术纳入物质生产的总体规定性中，艺术才能以其物质性而接受物质生产普遍规律的制约与规定，并因此在异化的劳动生产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方面或生产领域。这种物质生产的普遍性的强调，既是马克思正在着手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建构的需要，也是他批判黑格尔精神生产的思想体系的需要。这两点，在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论中是统一的，即既通过唯物论的物质生产论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生产论，又通过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生产论深化他的物质生产论，进而达到解析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所以，在谈到异化劳动的私有制生活中，马克思特别指出在异化劳动的分工中艺术被专门化的生产特点，即它以其专门生产的属性，不仅进行感性属性的艺术生产，而且也生产着与它对应并且就是它的对象化的感性接受。这里须予指出，艺术生产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属性，见于构成艺术生产的艺术批评，艺术批评的对象实践性及批评发生于其中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实践性便有了理论根据。 (二)艺术是有待接受的艺术又是有待被接受所创造的艺术 从批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则艺术生产论所说的艺术与接受交互作用的观点就需要进一步理解，因为批评正是与批评对象、批评接受交互作用的。 马克思对于生产的一般规律揭示说：“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④。这是对深刻地理解艺术生产包括批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阐释，也是马克思以此洞视艺术生产时对于艺术生产构成关系的重要发现与揭示。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特别从人的意识活动的角度谈及人的本质，并对黑格尔的精神劳动予以批判，由此可以领悟马克思对于包括艺术批评在内的生产的精神属性的理解。即任何意识的东西，都是来自现实对象的东西，都是对现实对象的本质的掌握，“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之返回到自我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⑤。这样一个克服对象、掌握对象的过程，既是意识因对象而发生的过程，又是意识被意识所自我面对的过程，亦即运用意识创造世界的过程。为此，马克思概括说：“这就是意识的运动，因而也就是意识的各个环节的总体”；“意识必须既依据自己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时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考察对象”。⑥这便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精神地把握世界的实质，它当然也是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精神实质——精神虽然归根结底是在物质实践中发生出来的，但精神地把握世界、把握对象，它又必须依据自己各种规定的总体去把握对象，并且具体地考察对象。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是对那种简单地理解物质决定精神的平庸说法的深刻有力的反驳。马克思把艺术归入生产，除艺术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之外，还在于他发现了艺术是包括艺术家、艺术接受者、艺术产品、艺术生产过程的相生相构的关系性的展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物质的感性的本质力量与人的精神的创造的本质力量综合地得以实现。本文将进一步揭示，批评生产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过程性正是由此引申而来的。 (三)异化劳动使艺术商品化 在异化劳动中，艺术商品化的现实规定着艺术批评也具有商品化的属性，这使得马克思艺术商品化的论说成为批评生产的重要理论根据。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引用歌德《浮士德》与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关于货币功能的经典话语，对货币进行阐释，进而揭示货币在异化劳动中对于异化的现实合理性所起到的“有形的神明”和“普遍牵线人”的作用。对此，马克思说：“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⑦。在货币本性的揭示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所颠倒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批判激情地揭示出来。