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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现场 “90后”作家 何平、宋毅菲、邱楚译、张瑞洪、邱玉洁等5人正在讨论中 何平（主持人语）：这个时代需要青年的声音，当我们重返文学现场，去聆听种种初探笋尖的发声者，去探寻丰富的新生的隐秘生态机制，我们会逐渐摸索到许多尚未成型，但更加自由、野蛮的文学与审美，填充这层被忽视的一隅，是极其有价值的。本期读书会，我们各自选取一位2022年有新作问世的“90后”作家进行讨论，深入文学现场去感受青年写作者的温度。 @宋毅菲：本次读书会我选择的作品是青年作家栗鹿的新作《致电蜃景岛》，这部小说多被描述为作者栗鹿多年后回望过往，写给家乡崇明岛和儿时回忆的情书。但栗鹿的此本“返乡”之作与格非、阿来等作家从逃离到漂泊、再到乌托邦回归的返乡之路截然不同，让我想起了季进老师在评价刘亮程《本巴》时提及的，充满梦境与现实、记忆与想象的“另一重返乡”。我不想去质疑这封“情书”中所蕴含的真切情感。作者记录海风、薄雾、轮渡、岛屿、木兰树，书写友人凭栏扶风的夜谈、少年青涩却故显成熟的情思，一个个字符编织成漂浮又醇厚的画面，丰沛的恋乡之情几近要从浮潜的文字表面溢出，与书本浑然一体。但与其说她对家乡的情思是幕后的实权操纵者，不如说这座“雾岛”更像是披着叙述主体外壳的处于虚实之间的象征物，是作者探索前方那牵引人前去又神秘的未知之物的密钥。《致电蜃景岛》的机遇像是天然生成，在过往的经验中，在偶然的巧遇中感知到莫名的召唤，“忽然，所有的材料都在脑海中涌现，一切都排列好了”，“雾岛”顺理成章地融入孩子们的成长秘辛中。栗鹿更像是借助这场命定的返乡之旅来寻找自己，但为何寻找自己，归途的终点是什么？她并不纠结于这些，“重要的是体验，一切从虚无中涌现，拥有名字，拥有深刻的内心感受。在回望中我与童年产生一种奇妙的重逢感”。 谈及“自我”，作者近年的创作显而易见地颠覆了早期的“我”，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与建构在《致电蜃景岛》这部长篇中更加鲜明。栗鹿在访谈中提及，自己过去写作时，“自我”是很大的，这似乎是很多新生代写作者，尤其是“90后”“00后”这一批作者中常见的现象。比如栗鹿早期创作的《杀死一个图书管理员》，其中的写作者与现实的写作者融合，“自我”无限膨胀到“神”的高度，认为写作的目的是无限地在自己建构的世界创造并为所欲为地建造秩序、编织混乱。而栗鹿后来的写作逐渐回归到“小的自我”，回归到生活经验的复现，回归到承认脆弱、关心他者的世界。随着个人的成长，栗鹿与我们一样越来越承认人的社会属性，越来越需要社会的交流属性。正如其自己所说，“我的面貌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多少个他者，就有多少个我的形象。我看到更多个自己，当他们的目光反射到我身上，才有可能继续写下去”。这种情愫，与我开篇提及的栗鹿在写作中看中的“重逢感”是一致的，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栗鹿写作的质感。 相较于明晰的目的或强烈想要表达的冲动，栗鹿的写作更像是一种调和的直觉，其喜怒并不明显。对于过去的美好没有显出过分的留恋，对于迷幻的未知没有极致线性的痴迷和行动，对于成人的疏离残忍和命运的荆棘没有抵触与厌恶。一切处于混沌中，到来了就接受。正如在前文反复提及的，作者在追寻过去时也不知晓问号前面是什么，这种重逢的体验能够带给作者足够的满足。因此我更倾向于把这种创作初始力理解为一种直觉，这与作者探寻于星空、雾、梦的原理相同。每个同样探索着自己过去与未来、梦境与现实的人一定会在作者关于“在寻找中重逢”的暗示下平静下来。充满隐秘与感伤的“雾”在我们不断的找寻中，终会凝结出实体与我们重逢，“人心的不安和彷徨像细小的沙石落入海中，最终裸露出岩石般的真相与力量”，尽管向前看。 @邱楚译：我想介绍的青年作家是郑在欢。“少年”一直是郑在欢创作中聚焦的对象，在《今夜通宵杀敌》中，实存的少年经历“进化”长成了强悍的男人，但作为意识、魂体的少年却在反复的追溯与建构中，向着那不抛却原罪、拥抱一切的异托邦永恒前行，且在这种永恒中确立少年之不死不灭。 故事以倒叙、插叙的形式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发展，在回忆中建立了一个现实对过去的审判场，在循环往复的判决、反思中将少年置于永恒的真空环境，通过撞击生命的多个边缘，进行不断地建构和塑造。《不灭的少年》将亮亮这一“施暴/受虐”的双重性角色与其少年之形永恒放置于握着卷刃的刀向“我”走来的瞬间。《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在不断的回溯中，将被追问者和追问者在对象的重构中进行颠倒，进而催生了一个保持好奇、不断对生命细节发出提问的少年思考者形象。作为认知、猎奇、探索的装置，此形象的出现为少年进入异托邦提供了重要条件——赋予少年超越生死的权限。 