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理论》看卢卡奇思想的一致性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45 未知 孙建茵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小说理论》是卢卡奇早期美学和文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切中了人类如何应对生存危机的哲学命题，尤其提出了卢卡奇在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哲学视角。通过对卢卡奇早晚期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小说理论》中隐含的“历史性”和“总体性”视角不但没有在卢卡奇后来的自我反思中被放弃，反而不断加强，一直延续至晚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小说理论》中提炼的哲学视角和改变世界的哲学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卢卡奇思想的一致性问题。 关 键 词：卢卡奇/《小说理论》/“总体性”/“历史性”/布达佩斯学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文化世界研究”(15BZX077)；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布达佩斯学派的伦理思想研究”(18KSB057)；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阿格妮丝·赫勒的正义观研究”(16KSB04)。 作者简介：孙建茵，1980年生，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卢卡奇是20世纪备受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关于卢卡奇思想的“转折”“断裂”等评价众说纷纭，因而对于卢卡奇理论轨迹的研究以及探究其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卢卡奇一生的著述有很多属于美学或文学评论，然而他首先是一位影响着20世纪的重要的哲学家，从哲学视域出发对他的文学或美学理论加以研究，更能凸显其思想的深刻内涵。本文从卢卡奇1916年发表的《小说理论》出发，阐明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中隐含的哲学视角，审视由此引发的卢卡奇对哲学视角的反思，最终在卢卡奇早期与晚期思想的变与不变中把握其一致性、连续性的线索，即卢卡奇对历史性和总体性一以贯之的坚持。 一、《小说理论》与隐含的哲学视角 1914年底，卢卡奇打算写一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专题论文，这可能是卢卡奇为获取教席资格而专门准备的论文，但1915年卢卡奇应征入伍，这项研究被迫中断且没有再继续完成，《小说理论》就是这篇长文的第一章并于1916年首次刊发在《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第二卷中。可以说，《小说理论》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和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的“序言”。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说作品展开批判性分析，从而总结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超越之处，是《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小说理论》的内容简洁明了且通俗易懂，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伟大史诗诸形式及其与全部文化的统一性或难题之关系”，这里的史诗主要是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通过回溯荷马史诗时代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模式，卢卡奇描绘出高度理想化的盛世景象，指出“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的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又是人们所熟悉，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1]19。在此，卢卡奇借用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要经历艺术、宗教和哲学的三段论模式，将古希腊精神的发展概括为史诗、悲剧和哲学三个阶段，并将其扩展为欧洲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卢卡奇认为，正是由于史诗植根于和谐的文化“总体性”之中，文学、艺术形式才能与历史紧密契合。经过悲剧时代后，小说成为史诗的真正继承者，小说和史诗都是对生活的总体性的追求，保留了所有的文化和伦理价值，两者都试图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纳入到和谐的总体关系中，然而小说和史诗描绘的社会现实却大相径庭。 在第二部分中，卢卡奇提出了“小说类型学”的概念，他的划分标准是“心灵要么比给它作为行为舞台和基础的外部世界要狭隘一些，要么比这外部世界要宽广一些”[1]87。如果心灵狭小，外部世界便拥有绝对广阔的空间，反之亦然。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还使用了“异化”概念，他指出，“第一自然，即作为纯认识的有规律的自然和作为为纯感情带来安慰的自然，只不过是人与其产物之间异化的历史哲学之客体化”[1]57。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人类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就是社会，自然界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和结果，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被卢卡奇转换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或称小说主人公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卢卡奇由此提出了三种小说类型。 