从这样的揭示可以看到，异化劳动通过货币使一切都成为商品，于是，被纳入异化劳动的艺术生产，它的生产过程、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它的艺术产品包括艺术批评，毫无例外地商品化了。马克思出于他对艺术的由来已久的偏爱及投入性的体悟与思考，在与古希腊艺术的对比中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展望中，敏锐地发现了异化劳动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艺术见于货币交换的商品实质。这也是他执意把艺术归入艺术生产的重要原因，因为唯有从异化劳动的生产角度，马克思对自己所发现的艺术商品化的事实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解释。为此，马克思营造了一个没有异化劳动的情景，展示在那种情景下艺术将会如何：“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⑧。即是说，在非异化的本然如此的艺术及艺术接受中，艺术纯粹为艺术修养而创造，艺术修养也纯粹地实现为艺术接受与欣赏。然而，这却不是艺术劳动的现实，艺术生产的现实只能是艺术商品化的现实，也只能是在异化的艺术生产中如此的现实。因此在这里可以体悟到马克思对于艺术生产的批判意识，艺术生产是艺术的功能、艺术的价值，也只能是异化了的艺术功能与艺术价值。马克思把共产主义扬弃异化的社会关系，即真正的人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解释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又通过希腊神话中的人的童年时期的、尚处于艺术的前生产期的、具有永久魅力的属性，为非异化的艺术或扬弃了异化的艺术找到了原始艺术的根据。在这样的艺术中，人通过想象使自然成为人的自然，并使这一想象得以形象地表现。须予指出，一段时间里，面对大众文化推涌的商品大潮，国内一些艺术生产论的研究者，面对艺术商品化现实，用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对其进行本质合理性的解释，这不符合马克思对于艺术生产的异化的理解与批判，因此弱化了马克思对于异化的艺术生产的批判锋芒。马克思对于艺术商品化的正视，立足于对异化劳动以及资本主义使艺术进一步商品化的批判立场，艺术生产或异化的艺术生产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但这却不是应当如此与本然如此的本质合理性，这是一种立足于批判的现实实在的揭示。对于批评生产，这里则提供了一个批评的标准性根据，及批评的锋芒所向。 (四)艺术生产与其他社会生产互为生产 如前所述，批评生产是包括众多方面的综合性生产，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众多方面的相互生产，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中获得了坚实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的很多论著及书信中都涉及艺术。在他们对于艺术的阐释中会发现一个被不断谈及的共识，即艺术活动既不是单个人的活动，不是随意自由的精神活动，也不是由某种权力力量或神秘力量支配的活动，而是合于“历史的必然要求”的活动。这历史的必然要求，又是体现着现实社会生活中各方面力量的“历史合力”。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共识，是马克思坚持把艺术归入生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即当艺术被定为异化劳动的生产时，不同生产部门间便互为生产，而且任何部门的生产又都是被总体性的社会生产所规定的生产。这样一个生产的一般规律，便是艺术生产与艺术批评的规律，它在艺术生产包括批评中发挥作用。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这种规定着互为生产的生产总体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对此，马克思的看法是，由各种相互生产构成的不同经济关系，如畜牧业关系、农业关系、工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会占有不同次序，也可能会被观念地赋予某种次序，但这都不是决定的东西，决定的是当下的社会内部结构，从马克思所处那个时代说，即“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⑩。马克思把这种社会内部结构所形成的关系规定性比喻为“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1)。这种社会内部结构的形式化与制度化，便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马克思没有专门论及艺术批评及批评生产，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却涵盖了批评生产，而且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由此，转入接下来的批评生产研究，马克思艺术生产的丰厚内涵将进一步展示出来。 二、艺术批评的艺术生产属性 根据马克思艺术生产的理论视域，艺术批评与其他艺术生产的构成要素一样，包含在艺术生产中，并且它就是艺术生产。所以，以上围绕艺术批评对艺术生产的要点性分析，同时便也是对艺术生产中批评生产的分析。但由于批评毕竟是艺术生产中不同于其他要素的一个要素，而且，由于一直以来对批评这一要素的生产性的不同程度的忽略，导致多年来不同程度的批评的混乱。