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如：建设后工业化时代的香格里拉 ——鲁枢元的生态批评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精神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50 爱思想 张嘉如 参加讨论
 建设后工业化时代的香格里拉 ——鲁枢元的生态批评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精神* 作者：张嘉如（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 译者：张昭希（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 作为一位反思现代性、力倡精神生态的学者，鲁枢元是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生态文化研究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人类精神与地球生态交叉领域持之以恒的探索，对充实环境人文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现实社会、从后工业时代的视野对中国古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生存智慧、生态理想，为“边缘环境话语”的论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也为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充满诗意的选项。鲁枢元也因此确立了他在当下中国生态批评界的学术地位。 中国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是精神、生命和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对生态批评的贡献，或者更广泛地称为对中国环境人文的贡献，在于他坚持“精神生态”与传统智慧价值观的融合。一个文明或是一个国家没有自身传统文化基础是不能持久的，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1]鲁枢元在寻找一个后现代生态范式的过程中，将目光投向了曾经被政治边缘化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 鲁枢元对陶渊明的研究，作为如何在本土乃至全球创建后现代生态共同体的批判性和诗性思考的典范受到重视。相对于当前系统的抹去田园生活方式，它为“边缘环境话语”的论述建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在这里，鲁枢元复兴了陶渊明对和谐乡村桃花源的印象——“作为东亚想象和东方世界的理想世界而存在了很久”的香格里拉——前现代乌托邦的召唤性提供了一种替代西方线性时间概念的想象。[2]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枢元对陶渊明的研究展示了一种基于陶渊明的“桃花源”的后工业化、去增长的关怀伦理，小型和谐乡村的田园愿景已经拓展成为一个“世外桃源”。 1. 生态话语和生态批评在中国学术领域的出现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于1990年初传入中国，2001年清华大学在北京举办的“全球化与生态批评”研讨会标志着“生态批评”一词在中国文学中正式出现。[3] 直到2002年资深生态评论家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中，这个词才得以普及。然而，这一西方术语的进入并不意味着此前在文化和学术领域没有出现任何生态意识或与生态相关的概念。事实上，“生态文明”（ecocriticism）一词是由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1909-2017)在1982年提出的，旨在倡导可持续农业的实践。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作家和记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生态的退化，这种意识导致了“绿色期刊”的迅速创办。早在1981年，中国就已经有了一本通俗科学杂志《森林与人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些环境杂志和报纸相继创立，例如，《中国绿色时报》与《环境文学》同时创立于1984年，中国国家人与生物圈委员会(MAB)于1999年创办了《人与生物圈》杂志。[4] 许多作家参与了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并担任这些绿色文学杂志的编辑。[5] 1984年，女作家高桦提出“环境文学”的概念以推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环境报告文学。当时环境报告文学最突出的例子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1986)、徐刚的《伐木工，醒来！》(1988)和陈桂丽的《淮河的警告》(1999)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徐刚的报告文学经常被誉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因为它展示了在中国部分地区砍伐丛林和森林的严重后果，该书后来影响了国家的林业政策。除此之外，许多作家的作品致力于处理人类生存的现代困境，反映了劳伦斯·贝尔（Lawrence Buell）所谓的“环境无意识”。以上，都可以视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生态意识萌生的证据。 在文学研究方面，提出了“生态文艺学”[6]和“文艺生态学”[7]两个名称。得益于环境报告文学和绿色杂志的迅速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界开始意识到“生态”这一学科领域，并接触到“文化生态”。[8]“文化生态学”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turd,1902-1972)首创，在他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中，将“文化生态学”定义为“理解环境对文化影响的启发式工具”。1987年，张松魁的论文《文艺生态学——一门孕育中的新学科》中，特别评论了法国历史学家、批评家丹纳(Hippolte-AdolpheTaine, 828-1893)的《艺术哲学》，并进一步指出他是如何运用文学-艺术生态的概念来研究艺术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9] 在该文中，张松魁把文学艺术想象成一个生态系统，强调和谐、平衡的概念。