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化交流中植物的话语镜像、艺术表征与审美融通——从撒马尔罕的金桃谈起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47 未知 郭茂全 参加讨论
摘要：物种的繁衍、栽培、移植与物品的交换、交易、交流频繁地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植物的交流是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桃树在地球上的分布、传播不仅与物种的自然进化有关，还与人类的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相连。桃花、桃实意象在丝路文化交流中具有多样化的艺术呈现形式，也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意涵。桃的艺术形象因地域文化的差异产生形象嬗变，又基于物性特点与人类共情感产生审美融通。 关键词：桃；话语镜像；艺术表征；形象嬗变；审美融通 作者简介：郭茂全，男，甘肃武山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16ZDA173）；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丝绸之路的文化记忆与文学想象”（15LZUJBWZY001） 引言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不仅有人员的交流，还有物品的交流。自然物种在丝绸之路上的生长、培育、撒播和交换，社会群体在丝绸之路上的生息、居住、流动与迁徙，构成了丝绸之路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植物、毛皮、食物、香料、药物、织物、宝石、器物、书籍在丝绸之路上不断流动，物种的繁衍、栽培、移植与物品的交换、交易、交流频繁发生于丝绸之路。桃的地理分布与空间传播既与物种自然进化有关，又与人类活动相连。桃花、桃实在丝绸之路上的话语镜像、艺术表征、形象变化与丝路文化的交流关系密切，“撒马尔罕的金桃”就是丝路物种移植与文化交流的代表性符码。 一、丝绸之路上的“撒马尔罕的金桃” 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曾是花剌子模、帖木儿等王朝的都城，联结着波斯、印度与中国。中国最早记载撒马尔罕城的历史文献是《魏书》，而撒马尔罕使臣向唐王朝进贡金桃之事则记录在《唐书》《唐会要》《太平御览》等文献中。《太平御览》卷七九三引《唐书》时云：“贞观九年，遣使贡师子。太宗嘉其远至，命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自此朝贡。至十一年，又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1]3517《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中云：“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为金桃。”[2]“献桃”既是历史事件的记录，又是文学想象的结果。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以“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书名，就是因为金桃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薛爱华认为“撒马尔罕的金桃”是“中世纪时中国的所有的外来事物的代表和象征”。[3]305 “撒马尔罕的金桃”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典型符码。 地域空间的诗意想象与物种形态的艺术想象两者相得益彰。“金桃”“银桃”等语词体现着历史叙述者对桃实及其进贡者的重视，“金”“银”修饰并非简单地指向桃的色彩，其中还蕴蓄着人们对各种与桃有关事件的重视。“金桃”“银桃”唤起了人们对桃实的美好遐想，也唤起了人们对出产金桃的撒马尔罕城的浪漫想象。“撒马尔罕是一座非常宏伟壮观的城市；那里有非常美丽的花园和长满了各种水果的果园。”