以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为例，在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心灵深处缺乏深沉的自我反思能力，在他身上理想是清晰的，但现实却是模糊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这类小说是中古骑士叙事诗的延续，而中世纪的神奇故事在现代已经彻底消亡，小说中的英雄故事以及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英雄行为只能成为一幅讽刺画，卢卡奇称这类小说为“抽象的理想主义”。在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代表的“幻灭的浪漫主义”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灵世界极为广阔，外部世界中的争斗与争夺可以通过心灵来化解，因而这类小说往往带有伦理色彩，即通过设想应然的生活否认现实世界，主体的心灵体验成为最基本、最重要和最真实的来源。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就是这一类小说的代表。第三种类型是前两者的“综合”，歌德和托尔斯泰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例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主题就是有着各种不满的独立个体在理想的引导之下与当下的现实达成和解，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道主义，即按照人性或符合人性的方式与现实和解。然而歌德小说中的总体性诉求是表面化的，其实质是人的愿望在外部世界的控制下变形的结果，和解的结果也不是历史性地按部就班获得的，而是在小说的结尾按照作者的愿望突然实现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托尔斯泰则是浪漫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包含着西欧小说家所缺乏的经验因素，俄国的历史境况更接近自然状态，为从总体性上刻画和描写外部世界提供了基础，因而更接近于史诗时代的作品，也就是说，他的小说中再现了史诗的品格，这类小说中保留了史诗的再生形式。 总体看来，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小说均是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奇认为这些小说均未能合理地展现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关系，尤其是思想和现实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直至《小说理论》的最后一段，卢卡奇才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道：“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个新世界——它远离反对现存事物的每一个斗争才被描绘为易见的现实。所以，他和他的创作形式都处在这些考察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写什么小说，而在他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塑造信念，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无关，也与对它的各种各样的，也是浪漫主义的反应无关。”[1]141卢卡奇在此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新世界”，他之所以“没有写什么小说”，是因为他立足于现实世界，即被描绘成一个可感知的现实的新世界。 《小说理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作品的评价并没有能够完成，但我们可以根据卢卡奇1943年写就的一篇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概括出卢卡奇的观点。 一般而言，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转变，是历史性特征的突出表现。体现在小说中就是作者对时代变迁的理解，以及对人们的生活状况、道德和世界观变迁的深刻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彼得堡这样的俄国大城市中的贫困生活，“在彼得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中考察俄国瓦解的同样过程及俄国新生的萌芽”[2]，并且延伸到从彼得堡到穷乡僻壤的整个社会，从日常生活到宫廷斗争，从理性算计到审美情趣，尽可能呈现当时俄国社会的“总体性”特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描写了俄国从农奴制瓦解到资本主义新生的过程，包括上层社会从普通大众中分离的情况，这显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历史性”描述。小说中还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虚伪、掠夺进行了有力抗议，因此，按照卢卡奇的理解，与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小说家，不如说更像一位典型的政论家；与其说他写的是小说，还不如说他写的是长篇政论文章。由此可见，卢卡奇之所以要致力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代表了小说的最新形式，而此前，个人离群索居的生活是小说的主要题材，无论是抒情的理想化描写，还是讽刺的丑化描写，都不能揭示真正的社会基础，更缺乏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卢卡奇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总体性”的意义，寻找小说中失去的总体性就成为卢卡奇写作的出发点。这样，“总体性”和“历史性”也就成为《小说理论》中隐含的评价标准和原则，成为卢卡奇后续哲学研究一直坚持的视角。 二、《小说理论》引发的哲学反思 《小说理论》具有重要理论地位的原因在于其丰富的内容和启示性意义，这种启示意义与其说是《小说理论》中提出了对于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如说是卢卡奇在哲学视域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简言之，如何从总体性和历史性的哲学视角出发分析小说所折射的社会现实并对其进行改造是《小说理论》提出的最根本性问题。