因此，此处由艺术生产的理论基础出发从生产角度对文学批评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一)批评生产的综合目的性 马克思认为，把艺术纳入生产，即把艺术纳入劳动过程、实践过程，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导过程展开的过程目的。生产的重要特性即目的性。不同的生产目的，展开的生产不同，组织的生产过程也不同。从生产角度理解批评目的，比起没有生产意识的批评理解，其突出差异在于前者的综合性。前面提到的艺术生产的双重属性、互为生产属性等都在批评生产的目的综合性中体现。对批评生产的目的综合性予以概括，即批评并非发生于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简单对应关系中，而是发生于批评者、批评对象、批评对象的接受者或消费者、批评的分配或传播的综合关系中。它以这种综合关系规定的综合实现为批评展开的指向，并以如此完成的批评为批评产品。这便是前面所说艺术接受属性的批评具体化。马克思将这种目的性生产概括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间存在着相互作用”。(12) 但问题是，非综合目的的批评在当下很多批评中却很常见。这类常见的批评在综合批评要素中单独强调某一两个元素，如文本元素、接受元素、批评者元素等，并使批评根据这一两个元素设定的标准展开，由批评者单向施为。这类批评也能各成体系，各有一套自己的尺度与话语，如印象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接受批评等。尽管这类批评也往往涉及一定的关系，如印象批评中批评主体与文本的关系、文本与作者的关系，结构主义批评中结构整体性的内部结构关系，接受批评中文本接受与文本的关系等。但总体来说，它们都有一种向自身要素收敛与龟缩的倾向，并且越来越走向各自的封闭。 对这种非综合目的的批评倾向，被称为西方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用综合目的性的艺术生产理论进行过针对性的批评。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元批评》一文中，这是一篇对于批评的批评。在文中，他着重批评了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单一化的、封闭的批评倾向。詹姆逊的批评由苏珊·桑塔格《反解释》一书切入，将之置于诠释、解释、评论这套传统的批评方法已经声名狼藉的时代语境中，指出该书提到的形式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的一个共性倾向就是放弃内容，用方法取代形而上学体系，以此求得各自主张与预想的实现。这样一种放弃批评对象原本存在的内容，将之抽象为某种技巧或方法，以便用以验证批评者各自理论主张的批评，就是目的单一化的批评——批评者单一的自证目的规定着、筹划着批评的展开。问题是这种单一化的目的预设，并不合于艺术产品的自身情况，艺术产品无法用决定的方式及否定解释的方式去进行批评。詹姆逊说：“就艺术问题而言，尤其就艺术感性认识而言，要想决定，要想解决某个困难就是错误的，它需要的是一种精神过程”(13)，这个精神过程用以解决艺术问题的办法不是获得某种最后的明晰的解释，而是把它在“解不开的纷乱中抛向更高的层次，并将真正的问题本身(这个句子的晦涩性)通过扩大其框架变成它自己的消解”(14)。詹姆逊此论，是要打开观念单一的自证目的，把文本要素的精神活动的规定性控制到批评中来。针对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批评拒绝解释、热衷于技巧性的“组织策略”与“方法的动机”的问题，詹姆逊把批评者与文本的关系向批评的接受要素打通：“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绝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15)。由此，詹姆逊把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这类批评者与文本之外的东西向着批评打开了。 对形式主义者及结构主义者否定解释以便使他们预设的艺术技巧的概念达到合乎逻辑的结论单一化的批评目的，詹姆逊给予进一步批判，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艺术被降低到所规定的技巧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不仅果戈理只是为了“一种风格，一种独特的句式”去创作；堂吉诃德不再是真正的人物，而只是体现塞万提斯的组织策略，进而成为把“许多不同类型的轶事以某种独特的形式贯穿在一起的”发挥着主线作用的工具；而且，托尔斯泰的创作也只能被指认为一种“方法的动机”(16)。詹姆逊又通过长篇小说与读者、与时间过程的现实生活的关系，指出对这类作品，形式主义一开始就失去了效应，因为对于长篇小说从概念上去予以理解，只能是解释者一厢情愿的预设。而对于无情节小说，作为文本，它似乎是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那种“纯属阅读时间，纯属长度问题”的概念预设方法的最有支持力的文本，对此詹姆逊承认并予以正视，并将这样的文本放到它得以被艺术生产出来的关系中考察，指出“作品在其原始成分或最初内容的基础上，现在表现出一种更大程度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精心的艺术生产活动，但正是这种精心的艺术生产及其技巧，形成了上面描述的方法的客体”(17)。