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同的部分相互作用，参与者之间形成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在对文学艺术创作链条的反思中，他断言:“在如此复杂而又古老的文学艺术体系中必然存在着严重的生态问题。”[10] 张松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生态批评思想。 生态意识的出现，绿色杂志的普及，尤其是中国经济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生产和研究的控制放宽，为20世纪90年代鲁枢元等生态学者的成长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像他们五四运动(1915-1921)的前辈一样，又站了在本土传统和西方现代的十字路口。 鲁枢元的方法论的取向是后殖民主义。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与西方同行平起平坐”，这使他有别于其他中国生态批评人士。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导致了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排斥，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抛弃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而信奉现代国家建设的进步思想。[11] 鲁枢元指出，在他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目睹了中国文化思想界仍然存在着像五四前辈们一样轻视中国传统、屈服于西方思维方式的现象。[12]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思想家开始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向东方寻求答案，而中国的思想界却仍在步西方后尘。他曾在文章中批评年轻一代里即使最优秀的诗人、作家如海子(1964-1989)和苇岸(1960-1999)，[13] 也总是充满激情地崇拜和模仿西方诗人如济慈、雪莱、惠特曼、爱默生等，却无视自己民族的传统诗人。海子曾经表达过他对中国—东方文人气质的不满。[14] 苇岸认为自己是梭罗之子并宣称“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从未进入我的视野”。[15] 他们没有看到，梭罗自己反倒是中国古典哲学与诗歌的崇拜者。 2009年山东大学的生态美学会议上我第一次遇见鲁枢元教授，在小组讨论中，他强调参与西方对话平等的重要性，而不是丢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单向接受。在评论中国当代生态批评时，鲁枢元指出，90年代初生态批评就已经在中国自发出现，而不是从西方引进的现成的理论流派。平等观念背后的对话冲动导致了鲁枢元“中国化”的表述方式，他的最终目的是将外国文化融入中国本土并创建一个新东西，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很常见的。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研究领域的融合思维方式和文化宽容精神应是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当代展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我感觉他可以被视作章炳麟、梁漱溟等前代学人的当代追随者。 2.鲁枢元关于精神生态的研究 1946年，鲁枢元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一个社会底层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求学，先后任教于郑州大学、海南大学、苏州大学，现为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批评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著有《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陶渊明的幽灵》（2012；2018年英文版）等多部生态批评著作。上世纪80年代，鲁枢元对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很快成为“文艺心理学”学科创建者之一。在他的文学艺术心理学体系中，他将人类心理学与传统道家宇宙论联系起来，从人类“内宇宙”的视野批判现代社会中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力图将前现代哲学作为后现代思维的基础。 鲁枢元作为一个对俄国和欧洲文学、西方哲学及文化理论多有涉猎的学者，他采取的比较与融合的研究方法为其学术定位打下坚实基础。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鲁枢元扩展了他对人文主义心理学和精神现象学的兴趣，开始探索人类精神与地球生态交叉领域的问题。这种转变不仅仅出于知识分子对探索新的跨学科领域的偏好，也是对中国社会变革时代诸多复杂现象的一种本能反应。他对自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动因曾作出这样描述: 90年代初的某天，走在刚刚开始建设的的深圳火车站附近的街道上，马路两旁到处是公司、银行、酒吧、舞厅，音乐如此噪杂喧闹，广告如此光怪陆离，化妆品和烧烤的混合气味迎面扑来。人们在这一端拼命工作赚钱，在另一端又将钱大把大把花掉，在这样的快速发展、高速消费的激流中，有限的自然资源如何承受得起？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 尽管这段话对于超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类似一个纽约人在时代广场看到的情景，但我们还应该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转型的超常速度和规模中，理解鲁枢元困惑和焦虑的心境。 1950年中国只有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1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上升到45%；到20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60%。[16] 据《世界金融》报道，目前中国有200多座摩天大楼在建，数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会超过800座，是如今美国总数的四倍。