[4]古代文献对花园、果园般的撒马尔罕多有记载，如《大唐西域记》中云：“飒秣建国周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5]87不难想象，“花果滋茂”中定有累累桃实垂挂于枝柯之间，字里行间流露出叙述者对物产丰富的撒马尔罕城的赞叹。耶律楚材《西游录》中云：“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西辽名是城曰河中府，以濒河故也。寻思干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百物皆以权平之。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概耶。”[6]3元代人称撒马尔罕为“寻思干”，“家必有园”“桃李连延”的撒马尔罕以土地丰饶、城池富丽的城邦形象进入了人们的文化记忆。法国学者葛乐耐的《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意大利学者康马泰的《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记录了粟特艺术与中国、伊朗、印度的关系与撒马尔罕文化遗迹，分别传达出两位学者对古丝绸之路明珠撒马尔罕城的热爱。英国诗人詹姆斯·埃尔罗斯·弗莱克的诗歌《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法国作家阿敏·马卢夫长篇小说家《撒马尔罕》等作品都是对撒马尔罕城的浪漫想象。“撒马尔罕的金桃”既指古代中国的外来物品、外交事件，又指盛产金桃的撒马尔罕。中国学者蓝琪的著作《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中“桃”与“城”的关系书写，无疑也受到“撒马尔罕的金桃”文化记忆传承物的熏染。可以说，城市想象图景不断叠加，城市形象魅力不断增加，并潜移默化地濡化了人们对城市的想象以及对城市物品的想象。 历史文献中的“金桃”“银桃”诱发了一些研究者对“舶来品”的关注。“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3]27-28“献金桃、银桃”的事件表明了唐王朝与康国之间的密切的外交关系，“诏令植于苑囿”的事件表明了唐王朝对域外所献桃树的重视。丝路文化交流不仅表述于历史文献中，还表征于艺术作品中。撒马尔罕绘制的大使厅壁画中就绘有唐高宗在上林苑猎豹、皇后乘船游乐的场景。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中的唐王朝生活、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对“撒马尔罕的金桃”的想象都是丝路沿线民众对“他者”生活的想象。可以说，“撒马尔罕的金桃”与撒马尔罕壁画中的“唐朝宫廷”表征着唐王朝与康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呈现着粟特人与中原人的交流，也显示着长安与撒马尔罕之间的城市对话。 二、桃在中国的话语镜像与艺术表征 物的形象既可以通过绘画、雕塑来呈现，又可以通过文学话语来呈现。话语镜像是通过话语表达而显现出来的形象。桃的话语镜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其浣的思想渊源，并在其演变中投射出多元的文化意蕴。《山海经》中有“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树，食之不老”的嘉果想象。《诗经》中有“园有桃，其实之肴”“桃之夭夭，其华灼灼”等桃园、桃花的描述，既说明了桃的园囿栽培，又表征着桃的文化意涵。陶渊明《桃花源记》、白居易《种桃歌》、李白《山中问答》、张志和《渔歌子》等诗文皆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桃花意象，共同组成桃的话语镜像谱系。 在桃的话语镜像中，桃实不仅是人们日常食用水果，还是人们祭祀天地神灵的圣果、祭拜访祖先的供品及医治疾病的药品。《礼记》中将桃列为祭祀神仙的五种瑞果之一。《太平御览》卷九六七引《山海经》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太平御览》引《汉武内传》曰：“此桃千年一着子，非下土所植也。”[1]4289《太平御览》引《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以玉盘盛桃。”