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
他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夏洛的网》等300余种外国童话、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中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他就是95岁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这位陪伴了一代代孩子成长的“老顽童”至今仍笔耕不辍，为读者陆续写着他望古怀今的短章。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这组任溶溶先生的近期新作，在近乎白描的文字中，他的记述不仅是朋友间情谊的留证，更形成了一系列逐渐展开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人物记。
——小编
读唐诗，每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就感动。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同情陈子昂，同时又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能前见古人，后见来者。
大文学界不说，就说儿童文学界，我前得见叶圣陶、冰心、陈伯吹、何公超、贺宜、苏苏(钟望阳)诸前辈，后得见同辈和年轻作家一大群，数不胜数。岂不快哉！
我要继承前辈，与平辈和后人一起，为繁荣儿童文学而努力写作，奋斗一生。
陈伯吹先生
去年是陈伯吹先生110年诞辰。他老人家把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不但写了作品，而且培养了不少后进者，我就是其中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伯吹先生等创建了上海儿童文学联谊会，我参加了。我经常和陈伯吹先生一起去作协开会，开完会我总设法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可有一次在沙利文吃西餐，碰到陈伯吹先生的几个学生，他们给我们结了账，这一回可是我叨了陈伯吹先生的光。
对了，陈伯吹先生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还是我们大夏大学的教授，我妻子就是他的学生。
陈伯吹先生当时在中华书局负责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出版了我译的楚科夫斯基儿童诗《洗呀洗干净》《脏老太婆的烦恼》。他很希望我进中华书局，可是我爱自由自在，没有去。1952年底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我进去了，陈伯吹先生是我们的副社长。后来他去了北京，他的公子是北京大学校长，他去儿子那里住了一阵，不过后来又回到了上海。
陈伯吹先生对年青作家关怀备至，每信必复，也就在一次寄信时在邮局摔了一跤，自此就没好起来。
我是陈伯吹先生培养起来的后辈，一定要学习陈伯吹先生那种把一生奉献给儿童文学的精神，努力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工作。
何公超同志（图右）
2016年是儿童文学老作家何公超同志(1905—1986)去世三十周年。他是我的老领导，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我负责的译文科，就是由他领导的。
何公超同志是中共老党员，早年曾与张太雷、瞿秋白一起编过报刊，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来蒋介石搞政变，何公超同志与党失去联系，后从事儿童报刊工作，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因为他是早年的党员，北京召开党的会议，也请他去参加。有时宣传部长来少儿社，总问候何公超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何公超同志与陈伯吹同志等成立儿童文学联谊会，做团结上海儿童文学作家的工作。后来他一直担任作协儿童文学组的组长，作出许多贡献。
我和何公超同志工作关系密切，多次陪同他到嘉兴、杭州了解儿童书刊情况。在嘉兴他听说我会划船，还一定要租只船叫我划，他学划。
何公超同志管译文科，对稿件要求是很严格的。有一次译文科一位年轻女同志因为稿子上有错别字，被何公超同志严厉批评了一通，她回编辑室大哭。我只好去跟何公超同志说，年轻同志中文比较嫩，只好慢慢指导，不能操之过急。何公超同志点头同意。
何公超同志在1949年前写了好多篇童话，痛斥蒋介石政权，影响很大，但后来他没写什么作品，而着重在编辑工作。
何公超同志是一位好领导，他认真和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
任大星同志
照习惯想给老友任大星同志通个电话，已经想象出他接电话时的音容笑貌，可一下子想起，他已故世，不禁怆然。
我与任大星同志认识，已经六十多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时，1953年初我便看着他进社。后来我进了译文出版社，才和他分开。
我如今回想起来，觉得任大星同志真可以称为一位风流才子。
首先，他舞跳得呱呱叫。我这个人笨，就不会跳舞。后来有过一阵跳舞热。我在少儿社工作，少儿社就组织大家跳舞，让会跳舞的教不会跳舞的。我也被教跳舞，可是走了几步，只觉得太乏味，就溜走了。其实我妻子、岳母都会跳舞，我的小姨子甚至在舞厅表演过交谊舞，可是我就是与跳舞无缘，而任大星同志舞跳得好极了，是有名的。
其次，任大星同志对爱情小说情有独钟。他当然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贡献了几本为小朋友欢迎的儿童文学名著，但他又是一位爱情小说作家。我多次跟他聊天，知道他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特别喜欢川端康成、梅里美等的小说。一谈到爱情小说，他就眉飞色舞。他爱护真挚的爱情，写了不少爱情小说。我认为，不要只把他看作儿童文学作家，还要把他看成爱情小说作家。
总之，任大星同志为人老老实实，但他是位十足的风流才子。我觉得这样称呼他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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