[17] 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穷人和新富之间的差距，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百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美国，单是北京就有101位亿万富翁，[18] 但截止2017年底，全国还有3046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19]“发展是硬道理”被扭曲为“有钱才是硬道理”，很快便导致自上而下的腐败之风泛滥成灾，社会诚信度急剧下降，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商品如“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假烟”、“假酒”、“假文凭”、“假刊物”、“假疫苗”、“旅游诈骗”、“医疗诈骗”、“金融诈骗”数不胜数。鲁枢元把这些社会反常现象归因于拜金主义与精神虚无主义、道德沦丧和环境恶化交互生成的结果。经济单一发展和个人财富的无度追求，对人们的心理健康、精神丰蕴、乃至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幸福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减少乃至规避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给地球生态、人类精神带来的严重戕害，始终成为鲁枢元学术研究的不倦追求。 对于鲁枢元来说， 环境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危机，是一个文化论题。环境退化、生态危机反映了人类主流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整体性的偏见，不是仅仅靠科学技术、环境法规或行政执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前无休止的市场消费，精神上的贫乏和道德上的沦落使他开始思考低物质损耗的高品味的生活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很自然地从他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反思中产生，生态困境的根源在于将资本积累的冲动、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置于人类与万物的生命价值之上。鲁枢元由此得出结论：改善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现代人的生存理念与精神生态。[20] 鲁枢元在其《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一书中，从审视“诗意和精神维度的人性及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出发，对他命名的“精神生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发。[21] 在他看来，“精神生态”关注人的内心情感和精神生活，以及它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精神生态可以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及文学艺术活动中找到最好的表达形式。在这里，鲁枢元的精神生态观与当代生态哲学家蒂姆希·莫顿（Timothy Morton）关于生态学的广义定义产生了共鸣。莫顿将生态学提升到哲学层面，从生态存在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生态学。他触及了生态思维的心理维度，使生态学不仅与环境保护和多物种关系的“定义”有关，而且与“爱，失落，绝望，同情和其他因素有关，也与抑郁症和精神病有关。”[22] 与莫顿类似，鲁枢元的生态存在主义和生态心理学方法与主流环境主义者或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生态批评方法背道而驰。鲁枢元将他的方法置于中国现代性经验的背景下，为“超越学科惯例、重新定义环境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可能性”。[23] 那么，鲁枢元的精神生态是如何解决中国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和边缘化问题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把目光转向鲁枢元的精神生态批评实践的延伸，即他对中国最边缘化的群体之一农民工及其“打工诗”的论述。 3.农民工的“打工诗”与陶渊明的“幽灵” 在第11届柯布共同福祉奖的获奖感言中，鲁枢元总结了他一生对生态、精神和文化的关注：我努力在做的只是把人类的精神活动作为一个活跃的变量纳入地球生态系统，把生态作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诗学范畴引进文化艺术领域。[24] 在这里，他阐述了作为一名生态评论家的双重使命——使生态系统人性化和使人类生态化。这种将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文化系统相互渗透、相互启迪的研究思路，也体现在他对于“打工诗”的分析研究中。 中国的城市化高潮造成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就当代中国而言，农民工指的是离开农村到沿海城市务工的农民。通常，他们工作时间长，暴露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和职业病的危害中。幸运的是截至2017年，中国2.81亿“农民工”中曾涌现2000多位写诗的人，有50多位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25] 这是中国最边缘化的群体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是他们生活、工作的这个时代的实录与集体见证。来自四川的女民工郑小琼如此描述她的打工之路: 铁器与铁器交响的五年， 一只蚂蚁的命运 它们动荡不安迁徙， 从内陆到沿海 从农村到城市[26] 工业化流水线甚至把这位女工变成了机器，她身份被简化成了一张“工卡”，她的身体与机器融为一体，在流水线上无休止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在《生活》一诗中她写道: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 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 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 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 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鲁枢元称这些由农村流转到现代都市的农民工诗人为“陶渊明沉沦的后代”，他们迷失在现代工业化的机器轰鸣中，被困顿在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是中国东晋时期一位贵族出身的诗人，经常被拿来与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相提并论。