在1914年前后，为准备这篇论文，卢卡奇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卢卡奇仍然继续关注着人们对《小说理论》的评价、再阐释和批判。1962年，卢卡奇为再版的《小说理论》写作了序言，其中包括很多他对该著观点的自我反思。从这些反思中我们更容易理解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之后研究方法的转换，与此同时也能更清晰地把握卢卡奇坚持不变的哲学角度。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1962年版序言中提醒读者： 如果今天有人阅读《小说理论》，是为了更详尽地了解20和30年代重要的意识形态前史，那么，他从这样一种批判性地读物中就能够获益良多。但如果他阅读它是为了确定方向，那么它只能使他更加迷失方向[1]14。 卢卡奇的这段说明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卢卡奇在写作《小说理论》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是20世纪早期摆脱人类生存危机的一次初步尝试，是20世纪众多“救世计划”之一，从这些改造方案的相互辩难和思想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对主观力量的批判性反思。按照卢卡奇的指引，我们必须回到该时代意识形态争论的背景中来把握《小说理论》；另一方面，《小说理论》出版以后，布洛赫、克罗齐和阿多诺等人均给予了高度评价，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小说理论》是卢卡奇“最重要的成就之一”[3]。法国学者戈德曼也对《小说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一书推进了卢卡奇的许多重要观点。但在帕金森看来，“卢卡奇逐渐否弃了《小说理论》，因为这本书具有他在人文学科学派的思想中所发现的那些缺点”[4]。各种参差不一的评价恰恰说明了《小说理论》中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极具可变性的因素。想要理解卢卡奇真实的观点，他的自我反思是极为重要的参照系。卢卡奇对各种评价做出的有针对性的解答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卢卡奇对《小说理论》中精神科学方法的反思。在20世纪60年代，精神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显现出来。卢卡奇说：“显而易见，我对战争连同对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拒斥态度，都是纯粹的乌托邦；即使在最抽象的思维水平上，当时我的主观态度和客观现实之间也不曾有什么联系。但是，在方法论上，这有十分严重的后果：起先我根本没有感到需要对我的世界观、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方法等进行批判的考量。”[1]2这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指的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卢卡奇在大学时代接受了“马堡学派”的哲学立场以及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方法，他在《小说理论》中把注意力集中到“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上，集中到依赖感知和生命体验的人类艺术活动中来。在他的视野中，文学艺术形式正像史诗时代那样，植根于人类历史和文化总体性，由此，诉诸心灵的总体性和本源的创造性才能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构造最便捷的通道。这种精神科学方法所带来的局限就是脱离人类客观的“实践”，无法在生产、劳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扬弃“主体自我”和“外部世界”、“应然”与“实然”、“意义”和“事实”之间的二元分裂与对立。小说将“意义”赋予外部世界的叙事方法始终是主观意志和愿望的产物，是来自小说作者的思想。针对这种局限，卢卡奇指出，“《小说理论》是精神科学没有超越其方法论局限的典型代表”[1]5。 其次是卢卡奇对《小说理论》中黑格尔因素的反思。黑格尔曾指出，小说是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史诗。他在《美学》中对小说的论述篇幅不长，却以辩证法的眼光看待小说的“形式”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内在联系，指出小说中包含了现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包含着对现实的史诗般的描述，只不过是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中祛除了诗歌式的行文和意境。在黑格尔看来，一旦“史诗世界”消失，人们将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小说主人公屈从现实，二是反对现实的小说化。卢卡奇的思路是黑格尔的继续，因而选择了前者，卢卡奇明确谈到，“《小说理论》是将黑格尔哲学的成果具体运用于美学问题的第一部精神科学著作”[1]5。卢卡奇继承了黑格尔美学范畴“历史性”的观点，在变化中把握不变，进而把握本质的内在变化。然而这种把握是抽象的，脱离了真正的社会历史现实，因而无法解决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中心难题，即小说扎根的社会总体是如何被揭示和呈现的。于是，卢卡奇将黑格尔哲学和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的生存哲学相结合，走向历史—系统方法，转而关注社会历史现象。 最后是卢卡奇对《小说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因素的反思。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指出：“如果卢卡契变为共产党人，恰恰是因为《小说理论》中所提出的那些叙事问题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加以思考，直到得出它们合乎逻辑的结论。”