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各大媒体2月7日报道，普京总统签署了一项由国家杜马通过的有关“家庭暴力合法化”的法令。领头提出这一议案的竟然是一位女性议员叶莲娜·米祖丽娜。米祖丽娜从2016年7月起即在杜马呼吁，要提高对家庭暴力的评定尺度，对不造成人身伤害的不按刑事条例处罚，以减少让更多的人被送进监狱的可能。这一提案尽管引起了广泛争议，但最终还是于2017年初在杜马获得通过，据报道有超过85%的议员支持这一提案。据俄罗斯内政部统计，在家庭暴力中受害的基本上是女性配偶，仅在2013年，就有超过9000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然而这样一个提案却在杜马获得高票通过，说明推动社会文明的进程还很漫长。
像很多民族一样，俄罗斯民族在传统上仍然存在对女性的歧视问题。比如在16世纪出现的、对俄罗斯后来的家庭文化影响深远的《家训》中，就渗透着把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妻子的一切行为都要听从丈夫的指导，现实中女性的社会权利也一直受到限制。直到1863年，也就是废除农奴制之后，沙皇政府颁布的大学章程还禁止女性进入大学学习。这种把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的传统就成为男性衡量女性品节的一个标准，比如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就是如此。托尔斯泰夫人曾在日记中提到，丈夫多次迫使她接受“儿童室、尿布、家务”就是妇女的真正天职所在的观念。对于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是这样概括的：“假如你是妻子，你就应该干你那份乏味的工作；假如你有子女，你就必须尽到你为母者的责任。你没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求改变是自私和罪过。”由此可见，在俄罗斯，男人主导家庭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就是“家暴合法化”提案的文化成因。
这一提案出台的另一个因素或许与苏联解体后教会地位的提高有关系。据媒体报导，一直宣扬所谓“传统价值观”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推动该法案中同样发挥了作用。东正教自与天主教分裂之后，在俄罗斯便成为国家教会，从而被利用为国家统治人民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常常发表反教会言论的托尔斯泰被开除教籍的原因。
当然，托尔斯泰成为一个伟大作家并不是因为他的妇女观，而是因为他的伟大的艺术。当托尔斯泰由一个道德家变成一个文学家的时候，他的立场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本来是要写一个女人不守妇道、背弃家庭而造成悲剧的故事，最后却被他写成了一部伟大的世界名著，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完全背离了托尔斯泰本人的妇女观，出轨、抛弃子女、与非法配偶生育，最后宁可自杀也不回归家庭。但奇怪的是，小说越是写安娜的乖戾，对她的同情显示得越是强烈。实际上，小说透露出的主旨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追求精神自由的权利；而那些限制这些自由权利的权力，才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危害的因素。
在俄罗斯的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为在家庭中受到侮辱和损害的妇女直接发出抗议的声音。如涅克拉索夫在他的《三套马车》一诗中写道：“围裙紧紧地系在腋下，将胸脯勒得扭扭歪歪，爱找碴儿的丈夫会来打你，婆婆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由于粗重而又艰苦的活计，你还来不及开花就要凋零，你将陷入沉睡不醒的梦里，照看孩子、吃饭、劳累终生。”而另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俄罗斯文学中存在许多妓女形象，这些形象显然都与所谓“传统价值观”不相符，然而作家都是站在她们的立场上来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索尼娅为了养活全家人而被迫出卖肉体，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在被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抛弃之后而沦落风尘。显然，将这些本来可以在家庭中安享幸福的女性驱赶出来的，是这个社会，是所有为形成这个社会环境而负责的聂赫留朵夫们。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伟大的文学职能就是否定俄罗斯所谓的“传统价值观”，为所有可能受到这种价值观伤害的弱者辩护，在精神上为现实中的伦理悖谬行使永远的审判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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