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破圈”的复杂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媒介语境的变化和文化产品的多样发展，文学书籍的单本平均销量不断下降。甚至有些书籍只有编辑、作者以及作者附赠的朋友阅读。这一事实残酷地揭示了当今文学书籍的落寞处境。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当今文学书籍的出版量却大得惊人，仅仅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成千上万，而散布在网络上的各种文学作品也有着可观的阅读数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今文学又是繁盛的。陈晓明2008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过剩与枯竭：文学向死而生》，似乎仍有面向此刻的针对性。
再往前追溯，“文学死了吗”在21世纪初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当代文学界掀起一股讨论热潮，而关于当代文学边缘化或“失却轰动效应”的忧思，则可能要早自1988年王蒙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就已成形。“过剩与枯竭”构成了一组如此悖谬甚至荒谬的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正视，进而严肃思考其症结所在。逐渐清晰起来的批判矛头，指向了三个方面：第一，对于“纯文学”观念的本质化或偏执化理解。第二，市场化的逻辑以及消费主义的语境。第三，“以印刷文明为主导”向“以视听文明为主导”过渡，以及在此过程中新媒体对于文学的冲击。但尽管像“文学死了吗”这样的话题被煞有介事地认真讨论，学者讨论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辨析“文学是否已死”，而是在确信文学并不会死的前提下，研判当代文学的新处境、遭遇的新冲击，出发点仍是捍卫文学的价值与存在理由。恰恰是在“文学将死”的压力下，希利斯·米勒反而更为着重地论证了文学何以不会死的种种独特特质，因而说出以下饱含感情与气势的话：“文学虽然末日降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无独有偶，陈晓明在“文学死了吗”这样的话题下，重点论证文学性的弥散以及文学如何构成了社会其他文化类型的根基，这些思考以“文学的幽灵化”而得以集中呈现：“我要说的‘文学的幽灵化’，是指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渗透，起到潜在的隐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文学幽灵附身。也许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思考‘大文学’和‘泛文学’的概念。”（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无论如何，文学在当今文化结构中的相对式微，仍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省思的问题。它提醒我们，文学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而要与周围世界发生深刻关联，在无限跃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不断增强自己的活力。文学的圈子化发展既是文学现实境遇的结果，又造成文学进一步的落寞，从而更加圈子化。时至今日，对于文学“破圈”发展的呼声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各界对于文学的期许，也成为文学从业者的深重忧思，更是文学自身因应时代与环境变化必然采取的自救举措。打破文学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提升文学作品的历史感、现实性，增强文学与广大读者的联系，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声。立足新时代，如何在理论思辨之外，真正适应消费主义时代和新媒体语境对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的重大影响，重新锚定自身位置，主动破题，将目前的压力转变为发展动力，就成为摆在新时代文学面前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需要走出自我循环，走出狭隘的圈子，“主动出击、主动输出，实现‘破圈’传播、‘跨界’生长”，从而最终走向广阔的现实与无边的人民，最大限度在全社会彰显文学的价值与尊严。
文学“破圈”的一些尝试
事实上，最近几年，文学“破圈”传播确实已经成为引起整个社会关注的重要现象。文学传播的媒介新变有着多种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就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媒介即讯息。在他看来，媒介并不只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媒介本身即是信息，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如果说麦克卢汉的这一充满了未来气息的判断在以往还并不那么让人真正感同身受的话，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随着移动终端及其各种应用、小程序等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终于开始深刻体会媒介之于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套用时髦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媒介化生存”和“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的“破圈”传播断然离不开新媒介的支持，事实上文学整体性地已经生活在媒介化环境之中。不夸张地说，文学的未来即蕴藏在文学与媒介的互相适应过程之中。考虑到这点，在艾布拉姆斯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的基础上，理应加上“媒介”这一新的要素。