《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又引《搜神记》曰：“高辛氏有老妇人得目疾，医为桃。”[1]3366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记载了汉武帝宴见西王母食仙桃的故事，叙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的神奇。《王祯农书》认为桃为“五木之精”。李时珍《本草纲木》对桃仁、桃花、桃叶的药用有详细的说明，认为“桃性早华，易植而子繁”。蟠桃、蟠桃会是人们在神仙思想的激发下长期建构的文化意象，体现出人们对长生不死和神仙世界的期望。[7]中国传统文化中“桃叶渡”“桃花扇”“人面桃花”的爱情、“桃花潭”“桃园结义”的友情、“桃花源”“蟠桃园”的梦想、“蟠桃献寿”“玉桃服之，长生不死”的祈愿、“三千年一生实”的奇幻成为中国桃文化的基因与密码。 精神互通的艺术符号使桃在中国的符号表征丰富而多元，桃花与桃实的形象表征于各类艺术形式中。桃花与桃实的形象常常表征于绘画、雕塑等艺术样式中。宋朝佚名画作《碧桃图》中的桃花形态各异，烂漫多姿，花瓣、枝叶、树干的线条富有柔韧感，由主到次的枝叶依类赋色，自然淡雅，生趣横溢。元代王渊的《山桃锦雉图》中，一只锦雉栖息于假山石上，旁边一枝桃花盛开，画家以浓淡、深浅、干湿变化为花卉禽鸟赋形传神。在传统中国画创作的审美视域中，桃实形象多寓意祝福长寿之意。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桃实千秋图》中，有一墨画桃枝垂山石间，枝间结有三颗桃实，桃实硕大，枝柯枯中见润，构图简洁而意蕴丰盈，显现出桃树的勃勃生机。赵之谦的《四时果实图》中的桃枝干虬屈有力，以墨绿着桃叶之色，以淡红著桃实之彩，寓意“千秋万岁皆老寿”。吴昌硕的画作《桃实》《仙木桃实》《千年桃实》等常以桃与石山相配，桃之主枝挺立，枝叶纷披，桃叶青绿，数颗桃实挂于枝头，气韵生动。齐白石画桃时常以“多寿”“一世平安”“年年有余”“寿酒”“花实各三千年”等作为画作之名，其《长寿图》《长寿》《寿桃》《大寿》传达出长寿、幸福、吉祥的意蕴。桃与猴的组合是齐白石画作的形象组合类型之一，如《吉猴献寿》《猴寿图》《白猴献寿》等，此类画作中的猴子极具神气与灵性，因为“猴”与“侯”谐音相通，猴子与桃子的组合画图在中国文化中便寄寓着“封猴进爵”的意蕴。任颐、唐云、石鲁、张大千、崔真硕等中国画大师皆酷爱画桃，皆表明桃文化在传统中国绘画中的生命力。 桃意象蕴含着中国人孕育生命、庇佑生命、延续生命的原生体验与情感结构。雕塑中的桃多以金、玉、石、木、砖等雕琢成桃形器物。雕塑中的桃符号有多种类型。玉桃树以桃树为器形，结以桃子，饰以桃叶，或在折枝上雕刻双桃，寓意如意长寿，福寿同存。桃如意的手柄常常由桃枝与小桃组成，头部为细枝与桃子，桃上雕刻一蝙蝠，寓意着幸福、吉祥、如意。有的桃雕将硕桃与猴子组合在一起，喻意献寿。此外，桃与鸟相组合的艺术形象或表现生命情趣，或象征美好爱情。 陶瓷艺术中的桃花、桃实及桃形图案纹饰比较多。陶瓷艺术中的桃实主要有青色和粉红色两种色调。明代的青花开光双桃纹执壶的桃枝、桃实、桃叶皆为青色。清代的桃纹陶瓷最具特色。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粉彩九桃瓶瓶为直口微撇，直颈，腹部丰满浑圆，圈足。通体绘桃树一株，树干茁壮，枝上结蟠桃九个，桃树旁衬托一簇月季。清乾隆粉彩三多纹扁瓶中将桃、佛手、石榴组合在一起，寓意多寿、多福、多子。清雍正粉彩过枝桃树纹盘内底彩绘一株桃树沿盘壁蜿蜒伸至外壁，上结有九枚桃实。枝旁飞舞数只蝙蝠，画面喜庆吉祥，寓意洪福齐天、福寿双全。 桃形艺术还有“三桃喻寿”的桃形砚台、翠桃笔洗等，有黄杨木雕刻的寿桃蝙蝠笔洗。其他艺术作品有猴子献寿、孩童献桃祝寿的剪纸，有桃形鼻烟壶、桃形漆盘、桃形玉佩、雕刻有桃树的笔筒、竹根雕刻的蝙蝠寿桃盒子、桃子的砖雕、寿山石雕嵌百宝寿桃双莺圆屏等。无论民间艺术还是宫廷艺术，桃的形象深入人心。尽管艺术符号与表现形式不同，但其表达的意蕴却是相通相似的。 整体观之，桃在文化交流中逐渐具有为较为稳定的意蕴，桃实常常作为食用水果、药用食物、外交礼物、宗教贡品、审美对象等出现，桃花常常作为爱情隐喻、青春象征、故土家园、红颜薄命等出现，桃树常常作为生命寄寓、巫术器物等出现。这些话语镜像与艺术世界中的桃的形象不断被复制、改造和再生，成为中国人情感结构中的核心意象。 三、桃在丝绸之路跨文化旅行中的符号表征 桃的原产地在中国的中部与北部。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通，桃树沿丝绸之路从甘肃、新疆经由中亚向西传播到波斯。