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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号鸟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快活玩乐后尽情酣眠，而它的邻居喜鹊则忙忙碌碌地修整巢穴，以迎接酷寒冬季的到来。喜鹊数次劝告寒号鸟赶快做窝，但寒号鸟却得过且过，终于冻死在寒冬腊月里。《寒号鸟》被纳入小学语文课本中，一代代的少年儿童们在这则故事中被明确告知懒散拖延且没有规划的人生必定遭遇失败的警世恒言。有意味的是，《伊索寓言》中“蚱蜢与蚂蚁”的故事与“寒号鸟”的故事惊人的相似，其所传递的价值观和隐喻义不谋而合——喜鹊、蚂蚁的未雨绸缪和勤恳工作被褒扬，而寒号鸟、蚱蜢的游戏人生和逍遥自适则被贬斥。但两则故事礼赞的对象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去劳作和承受，是工具性价值的体现与社会的度量。如果我们换一副手眼，从理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丰盈方面进行重新审视，或可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毕竟，所有的生命终会走向死亡，喜鹊、蚂蚁终生陷溺于单一而无止境的劳作，生活单调而贫乏，而寒号鸟、蚱蜢则解除了工作的捆绑，避免了被工具理性异化的可能。 从这一意义上说，章雨恬的短篇小说《恼人的秋风》似可视为对这两则寓言故事的对话与拓延。作者通过对时代的敏锐观察重新思索了喜鹊和蚂蚁们的生存方式，描刻出生命永远困缚在工作中的疲惫与空洞，并促使我们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重新打量。故事开始的时候，在生存的压力和体制的召唤下，青年群体中类似寒号鸟和蚱蜢式游戏人间的人物消失不见，而喜鹊和蚂蚁式兢兢业业、未雨绸缪的人物则遍布各地并集结成群。无论是从事互联网工作的黄滨，还是在桐庐中学任教的刘炜，都将勤恳工作和安全稳妥的生活视为生命的要务。他们虽然年轻并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身上却无青年的勇猛无畏和理想情怀，而是过早地散发出暮气沉沉的气息，显现出自我关注的自大和圆滑世故的习气。 作为林姝的校园恋人，黄滨以实用理性衡量一切，他喜欢林姝的“不物质”，认为养宠物没什么用。他热衷谈论的话题是“什么时候买房，买房要买在什么地段，首付两家人怎么分配，找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他自大而充满控制欲，希望女友的工作选择和日常生活都听从他的布排。然而，当林姝因管理学生作弊身陷困境的时候，非但没有得到黄滨的安慰和陪伴，反而遭受责备和时时批驳，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揭露学生作弊，不应该不去校长那里‘拜年’，更不应该随随便便就辞掉铁饭碗。我做的这些事，全部都是我咎由自取”。价值理念的不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摩擦，使得这对校园恋人在步入社会不久后便分崩离析，再无继续的可能。伤心失望的林姝从杭州最好的中学逃到桐庐的私立学校，试图摆脱不愉快的过往并开启新的生活。然而，分手后的黄滨依然试图掌控林姝的生活，他责备林姝不该到桐庐工作，继续以其一贯的理性和长远目光规划着林姝的生活。更糟的是，新的工作环境虽让林姝感到自在，但她的新同事刘炜不过是翻版的黄滨。当他第一次与林姝相遇时，便沾沾自喜地介绍自己“除了教数学，还在校办工作”，被纳入到“秩序”中的刘炜致力于权力和资源的获得，言行中透出庸碌贫乏的内里。在追求林姝的过程中，他夸奖她的“贤惠”，直白而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房子、车子，滔滔不绝地诉说稳定的工作和妥帖的生活规划。对于过往的两段情感经历，他认为大学校园里的恋爱“跟玩似的”，工作后与英语代课老师的恋爱则“完全是被骗了，没想到她这么不负责任”，总之，曾经的恋爱都是“不作数的”，可以被轻易地否定和弃置。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匍匐在地上，只为自己而活，用实用理性评估一切，包括婚恋与情感。诚如福柯在《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中所言：“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芸芸众生的一部分；无论在他们的厄运与激情还是爱与恨中，他们的生活都是黯淡无光、平庸无常的”，这些芸芸众生为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身心俱疲，本真自我被层层掩埋，并屈从于经济理性的霸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的生命之问被弃置一旁，无暇思索。青年人过早地丧失了好奇心与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老气横秋的眼眸也不再瞻望未来。学区房、稳定的工作、组建小家庭成为青年人奋斗的目标。