陶渊明一生中曾多次担任公职，但从未真正融入上层社会。他在40岁时辞去了“彭泽县令”最后一份职位，回到浔阳郡柴桑县的家乡过着田间耕读生活，除了参加适当的劳作，他与地方官员、寺院僧侣以及当时的文学名人保持着友谊，与他们喝酒、聊天、唱歌、交换作品，直到生命的尽头。他的诗歌被誉为“田园诗”的开山之作，他的人生实践被认为是农业时代文化人的典范，他的精神被认为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集体无意识。 鲁枢元关于打工诗与陶渊明后代的类比似乎并不相符,这些打工诗人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陶渊明贵族的血统,在知识的传承上也不存在具体的联系，他更多的是以此作为对比点，表达其对于工业冲击农村、资本荼毒农民的不满。他写道: 在这些年轻的、敏感的打工诗人的早期记忆里，乡土和田园已经远非那么美丽而悠闲，即使记忆中还曾有过祖上那位先辈诗人陶渊明，也已成了一个久远而模糊的梦幻，一缕被幽暗吞噬的光。那些旷远散淡的田园诗，在他们的心目中甚至已经成为难以置信的妄语。[27] 中国当代农民走出自己的乡土家园，离开了自己生存的根，与陶渊明著名的“归去来兮”的呼唤形成鲜明对比。“田园将芜胡不归?”在陶渊明这里，因为田野荒芜了，诗人必须回归故乡，回归伴随的是欣喜之情；对于当代农民工诗人来说，田园的荒芜则是出走故乡的结果，“回归”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感伤。诗歌的主题虽然都是关乎“故乡”与“回归”，打工诗与田园诗的创作冲动却是背道而驰的。[28] 如果非要说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美好的生活。然而,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最终获得的是一种自然而又自由的生活；而这些背井离乡走进城市的当代诗人却不得不被关在一个更严酷、更不人道的笼子里。[29] 鲁枢元总结道,与陶渊明对田园景观充满期待的讴歌不同,在这些农民工的诗歌里弥漫着失去乡土的绝望。 农民工郑小琼在她的诗歌里一再表达“无家可归”的悲恸：工业化的挖掘机“伸出巨大的钢铁巨齿”，“从大地深处挖断了祖先与我遥遥相望的脐带”。[30] 荔枝林被砍伐、庭院化为废墟、广袤的田野成了被工业火焰烧焦的土地。女诗人所怀恋的不仅是失落的乡土,而是整个农业时代的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情绪记忆。 鲁枢元对于城市化及西方式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可以带给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持高度怀疑态度,他指出:国人寄希望的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规模与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岂不知这种凭借先进科学技术与工业管理手段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已经受到郑重的质疑。[31] 在鲁枢元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国家，不应该不加批判地追随西方，而应该在自身文化根源中寻求现代性的替代解决方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他认为未来不能与过去脱离，社会进步不应遗弃农耕文化传统，工业文明不能与农业文明割裂开来。为了揭示陶渊明在当代中国文化中隐匿的精神内涵，鲁枢元将德里达的幽灵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来推定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幽灵（specter）是人的内在无意识，与“传统”、“精神遗产”相似，它仍然存在且拥有使命。[32] 死去一千多年的陶渊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一个“幽灵”，我们的责任是要让其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再放光芒，为人类社会生态的平衡、和谐、健康发展发挥作用。 4.桃花源:文化想象与超越 桃花源是指社会动荡紊乱时期的一块“隐蔽在世外的安定美好的乐土”。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Peach Blossom Spring)中叙述：一个渔民偶然进入一个山间裂缝，通过狭窄的通道，在鲜花盛开的桃树林中发现一座宁静平和、丰盈自足的村庄。村子里的老人、孩子、动物都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来没有意识到几个世纪以来外边世界发生的社会变革、王朝更迭。临走时，村民劝这位渔民不要向外界披露这个地方，以免受到世人的搅扰。 陶渊明的桃花源是一个香格里拉般的生态乌托邦。香格里拉（Shangri-la）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在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著名小说《Lost Horizen》中则是一块风光迤逦、和平宁静的永恒之地。“桃花源”与“香格里拉”久为世人心神向往，至今在东亚文化圈中具有无限的魅力与生命力。例如，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1910-1998)的魔幻现实主义电影《八个梦》(1990)中，其中《水磨坊村》(Village of the Watermills)便再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叙事。它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跌跌撞撞走进一个河流纵横、宁静祥和的村庄。一位年长的智者告诉他，村子里的人们选择的是精神的健康而不是物质的便利，他们甘愿放弃现代科技的束缚，回归一个更简朴、更友好、更清洁、更和谐的社会。这位外来的年轻人还亲自目睹了村民们为一位老妇人举行的送葬仪式，人们没有悲哀，而是在美妙的歌舞中送这位逝者上路，这与庄子鼓盆而歌送别死去的妻子的达观也很有些相似。 桃花源的形象也曾出现在宫崎骏2001年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在影片中，一个隐藏得很好的荒芜的“幻城”，被一片大水与人类世界隔开，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隧道到达。