[8]后来，桃从波斯引种到希腊、罗马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后逐渐传到法国、德国等地。直至公元9世纪，欧洲种植桃树才逐渐多起来。公元15世纪后，桃树被引种到英国。产自中国的植物物种在异域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世界各地人们餐桌上的食物或艺术世界里的果实形象。果树的普及程度影响了其在文学叙事或图像表征中出现的时间，正因如此，与中国艺术相比，欧洲艺术中桃的形象并不多。尽管如此，桃的“西行”与“东归”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丝绸之路是“物的艺术表达”的文化地理空间，桃的形象是丝路文化交流过程中熔铸生成的一个重要审美符号。 植物命名谱系既是植物学的知识谱系，又是一个语言学、翻译学、文化学的知识谱系。丝绸之路上同一物种的传播、接受、命名中就蕴含着文化差异与文化融通，丝路上“穿行”的植物经历着被人不同地区的人命名时的“误解”现象。“在东方民族形象化的语言里，植物的比喻比在西方语言里出现得更为频繁。尤其在东亚，在中国和日本，社会礼教森严，同时宗教又使得人们过着一种与自然紧密相联的生活，植物的象征就特别富有表现力，不仅被用来起名，也涉及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9]4-5“桃”的拉丁语学名“Amygdalus Persica”是“波斯果”之意，其中的“Amygdalus”为杏仁之意。“桃”可译为“pesch”（意大利语）、“Ροδ?κινα”（希腊语）、“peach”（英语）、“Pêche”（法语）等，这些语词名称表明了桃子传播中的同源关系。英语中有时以“peach”来指代皮肤细嫩的妙龄少女，还有“美人”的意思，或用来指美好的事物或状态。这种对桃的认识与中国文化将桃花与女性联系起来的观念是相通的。 丝路是人员流通之路，也是植物“流浪”之路。桃、杏、葡萄、石榴等在丝路上的移植是其宿命形态，也是其存在方式，而各种植物在丝路文化的再生产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桃在植物分类学上属于蔷薇科植物，桃类的旧名“persica”并不表示来自波斯，而是“来自遥远的东方”。[9]253桃与杏的丝路旅行及其意蕴变化的相似之处。杏原产于中国北部的山东、山西、河北山区，在公元前2-1世纪，杏经过天山传向西亚，种植于亚美尼亚，后在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时传入希腊，并广泛种植于地中海沿岸各国。欧洲人误认为杏的原产地是亚美尼亚，称杏为“亚美尼亚李子”（Prunus Amerianca）。[10]丝绸之路上的植物旅行中被改变其“出生地”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丝绸文化交流中的分段式、中转式的交流有关，一些物种的产地名常在不同区域的移植与不同语言的转译中变得模糊不清。当然，物种的传播不会仅仅限于物种本身，还有文化观念与生活实践，其中也包括植物的栽种技术。在丝路文化廊道中，伴随桃实、桃树一起传播的，还有种植桃树的技术，“据称，唐朝境内自己培育的金桃是通过将桃树的枝条嫁接在柿子树上而长成的。”[3]305“唐朝皇宫里的桃树幼苗也有可能会被移植到宫禁以外，由园丁传播或者是引种，通过这种途径，作为皇室贡品而被引进的外来植物，就可以传播到全国各地。”[3]306可以说，桃树繁殖中种子的贮存与播种、嫁接繁殖的方法、园囿与树体的管理等，成为丝路植物传播中物种传播与技术传播的典型例证。 植物的生命既包括自然生命，又包括文化生命。桃的“自然生命”在移植中得以延续与拓展，桃的“社会生命”在流动中得以互证和共成。作为自然物种的桃在其传播中必然携带自身的生物属性与源产地的文化基因。例如，用桃来象征婚姻幸福的文化观念会因文化交流而撒播到不同的地域。“桃子在罗马成了婚礼的象征，亦是婚姻之神许门的标志。”[9]253在希腊神话中，许门（Hymen）是婚礼之神，负责婚礼事务，其形象通常是一个年轻男子，身披鲜花制成的衣服，手持象征爱情的火炬。古希腊人在举行婚礼时会演唱致许门的颂歌，邀请他参加婚礼。俄国著名画家谢洛夫的肖像画《少女与桃子》是为数不多的有桃形象的画作之一。该画中的少女坐在桌前，手握一棵桃子，神态娴静，桌子上三颗新鲜的桃子，与人物充满青春的活力形象相映衬。西方中继承了中国的桃花与女性、婚姻相关的象征意义，但由于“文化过滤”，中国文化中用桃来象征长寿永生、避邪驱鬼的意义却没有被西方文化吸收。