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超常的工作时长挤占着他们恋爱休闲的时光，即使处于热恋期的情侣，也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沟通交流。小说中有一个饶有意味的情节，即林姝从桐庐赶往杭州与大学室友相聚。室友新谈了一个程序员的男友，她要将男友介绍给林姝认识。在周末的日子里，程序员男友依然要加班。室友幽怨地诉说她“见到他睡后的脸比他醒时的还多哎”，感觉自己仿佛“每天都跟空气谈恋爱”。室友与其男友的状态并非个例，林姝与黄滨在一起时也是如此，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工作挤占，缺乏深度的沟通和交流，渐行渐远的两人离心离德，最终不得不结束恋情，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事实上，行业的内卷化成为悬在青年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危机中，每个人都要拼尽全力才能保住自己赖以谋生的职位。小说从生活的细部折射出当下时代青年人的生存压力和情感结构，从而切中了或隐或显的时代主题。 公允地说，青年们活成了蚁族或喜鹊，绝非生而如此，作家通过主人公林姝在学业、工作和情感的接连受挫揭示出我们时代的疑难和病灶。作为时代潮流中的一员，林姝并不具有背道而行的勇气，更无分离而出的可能。作为世俗之“林”中的“姝”女，她只想在被工具理性侵蚀的世风中保持一点美好和纯真，想保持自己的底线和不被裹挟的权利。比如她在保研面试时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而排名第二的女生则夸大事实，刻意制造如果获得保研资格便可上名校的假象，从而顺利地获得了保研的资格，而实话实说的林姝却遭遇落选；又如，在小学教师和初中教师的职业选择中，林姝单纯地从喜欢的角度选择当初中老师，没有如男友黄滨一样未雨绸缪地考虑到将来孩子入学和学区房的现实问题；此外，作弊学生跳楼事件发生后，林姝不愿听从男友的建议去校长家“拜年”，她忍受不了校领导和同事们的冷漠与庸俗，因而决绝而执拗地辞去了在杭州的教师工作。她的“清高”以及对伴侣的精神期许恰恰折射出对个体自我的追寻及理想主义的星星余绪。 然而，遗憾的是，林姝的每一次坦诚和抵抗均以失败而告终，并在她的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和精神暗伤。此后，她不愿从事教师的工作，不愿短时间内踏入爱河，更本能地与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保持距离。为了保住第二份工作，林姝变得谨小慎微，甚至后悔不应该过早地与知晓她离职原因的刘炜搞僵了关系。经过社会的型塑和无情吊打，林姝与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痊愈”，她顺利地转正，成为社会肌体上合格的螺丝钉。作者通过林姝从“过于清高”到忐忑不安地谋求工作的转换过程，揭示出时代主潮的席卷力量。某种程度上说，林姝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更是每一代青年宿命式的社会成人礼。格格不入或满身的棱角迟早会被同质化和规训化。显然，在庞大而坚硬的现实生活面前，个体的抗争微末而渺小，注定面临失败的结局。 《恼人的秋风》不凡的地方在于作者对社会热点议题的捕捉和思考，这些议题包括教育、婚恋、就业、二胎政策、单亲家庭等，种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议题都可在这篇小说中找到回响。章雨恬擅长讲故事，在看似凡俗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切片，进而折射出我们时代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困境。显然，学生因作弊被发现而跳楼自杀的事件并非作者的虚构和杜撰，类似的悲剧性事件时有发生并屡见报端，从而引发了公众热烈而持久的争论。作者欲要探讨的焦点问题是现行教育行业面临的巨大难题。在新的教学规章制度和新媒体环境中，教师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引发极端事件发生时，社会、学校、家长如何在大众的口诛笔伐中保持清明与理性？涉事老师和学生能否得到真正的体恤和疗愈？类似的悲剧性事件又该如何处理并不再引发次生灾害？对此，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当然，小说家不是政治家，无需提供一套整全的、可以践行的解决之道。许多时候，小说家是彷徨、焦虑、忧郁和柔软的个人。因为善于发现，他们的困惑较之常人一点也不少，甚至更多、更广、更无从化解。因此，如果一篇小说发现了习焉不察背后的荒谬，传达出无以言表的担忧和社会焦虑，那么它就是一篇合格甚或优秀的小说。 章雨恬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写作者，她的写作却无青年作家的斧凿痕迹，没有陷溺在个体经验的反复言说和狭小视域中。她的小说不走惊悚怪诞的魔幻现实或后现代的“新路”，而是老老实实地接通现实主义的文脉地基。她以同时代人的同情共感讲述当下青年的生之困境，在睿智的观察及对生活的忠诚描写中勘探我们的生活，慨叹我们的境遇，审视我们的内心并刺痛我们日渐麻木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