即是说，无情节小说同样有得以生产的文本、创作接受的经验，有其意识与无意识的根据，它只不过是在时下的总体性生产语境中更加精心化与技巧化了。所以，他在论文结尾处指出，即便对于无情节小说文本，批评也不能在某种单一要素的概念预设中封闭起来，而是要进入这类作品得以产生的内部逻辑与环境逻辑中去，进行综合着不同批评生产要素的总体性目的批评。 (二)批评生产的被规定性与超越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揭示了艺术生产的物质生产属性与精神生产属性，这双重属性在批评生产中则体现为被规定性与超越性。 批评生产的被规定性，是指批评者对什么艺术对象进行批评，批评艺术对象的什么，以及用什么方式进行批评，用什么根据进行批评，并不是他自行决定的。或者说，就批评的运作过程说批评者是批评的主体，是批评的具体实在的操作者，就像艺术家具体实在地进行艺术品的生产制作一样；但同时，在他批评操作的过程中，总要一种力量、一种光亮推动着他、照亮着他，形成他发现批评对象的敏感、思考对象的角度，确定批评的要点，甚至组织着他的批评话语及方式，这就是他身不由己地置身其中的被规定性。这种规定着批评的力量与光亮，就是源于客观现实生活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社会生活状况、政治状况、科技状况及传播状况等被马克思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它们以其客观实在性而物质性地规定着批评生产的展开。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任何生产都是被历史与现实规定的生产，而精神的物质实现也是完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活动。这样的完整的社会历史进程归根结底是由生产的物质性动力控制的。(18)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时代状况，会形成不同的批评指向、批评目的、批评要点、批评方式。19世纪的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不同于二战时期及二战后的文学批评，后现代文学批评又不同于现代文学批评。中国近些年的情况也是如此，文学主体性批评、文学娱乐化批评、文学的大众文化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等，无一不是与时俱进地展开的。因此，批评生产的物质属性，必然受社会现实的各种物质力量的规定与制约。 批评生产的物质属性，是艺术生产的一般属性。这见于批评生产，则往往习惯性地导致批评的根据及批评的尺度依凭于某种现实合理性。于是，可以看到很多批评或是直接为它所依凭的现实合理性辩护，或是有意地行使回避策略，使批评从现实领域进入远离现实的观念领域，然后进行各自的观念自证。这种情况在中国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中并不少见，从中看不到多少现实批判与超越的批评维度。当市场经济强化着文学的商品属性时，这类批评就对商品化的文学进行商品属性的赞许；当大众文化在感性活跃中形成娱乐风潮，这类批评就为娱乐点赞。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钱中文为呼唤新理性精神而对艺术商品化的负面效应进行激情批判时，一些批评生产则选择了对这些负面效应的沉默甚至随顺。这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批评却不能沉醉于这种现实合理性。因为批评生产作为艺术生产，具有艺术生产的另一重属性即精神属性。批评生产的精神属性，是它不同于一般生产的特殊性，这就是它对于现实的超越性。对这种必不可少的超越性，马克思用了“决不是”的激越话语进行强调，即“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9)。这段谈论艺术超越物质生产的话，自然也适用于批评生产。 批评生产超越物质生产的现实性，是通过批判与引导两个方面体现的。对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在于发扬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努力是合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这一传统，又被后来的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延续的批判精神，如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在编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言中所指出：“‘批判的’反思是任何警惕的、负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关注的特殊手段”，历史的现实，解释并证明了这种被关注的特殊手段的正确性，即“使它们具有特殊品格的悖论和悲剧的精神气质的正确性”。(20)马克思主义批评生产的这种“特殊品格的悖论和悲剧的精神气质”，从根本上说，即来于批评的精神属性对物质属性的超越性。精神属性超越物质属性，必然对物质属性所由规定的物质性的现实实存的合理性进行批判。超越现实的引导性则来自精神超越的自由性。 批评生产的精神超越性是由批评者运作的超越性，但如前所述，这又是各批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说，批评的超越既体现批评者个人的精神运作水平，又离不开批评生产精神运作的总体水平，而且，批评者的超越水平也是批评超越的总体水平的体现。