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步入鲐背之年之时，亦是他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之际。我虽于上世纪80年代有幸结识王蒙先生，但由于个人学识不足，对王蒙先生博大的创作成就实在无能深入研究。但作为他70年创作生涯的近观者，又确有两点印象至深至厚，而这两点印象正可借用王蒙先生在《青春万岁》的序诗《所有的日子》中两句作为小题。
    70年：“单纯的日子”
    王蒙先生70年的创作生涯当然十分丰富、非常饱满，很难用几句话来言说。但王蒙先生70年的创作生涯又很单纯，单纯到只剩下四个字，那就是笔耕不辍。
    王蒙先生一生的确扮演过不同的角色，比如“少共”、比如农民、比如专业作家、比如主编、比如作协领导、比如部长、比如全国政协的专委会主任、比如教授……但无论是哪种角色，创作则与他始终如影相随；
    王蒙先生一生经历过许多个“日子”，这些个“日子”组成了不同的年代或时代，而笔耕始终是他给年轮与时代留下的不灭印记；
    王蒙先生的人生经历过坦途，也遭遇过坎坷；走过康庄大道，也趟过蜿蜒曲折，经历过众星拱月的高光，也遭遇过门庭冷落的寂凉。但无论是哪种境遇，“码字”却日复一日地与之如影相随。
    如果说上述描述还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未必一定那么可靠，然而数据是客观的，尽管看上去有些冷冰冰。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有幸先后亲历了四个版本《王蒙文集》中两个版本的部分出版过程。第一个名为《王蒙文存》，凡23卷，2003年出版；第二个名为《王蒙文集》，凡45卷，2014年出版；第三个名为《王蒙文集》（新版），凡50卷，2020年出版；事隔三年即2023年，原《王蒙文集》更名为《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凡61卷。以每卷20万字计，总计也达1220万字。这个数字当然是十分保守与有失准确的，我新近看到的一个数字统计是，王蒙先生迄今的创作总量高达2000万字。
    无论是哪个数据，都意味着在王蒙先生70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始终是他人生的绝对“主旋律”。而在这70年中的20个年头左右，王蒙先生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也几乎没有多少创作的时间与环境。因此，在自由的时光里，他的“日子”的确是“单纯”的。
    70年：“多变的日子”
    王蒙先生70年的创作生涯固然是“单纯”的，那就是创作、创作、再创作；但在这些个单纯的“日子”中，他又是“多变”的、不消停地“折腾”——“折腾”着自己，也“折腾”着读者。而且这种“折腾”对他而言几乎是全方位的：从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到如何表现，从小说到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学样式，从文学到非文学，从最新鲜、最当下穿越到遥遥的远古……你似乎永远也号不准他下一部作品的脉动会是个啥模样。
    这一点强烈的感觉是我在参与编辑出版2014年45卷本的《王蒙文集》时开始萌生，现在时光又过去了十年，这种感觉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烈。我相信，如果现在还有能力再通读一下最新版的61卷本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这种感觉一定会更加强烈。如同他自己新近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所坦言的那样：“我没有躺平过，没有无所事事过，没有无聊无赖过，没有全然放弃过。”
    我同样也无能一一详细描绘出王蒙先生“多变”的具体轨迹，但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他的“多变”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写什么”。以王蒙先生几部“处女作”“代表作”为例：全本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虽一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但却是王蒙先生1953年创作的处女作，表现的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各色人物的不同命运，讴歌了新中国建立伊始时那青春的力量；1955年，王蒙先生发表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处女作《小豆儿》，呈现的是一位少先队员大义灭亲的故事；1956年，“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面世，描写了一位刚到某共青团团委工作的青年面对官僚领导的不满；1979年，久违了的王蒙先生的《说客盈门》发表，这部讽刺当年“走后门”现象的短篇小说向世人昭告王蒙回到了北京。
    仅以这四部创作于不同年代不同节点的作品为例，便不难看出在王蒙先生的笔下，无论是时代的巨变还是微调都各有艺术的不同呈现。至于在他70年的创作生涯中，其所经历的无论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改革开放所开启的新时期到新时代，这些大的历史分野在王蒙先生的笔下更是有着鲜明而个性的艺术表现。这就是“多变”。
    二是“怎么写”。在王蒙先生70年的创作生涯中，既有小说文体的多路径实验也有运用不同体裁的多文体表达。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王蒙先生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上。无论是长篇小说——从1953年创作的《青春万岁》到2021年面世的《猴儿与少年》；还是数量更多、形式更丰富的中短篇小说，在文体表现上，王蒙始终都给人以不停滞的“折腾者”印象。比如现在的各种文学史在谈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象时，“85文学新潮”或“先锋文学”几乎是必谈话题之一，所涉作家也多是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当时的一批青年作家，而其实在此前的两三年中，以王蒙为代表的一些中年作家也已开始了这方面的文学实验，只不过当时还不叫“先锋文学”，而多以所谓“意识流小说”或“几只小风筝”谓之，甚至也有学者以“革命的意识流”或是“理想主义的意识流”来描述。其中典型者当属王蒙那时颇具代表性的几部中短篇小说和其中的主人公，诸如《布礼》与钟亦成、《蝴蝶》与张思远、《春之声》与岳之峰、《海的梦》与缪可言等，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编排退居其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被推上前台。这些在我看来其实就已悄然拉开了所谓“85文学新潮”的大幕。
    三是跨文体、跨领域。在参与编辑出版2014年45卷本《王蒙文集》的过程中，给我另一印象深刻之处便是他的跨文体和跨领域，其跨度之大令我吃惊。作为小说家的王蒙自不必多言，散文、随笔亦是信笔而来，诗歌（包括新诗和格律诗）自成景观。如果说这些作为文学创作的常客还不足以为奇，那么，在王蒙笔下还有以当年在《读书》杂志开设“欲读书结”专栏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赏析美文；有以《红楼启示录》为代表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进行艺术解读的名作；有从对老庄开始的解读逐步形成了当下12卷本的“王蒙解读传统文化经典系列”……更有甚者竟然还有译诗以及在文学领域之外对多种国内外社会现象的进行评说的言论……所涉领域如此之宽、跨度之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为凤毛麟角。
    在这些个时刻，王蒙的“日子”的确是“多变”的。
    也正是上述这“单纯”与“多变”的“日子”构成了王蒙先生70年创作生涯“所有的日子”。而当我们现在为之钦佩、为之祝福、为之研究的时刻，称其为“所有”其实还为时尚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在衷心祝福王蒙先生继续快乐继续健康的同时，谁知这位老人家又会给我们排出什么样的“日子”呢？
    为此，我们祝福，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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