城中有一座豪华澡堂作为净化精神和复归自然的场所，一位天真的女孩帮助一身恶臭的河神清洗掉体内的工业垃圾和城市污染物。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的寓言，少女千寻也算得上一位误入桃花源的渔夫。《八个梦》和《千与千寻》都展示了桃花源的意象是如何继续塑造东亚文化圈的意象的，不仅是神道教的变异，还有后工业时代的感性。 鲁枢元对“桃花源”的呼唤以及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倡导，往往被人们讥为理想主义。其实，在文坛以外，这种呼唤与倡导已经得到呼应。以建筑设计为例，由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位于日本京都滋贺县的美秀博物馆，被誉为传统美学、生态理念与当代建筑技术相结合的后现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隐藏”在丘陵间的森林中，游客必须穿过一条昏暗的隧道才能到达开放空间，给人以豁然开朗、恍如隔世的感觉，显然借鉴了陶渊明的桃花源影像与意境。 西方的一些生态哲学家、企业家、环保组织也已开始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生态实验场，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欧盟调研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全球生态村联盟与浙江省建德县胥岭镇共建的“三生谷国际生态村”，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他们的目的是重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将社会、生态、经济、文化四个维度整合到一个全面的、在地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在传承农耕文化的同时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以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创人、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B·科布(John B. Cobb Jr.) 的名字命名的“柯布书院”也已经在三生谷生态村成立。书院融合生活、生态和生命的三生教育理念、以东方智慧与后现代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推动工业文明教育向生态文明教育转型，培养心中有梦想、胸中有情怀、手上有本事的生态人，培养扎根土地和传统文化，又具国际视野的生态文明青年领袖。类似的生态村、生态园、生态社区、生态农业试验场已经遍布中国各地。 鲁枢元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和陶渊明对简朴生活的推崇，对于创造一种高质量、低碳的生活方式，仍然是有益的启示。而这些生态社区的理念，不同程度地融合了伟大诗人陶渊明的生活哲学，在鲁枢元看来这就是一种“低物质消耗的高品位生活”的尝试，为构建生态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参照。 上个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论辩，不少学者强调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动”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一种“静”的文化。鲁枢元曾强调陶潜、陶元亮、陶渊明名字中“知白守黑”这一至关重要的道家概念，强调现代人应该在“白”与“黑”、“动”与“静”、“劳作”与“休息”、“繁忙”与“閒逸”之间营造一种平衡和谐的生活。 这里我想作进一步的发挥：汉字“閒”字是由“门”与“月”构成的会意复合字，“门”代表家庭，“月”象征夜晚，“閒”即“夜晚清静地待在家里”，閒逸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的精神或心灵状态。而“忙”与“閒”与字相反，“忙”字中含有“心”的词根，其语音特征意味着丢失与死去的“亡”，人的生活如果过于“繁忙”、“匆忙”、“忙碌”、“忙乱”，决非良好的生存状态。过于忙碌的大脑，腾不出足够的思维空间，只会陷入习俗的循环中；清静的、空灵的大脑一旦活跃起来才能迸发出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创新想法。如若进一步推论，不仅人类如此，地球也是如此，正如人类生活需要休养生息一样，土地也需要休养生息，某些生态灾难不妨视为大自然的“怠工”，倒逼人类“休假”，暂停忙乱的步伐！ 作为中国反思现代性、力倡精神生态的学者，鲁枢元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生态文化研究界的代表人物之一。置身于中国社会由现代转向后现代、有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严重的负面效应，使他对现行的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充满忧虑与深思，这使他转向对“陶渊明精神”以及“桃花源念想”的现实意义的探求，这也由此确立了他在当下中国生态批评界的学术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中国政府在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方面正做出种种努力，比如减少碳排放、大规模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保护水资源、提高陆地森林覆盖率等，力图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建设绿色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互生共存。由此看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在生态问题上已经与鲁枢元这样的人文学者找到共同点。 （张昭希译；徐聪校） （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 * 本文译自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现代语言文学系张嘉如教授(Chia-ju Chang)的“Building a Post-Industrial Shangri-La: Lu Shuyuan, Ecocriticism, and Tao Yuanming’s ‘Peach Blossosm Spring’”。 译文发表前经作者本人审核并更动部分文字。 