[5]实际上，《小说理论》在初版中并未提到马克思主义，但早在1908年，卢卡奇在大学期间就在西美尔的指导下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是通过西美尔的“棱镜”，卢卡奇还是意识到了马克思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伟大的辩证法家”，甚至在1914年至1915年间，卢卡奇仍然继续大量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却没有发挥建构性的作用。1918年，卢卡奇步入了他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在《小说理论》1962年版的序言中，可以发现反思后的卢卡奇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因素作为一种建构性因素。尤其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结论引起了卢卡奇的注意。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6]马克思用“阿基里斯不能同火药和子弹并存”的例子形象地揭示了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因而现代小说必然与现代社会生活充满张力。受此影响，卢卡奇也开始考察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卢卡奇看来，社会本身是变化和演进的有机体，人与社会的对立已经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而是历史上不断生成的对立。由此，马克思主义因素在卢卡奇后续著作中的影响愈发深远。 不容置疑的是，青年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才华、扎实的知识背景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它在卢卡奇一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该书中的一些方法和观点在卢卡奇后来的自我反思中被不断摒弃，成为他思想变化和立场转换的证明；而书中所提出的另一些哲学视角，如“总体性”“历史性”“黑格尔的辩证法”“现实性”等则一直延伸到他后来的许多重要著述中。一言蔽之，《小说理论》中阐发的基本观点还遗留了许多理论真空，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路向选择过程中，卢卡奇的思想才沿着特定的方向前进，并渐趋完备和成熟。 三、《小说理论》与晚期思想的一致性 《小说理论》是卢卡奇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著述，卢卡奇后来否定了早期思想中“带有伦理气息的悲观主义”，同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部过程。”[7]1971年卢卡奇逝世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大量尚不为人知的早期文稿，其中包括一些用匈牙利语写作的论文，由此引发了关于卢卡奇早晚期思想关系的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早期的《小说理论》，还是《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思想都与后期《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想相抵牾。与此相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卢卡奇晚年向早期思想回归。那么，这种回归到底是回到最初的新康德主义的立场，还是回到1918年以前《小说理论》中的黑格尔主义、抑或是回到《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呢？学者们的见解仍是大相径庭。事实上，尽管卢卡奇一生的思想几经转变，晚年更出现了截然不同又并行存在的几条研究路径，但是，晚年卢卡奇始终没有放弃《小说理论》提出的关于“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哲学视角。从这一点来看，以《小说理论》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与以《美学》为代表的晚年思想是存在一致性的。 布达佩斯学派围绕在晚年卢卡奇身边，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等人在卢卡奇的教学和创作过程中积极参与，并与卢卡奇展开真诚的对话。如果说卢卡奇晚年仍存在两种不相容的哲学思想，它就表现在《美学》与《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布达佩斯学派否定了后者，认为“这本长达数千页的巨著充满了逻辑矛盾，充满了关于同一个问题完全对立的构想，充满了空洞的重复，论证过程中充满了断裂”[8]245。对于前者，他们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哲学上精心创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体现了卢卡奇对《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真正的自我批评”[8]245。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卢卡奇晚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经由美学建构了一种系统的伦理学。那么，通过“小说”呼唤“总体性”和“历史性”，呼唤自我个体的生成是否贯彻卢卡奇思想的始终？ 自写作《小说理论》起，卢卡奇就用“总体性”和“历史性”的哲学视角来反思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可能性结果和具体途径。在卢卡奇看来，史诗与小说的对立实质上是史诗时代的理想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因此，《小说理论》表现出对封闭的、和谐的、有组织的传统社会的留恋。卢卡奇称其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论述伟大史诗文学形式的文章”，小说是伟大史诗的一种形式，是伟大史诗的客体化或对象化。史诗的主角是部落；小说的主角是个人，在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就是在不断摆脱现实的束缚。