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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说起沈从文，张新颖必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通过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两本书，才得以走近和了解沈从文。那种感觉就像是来到一片莽莽苍苍的森林前面不知如何是好之时，恰好在你身边出现了一位极为熟悉此地的向导，带着你走进去，一边游走一边如数家珍：这里有一株珍贵的大树，那片树根旁边有美丽的蘑菇，再往前是一条清澈的溪流……跟着他行走在密林小径，一点点深入，逐渐体会到森林之幽深之壮美之无垠。 此次看完张新颖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于我而言，是对阅读《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两本书的补充。本书第一篇《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首发于2012年12期《文景》，沈从文之子沈虎雏读罢致信张新颖，“为什么一个从未见过沈从文的教师，能够对沈从文的作品及其人格，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能从沈从文研究中脱颖而出，带来一股清新的风？答案只有一个：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堂堂正正地搞研究。”这番由衷的赞美不是谬赞，张新颖完全担得起。2014年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和2018年出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引发文学界和学界的关注，并“破圈”成为大众市场的畅销书，足以证明好的传记作品是会大放异彩的。 读完这本小书，我想起沈从文那句影响深远的话，“贴着人物写”。这句话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一重意义是沈从文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是“贴”着真实人生走的，张新颖在书中多次提到这一点，他认为沈从文是“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当他的同代人带着各种启蒙理论去套写现实中国的众多作品被遗忘之后，他的作品还会常读常新，因为是源于鲜活的真实人生，隔着上百年再去看还是会被他笔下的人和事深深触动，“现代思想、现代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启蒙的话语，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如果带着理论的预设去看人、看世界，就把人、把世界框在一个框子里了，同时也把自己框在了框子里。沈从文不是一个把自己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人，而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的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这里张新颖提出一个关键词“实感经验”，的确是精准地点出沈从文创作的关键之处。 另外一重意义，张新颖是“贴”着沈从文去写的。研究沈从文的学者有不少，论述沈从文的著作也相当多，但在大众层面引发读者共鸣的还是张新颖这两本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读完后沈从文留在读者心中的是鲜活的和丰满的形象。除却张新颖扎实的学术研究，就是他对传主有“深情”。书中收录了“单读”对他的采访，记者提出一个颇为犀利的问题，“近30年来，您在沈从文研究上用情甚深，又如何防止自己在沈从文的文学和人生选择上过度投射研究者本人的理想？”他的回答特别诚恳，“我倒从没有想过防止过度投射的问题，我喜欢选择我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很多教益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我喜欢从研究中有所得，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是我投射过去。不怎么做只是‘客观’的我从中学不到东西的研究。研究对于我来说，从来都是学习的过程。” 这个“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研究者为此投入大量的心力，但如果是带着情感去研究，中间无论有多少繁琐和曲折，都不会感觉烦闷，因为你研究的对象会不断回馈你更多的滋养。还是在“单读”的采访中，张新颖说：“《湘行书简》是后来才整理发表的，我1992年在《收获》上读到，真是震惊，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下子见到了沈从文的天地。我后来反反复复讲他1934年1月18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文字，是因为从这里我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真是奇妙，这么一段文字我琢磨了很多年，总是会给我一点启发。不是一下子全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想，又想明白了一层。这段文字不但让我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在这个与沈从文不断贴近的过程中，有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就是沈从文的二儿子沈虎雏先生。书中收录了《追忆沈虎雏先生》一文，写得平实动人。沈虎雏先生没有追随父亲从事文学事业和文物研究工作，反而是跟机械打了一辈子交道，不过这不妨碍他投入半生精力去做沈从文作品的辑佚搜遗工作，尤其是1949年之后对沈从文大量书信文稿的整理，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史料，可谓是居功至伟。张新颖作为沈从文研究的佼佼者，深受其惠。《沈从文的后半生》初稿完成后，沈老提出了很多细致的修改建议和参考，而这些如果他不提的话，哪怕是专业学者也很难做到完全准确。2021年，沈老去世，让人痛惜。文章结尾尤为动人，“《沈从文全集》出版，主编张兆和完成了大的心愿，两个月后安安静静离开人世；《沈从文全集·补遗传》，118万字，分四卷，印行在即，虎雏先生完成了他的心愿，就此安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访中张新颖提到“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书中收录了《“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一文）。很多人认为沈从文的人生分裂成前半生的文学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但张新颖认为，“文学和文物这两个领域，创作和研究这两种方式，一般人在意和注重的是不同，是相隔，在沈从文那里，却是相通。不是表面的相通，是这个人在根子上看待世界和历史、看待人事和自我的意识、眼光、方法上的相通。他的意识、眼光和方法的独特，不仅造就了他独特的文学，同样也造就他在文物研究上的独特贡献。”在另一篇文章，张新颖再次提出，“沈从文的文学是从自己生命的来路而产生出来的，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一样，也有这么一条生命的来路和自我的根据。”这的确是深入研究沈从文之后的洞见，值得深思。 我特别喜欢张新颖在同名文章《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结尾所说的，“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时间的确有如此淘洗的伟力，昔日那些喧嚣的浮躁的耸动的声音都暗哑下去，而那些起初细小无人听的歌声，越到后面越发清晰坚定地传入有识之士的耳中，就像是翠翠在边城的歌声，从遥远的时空穿透而来，还会一直传唱下去。 （作者系青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