“这与欧洲的象征意义大相径庭，在欧洲重要的是桃的生长特点与本体特性，桃树生长迅速，低龄挂果，其寿命很少有超过20年的。”[9]254玛莉安娜等西方学者对桃的理解无疑剥离了中国桃形象“千年等一回”的奇幻叙事，遗落了桃的形象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亘古绵延的“长寿”思想基因。西方学者仅仅按植物的实际生长周期不超过二十年来理解桃，当然无法理解中国人将桃树作为“长寿”的象征性符码。这种“误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多样化的媒介生态构成丝路植物栽培、移植及艺术表达的生态圈层，各种媒介相依相生，整体运作，使得植物的艺术表达丰富多彩。桃在西方艺术作品中主要以“静物”的形态呈现在油画作品中。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塞尚对桃子怀有偏爱，其名作《樱桃和桃子》在黑与白、冷与暖的强烈色彩反差中表现出冷漠、凝重的基调。莫奈的油画《桃子》《鲜花与水果》《有甜瓜的静物》中的“桃”均以“静物”的形式呈现。印度的桃树也是从中国引种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印度的桃树引种与栽培情况。“至于枣、栗、椑、柿，印度无闻。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湿弥罗国已来，往往间植。”[5]211“一些似乎很平常的物产，一些不大的物品，名字都与中国相关，这其间反映出的是历史上中印文化交流的某一些看似细微实则重要的情节。”[11]亚美尼亚传说故事中有杏树、葡萄、梨树、苹果树、桃树、石榴等果树聚在神殿里，由众神评判哪一种水果是获胜者。[12] 石榴人获胜的故事背后就是亚美尼亚人对石榴的审美偏好。桃的种植已遍及世界各地，桃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随着栽种范围扩展而变化。中国的桃在“故土”的文化生命是多样的，体现了中国人对桃的审美偏好，相比而言，桃在“异域”的文化生命是比较单调的，这体现中国桃文化元素在新环境中发生的形象变异与意义变化。 文学话语中的丝路植物成为独特的文学形象，也成为丝路文化记忆的有机构成。艺术想象为丝路上的城池故事、物种故事不断赋能，经由各类艺术符码编织的丝路形象成为激发人们想象与探索的“热情”。“这些热情都要归于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家的粉饰，他们借鉴了古代的元素、思想和文字，选择性地引用史料，编成了一个随时间推移越发让人觉得可信、越发被认为是标准的故事。”[13]古代诗人对丝路上“穿行”的植物及其背后的异域色彩心怀向往。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以“珍果出西域，移根到北方”说明葡萄的出产地，以“染指铅粉腻，满喉甘露香”形容葡萄的滋味。尽管刘禹锡诗中的“珍果”这一统称在诗中指蒲桃这一水果，但其必然粘连着丝路文化交流中的石榴、苜蓿、天马等物种的交流网络，也蕴藏着人们“珍果出西域”的共享的记忆频谱。古代诗人对来历域外的葡萄、石榴、无花果等的诗意想象中也包含着域外想象，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形象。宋代王义山的诗《石榴花诗》以“石榴已着乾红蕾，无尽春光尽更强。不因博望来西域，安得名花出安石”来表现石榴的花色与来历。诗人们对来自异域的树木水果充满浪漫的想象。“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而这些东西归根结底则是通过诗歌法令，或者短篇传奇，或者是某一次即位仪式而表现出来的。外来物品的生命在这些文字描述的资料中得到了更新的延续，形成了一种理想化了的形象，有时甚至当这些物品的物质形体消失之后出同样如此。”[3]30可以说，古人对每一种域外之物的感知既有实物描摹的部分，还有想象衍生的部分，植物在移植或种植中不断繁衍，其文化意义也不断增殖，构成丝路想象共同体的有机组成。 四、植物在丝绸之路传播中的形象差异 学者王焰安认为，民众常借助桃树、桃花、桃实的生物特性表现某种愿望、某种理想、某种情感、某种精神，具体表现于生物层面、医治层面、信仰层面、文学层面。[14] 桃的不同的符号形式与思想意蕴源自人们不同的趣味品味与审美理想。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桃文化相比，域外艺术作品中对桃的艺术表现并不多。