可喜的是，目前看到的文学“破圈”传播的案例不仅种类繁多，也确实已经取得一定的“轰动效应”。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图书销售模式的革新。依托于各种垂直类平台和各类知识主播，“知识型带货”和“文化带货”风靡一时，不仅极大地带动了包括文学图书在内的各类图书的销量，而且一定程度上在全社会普及了文学知识和文学审美，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推动文学在全社会的阅读与接受。各种线上销售渠道的开通，各种线上的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与品鉴会，各种作家与评论家参与其中的线上论坛、讲座等等，无疑都在大幅度打破时空限制的同时，扩大着文学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文学盛典的隆重举行。面目焕然一新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文学颁奖典礼与舞台艺术有机结合，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的形式面向全社会，最大限度拥抱广大读者，实现文学的“破圈”传播。文学奖本身即是推动文学“破圈”传播的传统方式，通过将颁奖典礼予以舞台化，在捍卫文学价值与尊严的同时，文学奖项的“破圈”动能无疑更强劲了。各个出版社、杂志社等也都积极推出典礼类的活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文学·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文学跨年盛典”“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在阳历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借助直播，通过多种方式掀起文学热潮。
再次，文学纪录片、作家真人秀等视听作品不断涌现。《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我在岛屿读书》《文学馆之夜》等视听作品，让作家、评论家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不仅是对作家的纪实性呈现，还有利于对作家“灵氛”的捕捉与放大。当作家操着特定方言或特定口音的普通话出现在荧幕上，作家的“声音”就取代其文字，成为读者或观众的关注点，进而成为读者进入作品阅读的重要契机。
此外，文学作品的跨媒介传播成为热潮，甚至成为基本的行业共识。出版社在制定文学作品营销方案时，不断试水“破圈”融合传播的方式方法，跨媒介传播、融合传播已成为基本的营销思路。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在纸书热销的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相关方面还注重开发同名电子书、音视频产品等多元传播衍生品，策划同名“红色剧本杀”等“破圈”文学活动。事实也证明，跨媒介传播的确推动了文学作品的广泛“破圈”。
文学“破圈”的可能路径
在文学“破圈”传播已成共识也已经有所成就的时刻，文学如何更好地“破圈”传播，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已有不少针对文学“粗糙化破圈”的反思声音出现。在他们看来，文学依托新媒介实现“破圈”传播自是大势所趋，但文学在这种“破圈”传播中是否真正捍卫乃至扩大了文学自身价值，却是亟待严肃探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破圈”传播始终应以维护和捍卫文学自身价值为第一考虑，不应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有意或无意地削足适履，损害文学自身价值。
毫无疑问，在目前这个媒体融合的时代里，文学应该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主动寻求跨媒介传播，尽最大可能光大文学的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的跨媒介改编。仅就文学的影视改编来看，自鲁迅的《伤逝》、茅盾的《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名篇，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红色经典”，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胜枚举的小说作品，都纷纷被改编为影视剧。在文学与影视的双向赋能中，中国的文艺星空变得璀璨繁荣。立足新时代，尤其需要文学“从惯常工作半径走出来，不断拓宽文学的边界，释放文学的潜能，充分发挥文学在各艺术门类中的‘母本’作用，促进新时代文学的多维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内核性力量”（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求是》，2021年第20期），这就对文学的跨媒介传播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文学“破圈”传播，亟需重建文学与时代的关联，真正与时代对接，与时代共情。作家需要提高处理时代议题的能力和穿透时代信息的思想力度。立足新时代，在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里，由高铁、现代物流、移动终端等为具体表征的新现实，已经强有力地改变了旧有的时空观。因此，文学应该因时因势而变，努力跟上时代的变化，而不是坚持所谓的“以不变应万变”，死守着旧有的边界与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纯文学”观念及其偏执化发展受到质疑、饱受批评。文学创作不能在时代与现实面前失语，也不能在内容和趣味上进行“自我隔离”。越来越多的人呼唤文学强大的吐纳能力的复归。而敢于面向现实、处理现实议题，直面现实生活中的成就和问题，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重建与时代的关联，文学才能真正触动广泛的人心，从而再度凝聚自身的力量。
此外，传统文学如何借鉴类型文学乃至网络文学的已经成熟的叙事方法，打通传统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界限，也是文学“破圈”的一个可能取向。
归根结底，文学“破圈”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社会轰动效应的简单复归，更在于文学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于理想读者的真正扩充，在于真正深入细致的阅读。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则在于提升国民的整体文学理解水平和审美层次，从而助力人民群众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为其提供另一处具有审美意味的生活空间。因此，文学“破圈”的根本依靠始终是文学作品的质量。只有文学作品的质量足够过硬，其“破圈”传播的效果与作用才会更加强大、扎实，也才能更好地担负成为各艺术门类“母本”的使命。在此意义上，文学“破圈”传播要始终不渝抵制可能出现的泛娱乐化和唯流量化倾向，始终不渝捍卫文学的价值与尊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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