这是一种对话效应，用詹姆逊的话说，这是“由专门化状态进入具体自身的运动”(21)。据詹姆逊论述，批评生产的精神超越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支持。首先，是引申于历史的支持。历史不是事件的时间顺序的排列，而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不同事件过程及结果间的某种关联性的发现。这类关联性可以是因果的、相似的、差异的、矛盾的等等，历史时间的跨度、关联事件的重要性或典型性，事件的时间与空间分布的条件及状况等，均以某种总体性形成历史的展开趋向，成为可能性或必然性的观念根据。当这类观念性的东西被研究者或批评者用于具体事件或问题思考时就有了一个超越现实具体的历史维度。詹姆逊谈到批评超越的历史根据时，用到了“距离”和“焦点”这类概念：“在这种较远的距离中，事件只是作为一个更大运动或模式的细节出现在我们面前”(22)。这便是一种超越视野。其次，对于现实的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揭示矛盾、注重转化、强调扬弃(即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方式。它为对现实事件的批评提供了一个拒绝封闭与僵化的路径，它更倾向于寻找其中不对应、不充分的东西，并揭示其构成原因的矛盾，从转化的角度发现新的求解方式。对这种否定现实合理性的观念，詹姆逊从辩证思维角度进行阐释，认为批评者在这种思维中能觉察到自己与自己的批评对象是一种同等的历史运动，前者不必然依循着后者，因此批评者应把自己的立场纳入对于对象的否定中。这样，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点的设定所带来的封闭或矛盾便迎刃而解。(23)其三，创设批评对话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可以是批评者自设的阅读与思考领域，也可以是他参与的有他者参加的研讨领域；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了解他者是次要的，彼此对话则是主要的，在对话中获得的对于自己既有看法的超越更是关键的。对这种设立的批评对话的公共领域，钱中文称为交往与对话的领域。(24)上述历史的、辩证的、对话的三个方面的支持，是批评生产实现其精神超越属性所不可或缺的。 (三)批评生产的内部构成关系与外部生产关系 批评生产具体地实现着艺术生产中生产要素的构成性的关系生产。不同构成要素在批评生产的关系中，通过批评并以批评过程为生产过程而彼此相互作用，进而把这种相互作用凝聚到批评的生产中，并最终以批评的成果样式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前面所说的综合目的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批评生产的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相互作用、综合实现的过程。 马克思从生产一般性角度所说的生产媒介消费，以及产品在消费中得以最后完成的说法(25)，从生产、产品、消费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揭示了三者的关系构成与关系实在。这种生产一般性体现在艺术生产的批评生产中，则实现为批评者、批评对象、批评所对的接受者、批评的分配——把批评产品向接受者传达、批评产品的消费接受情况，这五种要素的相互规定与相互作用。这样的相互规定与相互作用，并非自然而然的达成与实现。它的客观因素固然是这五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客观实现，它们在批评生产的现实过程中现实地关联着、影响着，因此现实地相互规定着；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的综合是具体地实现为批评者亦即批评主体的批评运作，他要把这种批评生产的关系构成见诸他的批评。而不同的运作意识、对运作综合目的性的理解，以及现实运作的智慧状况与运作协调水平，则直接决定着批评生产的内在关系的统一构成水平。 从批评生产的现实运作状况来说，批评的常态倒不是上述各批评要素综合实现的充实状况与和谐状况，而是批评者自行其是的批评状况。涉及批评运作的智慧状况，即批评与批评的理论根据的关系——不言而喻的是，批评总是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的批评，理论在批评中代表着批评对象的已被先行把握的一般性。在这方面常见的情况是批评与可用于批评的文学理论的脱节。当下很多批评者都表示，现有的文学理论难以用于现实的批评。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双方的，从理论上说，它确实存在着不食文学作品与作品批评烟火而观念性地自说自话的状况，因此它无法对批评对象获得合于对对象实在的一般性的先在理解；就批评者而言，他们出于某些原因，也包括上述理论远离文学的原因，往往更热衷于从其他方面提取批评的理论根据，而不是从文学理论中提取，这造成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相互疏远甚至隔绝(26)。批评与批评对象的关联好像已顺理成章，其实不然，恰恰是批评与对象的关系成为当下文学理论陷入争论的关键；文学理论的对象是否就是文学、是怎样的文学(文本与活动)、是怎样的对象性研究、研究对象的什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言说不清。