桃子传播到海外的命运与石榴传入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石榴原产于波斯高原，经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后，其文化生命得以全面传递，并发生了“文化增殖”，艺术表征形式极其丰富。石榴、葡萄、无花果、橄榄等“入华”后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形诸于各类的艺术形式之中，中国的桃子在“留洋”后，并没有在物种传播的同时成为艺术家表现的重要对象，陷入了“文化意义衰减”或“艺术表达遗忘”的窘境。这种现象既与桃传播出中国的时间较短、在国外种植范围不广有关，又与异域民众对桃实、桃花接受度不高有关。 植物在丝绸之路上发生的形象变异首先是名称的变化。“葡萄”从西域传来的，表示葡萄的汉语语词还有“蒲桃”“葡桃”等命名，这无疑受到人们最熟悉的“桃”的影响。“葡桃”命名就是对“桃”名称惯性的移用的结果，体现着人们从已知物种推知未知的域外物种的认识过程。例如，耶律楚材在其《西游录》中对芭榄城的描述是以已知的“杏”“桃”来描述新的物种“芭榄”（巴旦木）。“芭榄城边皆芭榄园，故以名焉。芭榄花如杏而微淡，叶如桃而差小。”[6]2具有中国物种本源的“桃”形象与符码构成我们理解丝路上传过来的外来物种或外来果实的“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命名和传播新的知识，如“蒲桃”“扁桃”“胡桃”等等。再如，人们称椰枣被称为“波斯枣”，称石榴为“安石榴”等，植物名常常成为地名与物类共生的结果。物的流通与物之命名背后的语言接触与互译就成为丝路沿线语言交流的最好例证。丝路上的植物名称既呈现出本土文化记忆吸纳域外文化记忆的词语形态，又蕴含着丝路交流中的文化基因的杂合现象。 植物的象征意义不仅受其形、色、性的影响，还受到人们使用的语言系统的影响。同音语言现象带来文化理解中的同音类推与以“言”化“文”。按“音类联想”的汉语特点，“蜘蛛玉桃”寓意“知足常乐”，“苹果”成为近年来“平安夜”的礼物，都与汉语谐音及其文化阐释相关。不难发现，植物形象在丝路流播中形象变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接受者认知的“前结构”及其文化解释系统。“撒马尔罕的金桃”激发了人们的诸多联想。在汉学家薛爱华看来，与西方文化中的“金苹果”一样。“金桃”是东方文化的独特符码，还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古希腊神话中的“金苹果”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王母仙桃”，苹果与桃流通于丝路廊道的元空间，“苹果”与“桃”的在丝绸之路上的“对话”也就成为丝路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例如，古希腊诗人萨福在《新娘》以“像一枝可爱的红苹果还在枝头”形容姑娘的美丽的，《诗经》中以鲜艳的桃花比喻美丽的女子；唐代诗人李白在《庭前晚花开》中以“西王母桃种我家，三千阳春始一花”表现桃树的奇异，爱尔兰诗人叶芝以“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形容对女子的热爱。这些例子都反映出东方桃文化与西方金苹果文化所表征的不同意蕴。“种种奇妙的传说，使这种水果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从而也就成了唐朝人民所渴求的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3]28物品名因以异域产地进行“修饰”时，不仅会想到物品本身，还会想到同样充满魅力的历史名城，两种光晕交织在一起，增强了人们对丝路物品意蕴的理解。 植物在丝绸之路上发生的形象变异还有形状与色彩的变化。果木植物在丝绸传播中因土壤水分、气候光照、栽培技术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培育出新的品种。“汉唐时期，丝路畅通，西域屯垦兴起，各类作物品种及生产技术之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园圃业的兴盛；而佛教寺院林立，所造成的特殊氛围，亦为果木菜蔬的栽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5]“撒马尔罕的金桃”应该是中国的桃种传入撒马尔罕后，经由撒马尔罕园丁的培育而成为桃树中的优良品种。