小说能够描绘社会历史背景，形象地揭示出文化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而有逻辑地探索人类的发展前景和现代文明的出路，摆脱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物化”和“异化”状态。卢卡奇使用了“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在极为广阔的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涉及机器化大生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分工、远征和殖民统治、个人的人格分裂、大城市中的社会问题、乡村社会结构与伦理精神的瓦解、理性的无限扩张等诸多方面。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批判的立场逐渐转为怀旧的立场，从而生发出一种“悲剧”意识。面对一张无法穿透和不可抗拒的物化世界，卢卡奇一生都在探寻摆脱物化过程的实际道路。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和视角，即有可能通过文化重新塑造人类生活的形式，无论是通过艺术表现力的审美活动，还是先锋政党指引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活动，都可以在文化的总体中整合为一种救世计划。《小说理论》带有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批判意识，试图探寻一条人类最终走出西方文明危机的道路，即“谁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呢”[1]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恰恰给卢卡奇提供了这个“救世计划”的基本宗旨。 然而，在早期著作中，卢卡奇救世计划的乌托邦取向还是十分明显的。卢卡奇说，《小说理论》“是建立在非常天真、完全没有根据的乌托邦基础之上的：希望能从资本主义的崩溃中，从与这种崩溃相一致的、无生气和敌视生命的经济和社会集团的崩溃中产生出一种自然的、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1]11。毫无疑问，小说具备伦理意义，而人类最终的伦理目的就是乌托邦，也就是使人类生活过程与终极意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小说中具体的叙事本身对一切乌托邦都具有检验功能，小说作者也试图通过情节设计对乌托邦问题提供具体的展示，哲学家却只能提供一种抽象的梦想和虚幻的愿望。在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甚至更为久远的原始社会，各种艺术作品的原材料具有直接的意义，是一种世代重复的经验。工业社会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总体分化为无数碎片，从前的集体主体被个体主体所取代，小说也随之转变为偶然的叙事，历史转变为个人的历史。马尔库什曾指出在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中和谐共存了两种乌托邦”[8]22，第一种乌托邦存在于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指的是人类依据自身的价值目标，按照共同协作的精神来塑造客观的社会结构；第二种乌托邦存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品中，指向那些超越全部社会形式和社会规定性的心灵交流，并形成消除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的“新世界”。这两种乌托邦的共通性是它们都相信可以按照符合人性的方式来建构总体性的世界。在1962年的序言中，卢卡奇对《小说理论》中隐匿的乌托邦情结进行了自我反思，这代表了卢卡奇由形而上学世界观向历史总体性世界观的转变。卢卡奇此时已经认识到乌托邦的局限性，认为坚持否定和批判就会减少乌托邦的色彩，就能趋近真正的社会现实。因此，必须在批判的保留乌托邦的前提下发展小说的形式，甚至是全部艺术形式。赫勒曾说，“卢卡奇有一个可靠的守夜人：艺术本身”[8]245，从艺术出发能够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包含历史性和总体性的，而小说恰恰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卢卡奇也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视为历史总体性的反映和表现，也就是说，利用小说的实践特征与功能消除当代的各种异化形式，小说可以为现代社会创造出具体的总体性，并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样，《小说理论》就成为卢卡奇思想的真正“诞生地”。 布达佩斯学派一致认为，小说是一种典型的文学体裁和艺术形式，它属于美学学科，因而可以在哲学范畴中加以讨论。卢卡奇作为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小说理论》并未限于探讨文学体裁和形式，而是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同时，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同于科学，它以形象的方式呈现客观世界，并通过特殊的模仿或模拟成为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在这种反映中包含着主动的、可选择的价值内涵。因此，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解释并改变世界的主—客观关系的模型。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卢卡奇各个时期的理论观点绝不是一系列的自我矛盾，而是凝聚在“历史性”和“总体性”周围的渐进探索和不断拓展，小说的叙事结构及其表现的现实关系始终是卢卡奇的认识论沉思。正如马尔库什所说：“1918年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断裂，并不是他观念演变中的一道非理性的鸿沟，而是试图为这一刺激他整个早期发展的问题既寻找理论答案又寻找实际解决方案的一种尝试。”[8]31-32反之，如果用“断裂”的方式来解读就会忽略卢卡奇早晚期思想的内在联系。由此，小说理论虽然从属于文学理论，但如果不限于文学批评的视域，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小说理论》中所沉淀的是经由“总体性”和“历史性”视角改变世界的哲学方法，那么，关于卢卡奇早晚期思想中的一致性就不再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