Chia-ju Chang, Chines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Practices of Environing at the Margi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注释： [1] Mar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Penguin Press, 2009, 196-197. [2] Shuyuan Lu. 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 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 Springer, 2016, ix. 注：中文版《陶渊明的幽灵》，浙江文艺出版社。 [3] 司空草.文学的生态学批评[J].外国文学评论,1999(04):134-135. [4]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一个政府间和跨学科的研究计划。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1年发起，旨在解决全世界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更多信息：ABDC Net: Asia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Database Network, http://www.abcdn.org/member/136. [5] 以黄宗英、王蒙为例，1991年成立中国环境文献研究会。1992年，协会后更名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该协会预示着中国生态文学的开始。1992年，创办文学杂志《绿叶》创刊。 [6] 司马云杰，“论生态文艺学”，《文学评论》1986年第三期第十二卷。 [7] 张松魁：《文艺生态学——一门孕育中的新学科》，《艺术广角》1987年第4期，69-74。 [8]Julian Steward, “The Concept and Method of Cultural Ecology,” 30-42. [9] 张松魁：《文艺生态学——一门孕育中的新学科》，《艺术广角》1987年第4期，69-70。 [10] 张松魁：《文艺生态学——一门孕育中的新学科》，《艺术广角》1987年第4期，73页。 [11] Guang Xia, “China as a ‘Civilization-State’: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40, 2014, 43-47. [12]Shuyuan Lu, 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 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 94. [13] 鲁枢元：《当代中国诗人为何只向西看，陶渊明被我们忽略》了。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2/2012-10-15/143866.html. [14] 同上。 [15] 苇岸：“索罗与我”。《中外对话》。2017年5月26日。https://www.chinadialogue.net/culture/9823-Thoreau-and-I/ch. [16]Karen C. Seto. “What Should We Understand about Urbanization in China?” Yale Insights, 1 Nov. 2013, https://insights.som.yale.edu/insights/what-should-we-understand-about-urbanization-in-china. [17] 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浙江文艺出版社，第264页。 [18]Qiao Liu, 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 Palgrave Macmillan, 2016,xxii [19]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7年底，仍有3046万农村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中国在2017年使近1300万人脱贫，”新华网，2018年2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2/01/c_136942195.htm. [20]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5页。 [21]Scott Slovic, “Landmarks in Chinese Ecocriticism and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Net, 26 Oct.2012, http://english.cssn.cn/research/literature/201312/t20131203_892490.shtml [22] Timothy Morton, The Ec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4. [23] Ursula Hei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CLA.org. [24] “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鲁枢元教授荣获第11届“柯布共同福祉奖”, 黄河科技学院。http://www.hhstu.edu.cn/news/contents/79/29261.html [25] 《农民工诗人，一支新兴的文学力量？》https://cul.qq.com/a/20141024/010181.htm [26] 郑小琼博客http://blog.sina.com.cn/xiaoqiong81. [27] 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 [28] 同上，第266-267页。 [29] 同上，第265页 [30] 郑小琼：《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第137页。 [31] 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8页。 [32]Shuyuan Lu, 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 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 1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