就拿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即文学理论与文学对象不对应是否具有合法性来说，肯定与否定都能拿出不少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提出的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强制阐释论”，就是建立在理论应与对象相应的阐释论的基础上的。(27)再有，批评产品与批评接受的关系。由于不少批评不是适应接受对象的批评，因此成为研究者孤芳自赏的批评。于是也就有了精英批评的孤独困境，有了大众批评无视精英的情绪话语包括谩骂。至于批评成果在批评消费中的分配情况，当下的困境在于，面对互联网的批评传媒，习惯了分析阐释、旁征博引的批评产品如何瘦身与非观念化。这类问题，都是批评生产内在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 批评生产与外部生产的关系，亦即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及艺术生产一般性时所提出的不同生产之间互为生产的总体性关系。批评生产，是被其他生产与批评生产的相互关系所总体制约的关系。这类关系不仅影响与规定前面提到的生产的综合目的，而且影响与规定批评生产各构成要素的状况及相互构成关系。不同的现实状况有不同的批评话题、不同的批评对象、不同的接受对象，及对于批评产品的不同的分配方式。忽略了外部生产对于批评生产的外部规定，则批评生产的变化与走向、批评生产的价值标准的嬗变、批评生产的消费(接受)状况的动态，便都难以把握。美国文化批评学者斯蒂芬·葛林伯雷用对话性解释批评的阐释与阐释的批评，他所说的这番话，很好地解释了批评生产在内部构成关系与外部生产的相互作用中所展开的关系构成性特点：“在文本和文化阐释中，存在不再是一个声音，而是许多声音：我们自己的声音，那些别人的声音，和那些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声音”(28)。批评生产，就是这多种声音的交响。 (四)批评生产的当下运行性 批评生产就其现实性而言总是当下运行的生产，批评运行的当下性是批评生产的时间属性。批评生产的当下运作性，就艺术生产的一般性而言，即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的同一性(29)，尽管批评的文本对象总是先于批评而存在，但它与批评形成对象关系时，则这种关系是对象性的。这种同一性唯有在当下的共时性中才能实现。生产，只要不是观念地提及，它便总是具体地进行着的生产。而且，生产中诸要素的总体关系，也总是共时性关系。当下的生产不是为了过去的需求，当下的对象批评也总是对象的当下批评。尽管批评的接受可以是对于过去文本的接受，但那接受也只能是当下阅读的接受。批评生产得于生产一般性的当下运作属性，使批评生产具有如下时间性特点： 1.批评生产的当下视野。视野是随时变动、随时调整的观望空间及意识空间，虽然这种观望与意识空间具有观望与意识的主体延续性，但总体来说它不断地变化着。当下则是一个时间概念，短则目前这一片刻，长则一个时段。在这个时段中的生活具有一些时段性特征及代表性的东西，如时代精神，时代主流、时尚、热点问题等，这都是当下的表述。批评视域就是这样的不断变化的空间与时间规定。在不同的当下视域中，形成对于批评对象的不同理解与解释，批评者总是通过他对于对象的当下的理解与解释运作他的批评。当下视域是批评生产的现实实在的规定，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物质力量的规定。固然当下视域中包含着当下的意识视域，但当下视域向对象敞开的意向以及引导意识活动展开的问题性，很多学者也都倾向于认为有一种“客观”的规定性。因此，弗兰克·莫莱蒂从时间与空间角度阐释艺术也包括艺术批评的“真理时刻”时，特别提到“文类具有时间界限”，“文类也有空间界限”，并进而指出文类的“空间界限，有时甚至比时间界限更具启发性——历史的启发性”。(30)莫莱蒂对批评的空间性强调，建立在批评的时间性基础上，是时间界限中的空间性，批评的空间规定性总是体现为一定的时间形态，就批评运作而言，亦即当下形态。P·D·却尔指出，为批评提供解释根据的“意图说”虽然说法众多，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现实地发挥作用，则只有“提出批评时才存在”(31)。这都是可以与批评生产联系起来进行批评运作的富有启发性的提法。这里的要点是确立一种把批评生产纳入当下视域的自觉意识。当下的一些批评沉浸在似乎缺少时空限制的趣味自由中，包括审美趣味的自由以及理论趣味的自由，把批评作为这种自由的演练场所，这导致批评锋芒的钝化。一些批评研究把批评归入理论问题研究，却忽略了批评生产总是当下视域的生产。马克思从消费角度阐释艺术生产的产品一般性，强调的就是消费对于产品总是在即时中使之完成：“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产品之所以是产品，只是因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32)。由此，从批评生产的角度说，作为产品的艺术批评，它的被消费(接受)，它因被消费而成为批评的产品，也同样是发生在当下视域中。 2.批评生产的当下问题性。批评生产的当下视域集中通过当下问题性体现出来。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没有办法提出问题就是最严重的问题，这是“现实生活和有生命力的批判永远不能避开的问题”(33)。当下视野中的看、听、感受与思考等，都是以某种问题方式唤起关注并得以凝聚。问题是各种相关的实在现象与精神现象某种隐含的内在关联性的纠结，是某些已有的关联不再通达而引发的矛盾与混乱，也是某些已具备了相关联的条件却无法关联的阻碍与促迫。这里有既往的当下积累、当下延续及当下展开。