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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创作，很容易与童年的经验发生关联。在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作家大多来自农村，其童年、少年阶段大多在乡村生活，所以他们的创作重心自然摆脱不了乡土。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经过作家们的长期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乡交融的趋势更加明显。如何写出真实的、复杂的乡村世界，成为了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很多乡土题材长篇小说，采用的是百年家族史和村庄史模式。这方面的成功代表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也许是《白鹿原》获得了太多作家的心理认同，此后有不少人开始步其后尘，展开百年家族史书写，但的确少见新意。似乎很多作家形成了这样一个潜在的共识：长篇小说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要足够长，否则就不能构成长篇，更无法写出史诗性。 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必须跨越百年、其书写对象必须是家族史吗？问题一经提出，可能每一个作家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我看来，可以写长时段的历史，但不必每一个作家都如此，而且在写的时候，不一定非得“直写”。特别是在热奈特所说的“第一叙事文”的层面，不必线性地展开那么长时间的叙事。当然，我们可以在“第二叙事文”（即追述所跻身的段落）回顾更加久远的、长时段的故事。这样的手法，在很多经典作品中经常见到。我最近在读一部长篇小说：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祖奶”，在现实和梦境般的幻想中，交叉讲述自己接生的一生。它采用的也是类似的讲述方式。 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常常写的是过往的历史，即使是写当下现实，也往往从历史中的某个节点开始写起。因此，有无现实感，对乡土题材长篇小说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好的小说，看似在写历史，但又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构成某种对照或隐喻，进而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当然，书写当下现实，也不一定就能够让作品天然获得一种现实感。这需要作者具备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在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在一种连续性的总体视野中，对现实经验进行复杂的定位和观照，赋予现实事件和细节以丰富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还涉及艺术表达的问题。现实主义依然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但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手法杂糅起来，努力使作品具有更强的寓言性和哲学性。 “寓言”原本是一种文体，强调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言性”作为一种小说风格，有着更为宽泛的意义：它要求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寄寓在小说情节和细节中，让读者从中领悟到某种暗示。这种对思想本质的间接表达，可以有效规避和超越直接的文学描写。这种写作技巧，是呈现“山乡巨变”的复杂性所需要的。具有寓言性的长篇小说，可以表达许多不同层面的内容，提供了文本意义扩张和内涵深挖的可能性，达到超预期的艺术效果。在这类小说中，往往通过“象征”使作品与现实勾连起来。在艺术方法上，强调用有质感的形象和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的方法来表达。它勾连过往和现实，暗示历史发展变化的逻辑。这是表达“山乡巨变”的必要手段。 山乡巨变，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还体现在精神层面。这就要求写作者重视这场精神巨变，捕捉这种精微而又巨大的变化。山乡中的青年走出去，在城市闯荡之后，有的留在了城市中，有的则携带新思想、新观念返乡。一直留守在乡村的人们，介入脱贫攻坚实践的人们，他们也经历着诸多的心灵嬗变。作家要写出人们的精神之变，并深刻描绘这种变化与现实生活、乡土哲学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使作品具有超越性的维度，呈现出一定的哲学性。 写作长篇小说，特别是乡土题材长篇，追求史诗性，这是一种远大的创作追求。但这种史诗性的获得，应该需要我们摆脱以往的经验——即使这种经验曾经成功过。现实的新变化，需要作家以新的视野、新的手法来展开叙述。跨越不同时代，跨越时空局限，超越城乡边界，打破城乡二元论，更好地表达出时代巨变的内核和本质。作家还需要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真正把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的结晶，对新时代的经验进行生动呈现。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