石榴在丝路上的传播是同样的例子。来自中亚的“安石榴”在进入国内后培育为“峄城石榴”“蒙自石榴”等。与自然土壤对植物形象生成的影响相比，文化土壤对植物形象的建构影响更大，同一植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会的象征形象有差异。植物在原产地所具有的诸多象征意义会在新的环境中散失，或者被赋予新的文化意蕴。“物种”在其生命旅行中会因文化土壤的不同产生形象与意蕴的差异，丝绸之路上桃的“输出”与“输入”表征着丝路沿线人们感性系统的“共通性”和“歧异性”的双向融通。 五、植物在丝路传播中的审美融通 人类史是文明互鉴、文化互通的历史。桃、杏、石榴、葡萄等植物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具有“文化使者”功能。丝绸之路沿线人们对“旅行”的植物在感官体验、命名话语、形象特征、艺术表征等方面存在认识方面的差异，也存在审美方面的融通。 味觉体验与视觉体验都会给人留下持久的记忆形象，味觉记忆、视觉记忆与情感记忆、行动记忆等常联结在一起。在丝路审美文化的交流中，人类味觉体验与视觉体验的融通赋予植物相似的文化意义。人们对桃的记忆除了花朵的鲜艳外，还有果实的甜美。“人类的审美体验起源于视觉记忆与味觉记忆，共通的食物记忆成为人类共同的体验与沟通的起点。”[16]植物物种基因库的相同保证了植株的花、枝、叶、果的相同，丝路上某一物种的相同之处成为沿线民众人与其建立相似文化关联的自然物质基础。丝绸之路上物种的流动不仅是基于对“稀缺之物”的好奇向往，还在于人们对物种的“口腹之欲”共通的感知。丝路上果树的流动与食物的流通使丝绸之中成为了味觉分享之路，味蕾与果肉的结合、视线与花朵的相遇、外交礼仪与作物栽培的共在等，共同建构了丝绸植物的文化记忆。与此同时，人们对异域水果的味觉体验与诗意想象无疑增强了人们对异质的文化的审美感悟力和容受力。 桃的自然生命是其作为自然植物，有根、枝、叶、花、果。除了整体上描述“桃”，话语镜像中的桃形象以桃花与桃实居多。在物种传播中，桃作为物种的主要属性没有改变，作为水果与人类的饮食文化也没有改变。人们关注最多的是桃花与桃实。“灼灼其华”的桃花，鲜艳娇美，飘溢流香，给人以强烈的视觉美感与嗅觉愉悦，而香甜可口的桃实则给以深刻的味觉体验。“金桃那金黄灿灿的颜色，使唐朝宫廷乐于将它栽种在皇家的果园里。”[3]305“其色如金”的“金桃”就是中国人对桃的“美称”，香甜可口的“水果”常出现在人们的味觉记忆中，也是各类果树在丝路沿线时传播留给民众的集体文化记忆。葡萄、西瓜、石榴等丝路上其他水果带来的味觉记忆与诗意想象，组成了丝绸之路上一篇又一篇“物的传记”。 人类伦理观念与道德实践的融通赋予植物相似的思想意义。植物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这不仅在于中国的“比德”传统，还在于中国社会的伦理结构。桃花、桃实、桃树与社会伦理相连并寄寓了美好的祈盼与祝福，桃中所寄寓的情感是人类的普适性伦理情感。“易植而子繁”的桃树在人类文化中潜藏着长寿延年的意蕴。“蟠桃千年结一子”“玉桃服之，长生不死”的浪漫想象中是人们对生命永恒的美好祈盼。薛爱华认为“本地植物”能够“反映和激励更深层的人的情感”，而“外来植物”则由于与人们缺乏悠久而密切的联系，只能在文学作品中“增添一些新奇而光怪陆离的色彩”[3]308。葡萄、石榴、胡桃、菠菜、黄瓜等域外植物在长期的本土化的过程中，会渐失其来自域外的 “光怪陆离”的色彩，逐渐变成传入地的凡俗物品，一些物品则由奢侈稀缺的贡品转变为量多价廉的大众消费品。 人类宗教信仰与生命崇拜的融通赋予植物相似的精神内涵。宗教的传播常常成为物种传播的力量之一。菩提树随着佛教而东传，无花果随着伊斯兰教文化而东传。桃子文化生命的传播与道教文化相关，道教文化中的仙桃故事影响着桃子的话语镜像及人们对它的审美理解。人们对天地造化的感恩与万物生命崇拜是丝路文化廊道中共同的精神基质。神话故事中人与水果的关联会绵延庚续。在节庆仪式中，水果成了向丰收女神、大地女神等神灵献祭的重要果品。“节日和仪式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仪式性的重复在空间和时间上保证了群体的聚合性。” [17]丝绸之路沿线民众举行的丰收庆典仪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石榴、桃子、葡萄、核桃常常作为丰收庆典中敬献的果品，相似的庆典仪式无疑是丝路文化精神的聚合方式与融通途径。 