在这样的关联性中，问题便成为相关现象的汇聚与召唤；而问题总是有其前提、背景、条件，甚至体系根据的。马克思的批判总是从问题入手，基于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批评生产，也是求解问题的批评生产。问题从生产角度说，就是消费需求，就是产品订单。问题的统一求解，就是批评的综合目的及各种要素的构成关系的调度与运用。提交的艺术批评，则进入消费(接受)并因此实现为产品。这个过程，就是当下视域的问题性的批评生产过程。 3.批评生产的当下理解性。问题求解过程就是对于问题对象的理解与解释过程。这样的理解与解释，是既往经验与意识在问题召唤下的当下活跃与当下组织，并在当下活跃与当下组织中实现着批评的超越。作为批评生产运作过程的理解，不仅是对于对象的理解，也同时就是理解的对象。这是因为对象一经被理解，它就成为被理解的对象。却尔在分析德国批评家彼得·蒙迪及沃尔夫冈·施特格米勒的批评理论时，特别强调了他在这方面的看法——“我们不能在什么是‘本文中的’和什么是我们赋予它的这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就在对这些事实进行说明的时候，“‘批评家’就从这种说明中取回了他用来解释的背景事实”(34)。批评的生产是对于批评对象解释的生产，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生产的属性。在这个过程中，解释的对象并没有改变它的原本形态；但对于批评而言，它却获得了被赋予某种精神整体性的形态。因此，批评所生产的不仅是批评，而且包括经由解释的批评对象，只是这对象存在于批评的精神生产中，已成为批评加工的精神对象。理解构入的对象继而成为被理解的对象，这样的对象被批评地理解，不同的批评方法在理解中发挥作用，使理解成为不同方法的理解，如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解、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解、语言学批评的理解、文化学批评的理解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批评生产的其他要素也随之构入批评，这是一个一经进入批评生产便当下地发生的过程。 三、批评生产的各要素互为中间环节地展开 综合目的性、综合构成性及综合运行性，这类属性的实现过程，是批评生产要素经由中间环节的展开过程。批评生产的各要素通过中间环节相互构成，并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着批评产品。 如前所述，马克思从生产及艺术生产一般的角度，指出生产各要素在生产中不仅是互为的，而且是互为中介的，是互为中介的互为。由此，马克思阐释了生产何以达到综合，他说：“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介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35)；“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36)；“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37)。这类阐释，是对生产进行的动态的、转换性的把握。在动态的生产过程中把握的这类相互作用、互为中介进而相互生成的要素范畴，从根本上说是实践论的。这是对西方确定的、恒常的、必然的对待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又是对黑格尔动态变化地把握世界的辩证法由精神实践向物质实践的扬弃。马克思的这一中间环节理论，在哈贝马斯那里获得了主体间性的阐发，由此使僵死的、刻板的在概念中打圈子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获得了灵活应对的实践属性。 马克思的中间环节理论，为批评生产提供了一个不同要素互构互释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研究方式的要点在于从每一个要素去思考相关的别的要素，从此要素求解彼要素，又在此要素中发现彼要素。这是一种在有机关联性中进行批评生产的方法，也是一种关系性地思考批评对象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每个进入生产、面对加工的现象、事件，便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在关系的相关性中存在，并被其他要素的关系所规定，成为这类关系要素的综合性体现。西方的艺术批评，也包括中国20世纪以来的一些批评，拘泥于二元论，拘泥于非此即彼的线性否定论，造成对于批评对象的肢解、割裂。于是，本应是一体的东西，被分解为某种单一的要素，如本质要素、内容要素、主题要素、形式要素等，进而进行被概念所分解的单一性的批评；或者，进行彼此割断的不同方法的批评，而在这些不同的批评方法之间，则近乎森严壁垒。于是，就有了作者死了、文本死了、读者死了之类的否定性的线性推衍的极端说法。其实，各种存在过的在一定历史阶段发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或思想以及方法，都没有死，也不可能死。它们是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共时地存在于对象世界中的，观念或理论，只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状况，把其中的某一方面或层面强调了出来。这些先后被强调的东西，与对象世界相对应，在历史延续中，通过一系列马克思说的中介环节而由此及彼地转化。