植物艺术符号表征的审美形式与审美内容的融通赋予植物相似的美学意蕴。无论静物油画中的桃还是中国画中的桃，都是审美互通的艺术形象，都有对生命的共同觉解，都具有审美体验的融通性。“形象地、情感地、想象地、审美地表达精神文化的特性，不仅带来艺术的新奇感和陌生化效果，还因为可以突破单维度的国家民族、宗教和生活的局限，有可能给当代人类建构一种新的精神家园和情感皈依。”[18] 审美文化互通则是人文化成的元场域和元空间，丝路审美文化激活和触发了丝路沿线人们对于同一物品的个性化、差异化的审美感悟，激发和生产出“惊异”的审美体验。桃、苹果、葡萄、石榴等审美符号中蕴含着叙述者的内心情感，还蕴含着叙述者的观照方式。“丝绸之路艺术是人类艺术发生、发展的主要区域，具有源头、元典和发生学的意义，其是人类艺术相互交汇之地，具有差异性和共融性的张力。丝绸之路艺术类型的多样性、功能的复功用性和未特定性，存在状态的共融性，为重新思考艺术学原理提供了新的启示。”[19] 可以说，丝绸之路上植物的话语呈现与图像表征连接起丝路沿线人们感知系统的共性与审美观念的融通，从而构成了“歧感共同体”。 植物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常常互通有无。原产中国的桃树经中亚而进入欧洲地中海沿岸，原产于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橄榄树后经中亚进入了中国。植物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有的是“探亲式”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是“投桃报李”的外交事件，也是让“桃”回到故乡的“探亲之旅”。原产于中国的桃树，在传播中有了撒马尔罕肥沃的土壤，经过培育而有了“撒马尔罕的金桃”，其形态与味道受人称颂，并被遴选为进贡给唐王朝的外交礼物。再如，“中国茶”被英国人在印度培育成“英国茶”后成为中国人的消费品，来自域外的茉莉花与中国的茶结合制定的“茉莉花茶”销海外，中国的瓷器工艺传入西方人后生产了许多“洋瓷器”又销售到中国，花木兰的艺术形象被美国迪斯尼公司拍成影片后被中国观众欣赏，等等。“丝绸之路西域艺术的发展并不是单向传播的结果，而是在双向交流和交融，也就是说西域艺术并非以单线模式东渐，而是在往复与回授中繁荣发展。”[20]桃的迁徙与丝绸之路艺术的交流有相似之处，秦汉之后东渐中国的西域文化中，就有些成分是早期西传的华夏音乐文化。这些传播现象都说明了丝路文化交流、艺术交流中双向受容、互融互通的特征。作为植物的桃、石榴、葡萄、橄榄、无花果等物质都参与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扮演着文化交流使者的功能，促进了建基于“丝路味觉共同体”上的“丝路审美共同体”的形成。 结语 物我齐一，与物为春。人与物的亲密纠缠就是人类必然的生存方式，不同区域的人们对同一物的不同理解不断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基因库。丝绸之路上传入的马铃薯、胡萝卜、葡萄、石榴、郁金香、菩提树等物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改变着中国人的味觉系统、身体素质、器物使用与审美观念；同样，从中国传出的桃、杏、芍药、桑、茶等也改变了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丝绸之路艺术以特殊的言说方式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民心相通理念，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和价值。”[21] 以桃为代表的丝路水果类植物，通过味觉体验、视觉感知、外交行动、话语表达等向度的互通共生，强化了人们对丝路植物理解的深度与广度，“撒马尔罕的金桃”因此具有了维系“审美共通感”的潜能。丝路文化交流中植物的话语镜像、艺术表征及审美融通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的共通艺术理想与审美观念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具有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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