转化中，先前的化入当下的，当下的化入未来的，其中的变化与发展是必然的，变化与发展通过中间环节而彼此深化与生成也是必然的。 因不注重中间环节而导致的方法僵化的批评，在西方，如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新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等这类批评所努力进行的，是一种在各自的方法中，各自标榜，努力与他者求异的思路。在这种思路中，批评生产建立在中介环节的历史延续性及有机整体性基础上的实在状况被弱化甚至被否定了。以女权主义批评为例，男女两性经由爱情与家庭的中介环节常常被绕开，这便导致两性一体化关系的割裂，于是就有了对立于两性和谐与互补的女权之争与女权批评。发表人权宣言的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就曾强调说：“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差别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38)。这种两性对立的观点，在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中一直发挥作用。当然，在艺术生产中，在艺术生产的批评生产现实实在的生产过程中，西方也出现了与这种现实实在的生产过程相对应的艺术理论与批评理论，如阐释—接受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这类批评的生产性进行，证明着中间环节论的真理性。须予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这种中间环节性的有机整体性的文学批评，乃是常态的批评。如有学者所列举的意境论批评、节奏论批评、人格论批评、象征论批评、印象论批评(39)等。这类批评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把创作与批评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接受体验这一中间环节基础上。但问题是，这种传统的综合一体性的批评范式，却在一段时间里受西方二元论、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影响，面临当下转换的困境。 在理论思维及理论表述中，世界的相互关联要素不应是以相应范畴的简单并列的方式叠加完成的，而应以中介范畴的构入完成。这不仅是一个理论方式问题，更是一个合于生产，包括艺术生产、批评生产的实践状况的思维方式问题。社会实践与生产实践，作为目的性的整体运作与阶段性运作过程，就是在此阶段与彼阶段、此对象与彼对象的一个个中介环节中，实现其过程性的。任何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体都是中介着的关系体。如人与车，是通过驾驶行为而实现着关系一体化的，驾驶行为便既是一个实在的中介环节，又是一个提炼出来的对人与车关系进行表述的中介范畴。 这就提出了一个批评生产的中间环节的范畴论问题。中间环节在批评生产中需要与中间环节相对应的中介范畴，中间环节是在批评生产中发挥作用的现实实在状况，中介范畴则是对这种实在状况的精神把握的批评运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那些一般的生产范畴，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就既是生产的相关要素，又是这类包含相关要素的中间环节的范畴。对这类范畴(概念)在综合性或是总体性批评生产中的重要性，詹姆逊认为阿尔都塞提出的关于因果律的历史形式的理论至关重要。詹姆逊引用阿尔都塞的说法，即“结构因果律”，“恰恰是为了处理整体对其各个因素的功效性而设计的，即莱布尼茨的表现概念”(40)。这里，“表现”就是一个中间环节的范畴，通过它，与因果律相关的各种要素便被综合进来。 当下，中国批评生产按照批评生产的综合性而言，需要可以发挥综合作用的文学理论积极地参与进来、构入进来。而当下这套文学理论之所以难以被批评接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缺少像传统文论中意境、节奏、人格、修养、情境、风骨、形神、文气之类因其是有机整体的从而可以在有机整体的各方面发挥中间环节作用的范畴；而相对于西方而言，近年来的中国批评生产，则因在接受西方理论中更多地关注他们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谓“现代转型”的理论及理论研究方法，而忽略了20世纪曾活跃的那些创生性的理论主张，及注重中间环节的转化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如体现在意志、绵延、情结、原型、象征、表现等范畴中的理论及方法。马克思说：“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④。这是说，在思维中，包括批评生产的思维运作中，由某些单一要素的简单范畴上升到较为复杂的总体的综合的范畴，引入介于简单范畴与综合范畴之间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由此说，批评生产是中间环节相互作用的展开过程的说法，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意义在于，它提示着适应于批评的文学理论，应根据批评生产的现实需求，积极地建构与提升那些与批评生产的中间环节相对应的中介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