故事集合中关乎“生与死”的拷问也帮助了异托邦想象之建构。少年不仅是旁观者，更是亲历者，其精神在与死亡的不断擦肩、相遇中渗透着对它的恐惧、敬畏、向往甚至是迷恋，由此达成生命的进化和延续。其中“迷恋”一色主要具象为主人公施加在比自己弱小的对象麻雀、蛤蟆甚至是同类身上的暴力、凌虐倾向。死亡在少年的手中被无限消解，对于生命的敬畏在此被置换成一种低级的游戏或是实验，少年从中获得了将最珍贵之生命全然掌控的快感，在那一瞬间，戏谑达到了高潮。荒诞、暴力、消解生命和死亡的氛围也成了永恒少年异托邦之基调，作为抵抗、熔铸、重构现实的有力武器。永恒的形成不仅基于对时空、生死之超越，还以凌厉、强盛的少年气持续地输入异托邦之建构，化作被世界戏弄、凌辱中试图保全自己的伪装。 少年之特性，包括劣根性，在这个悬置于现实之上的异托邦中被无限放大，逻辑化为U型叙事结构的一部分，现实将少年置于不可逆的消解中。在其中，少年呈现了两种生命形态：一为在劣根性和原罪驱使下的不断沉沦堕落，二为在与世界碰撞中的塑形、改变，进化、成长。当现实回过头对昔时进行审视和拷问时，又会催生出一个被解放的永恒之“少年”，一个生长于现实却超脱现实的异托邦形象，一个肉体和精神被隔离的、碎片化的集合，故他无法与一开始的起点重合，而是处于平行、对望的关系。行至结尾，遥以回望，不难发现，在那个异托邦中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允许：肆无忌惮的性欲、毫无收敛的暴力，生死之间的自由穿梭。当戏谑之笑不再藏匿于虚伪的面具之下，被发掘的乃是血淋淋的青春和盛放的恶之花。 @张瑞洪：我选择讨论的作家是出生于1992年的索耳，作为青年写作者，索耳用其野性的叙事思维书写历史和个人的异化。似乎这是他为纠正庸碌现实所做的努力，正如过去先锋派写作和先锋派理论都声称要超越现实一般，索耳的小说也在日常经验当中提炼着对文本哲理性的追求。 索耳小说有一种形式自觉。自表现主义以来，形式实验和异化构成了现代主义写作的两面。这在“90后”写作者当中是极其稀缺的，毕竟新世纪前后，读者的审美经验发生过很大变化，众多作为形式的艺术作品（视觉艺术、文学和音乐艺术等）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现存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品味。而年轻一代的作家在形式感面前容易显得无力，他们当然可以用“先锋”一词去指认这些精巧、智性、现代化的艺术品。但面对自身写作时，青年作家似乎更愿意去展示更真实、更和谐均衡的东西，似乎自内向外的超越更符合这一代人的格调。但在索耳的《与铀博士度过周末》《传世之宝（外二篇）》等小说中，作者一段到底的叙事风格依然发人深省，形式不仅仅作为组织故事的手段，它还结构了作品的内里，这是写作者对人物机械进化的独特观照。 不论是励志炼出纯正的铀以抵消失败血统的“小男孩”（《与铀博士度过周末》），还是走上阁楼就受到仙人接引而留下两具机器人替身的公孙瓒和袁绍（《赛博朋克化的中古史研究》），索耳都合理地把技术工具加入角色的肉躯之中，以此探索被工具置换过的人道主义。这种写作策略背后正是索耳的形式自觉，它不仅没有使文本看起来目的明显或者风格过于固定，反而使得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更趋近于准确。因为索耳试图用语言游戏来否定本质性的东西，所以他采用的形式也就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装置，他在其中内置了反形式的意图，这能否可以理解为作者试图在去中心化的文本中重新发掘真实呢？ 在《与铀博士度过周末》里，“小男孩”即是一个冰冷可怕的造物，他内心有着公式般准确且不容更改的意志力，并且与父辈所经历的国家核武器试验始终保持同频震动。“小男孩”需要借助长达二十年的“规训与惩罚”才能意识到：做一个受人爱戴而不是危险的公民。这何其荒唐，一个人要对血统和出身痴迷到什么程度，才会迫切地把自己送进监狱。为了体内有“核武器”的儿子？还是为了在科技炼金术中胜出？索耳或许不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否则他不会借“小男孩”之口，道出已经认清现有社会虚伪又脆弱的本质这一事实。在如此的赛博美学中，由于技术与感性经验的共存，人物会把越亲近的人看成最大的敌人，这让传统小说中那这种道德理想失效了，现实主义的人本论述也受到了动摇。 索耳的写作更像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那是一种真诚的先锋，时刻保持关注的先锋。不论是《与铀博士度过周末》《乡村博物馆》，还是长篇《伐木之夜》，他都保持着“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式的态度，严肃地提示着我们：时代正处于不断被异化的现实当中。 @邱玉洁：我选择观察的对象是1999年生的渡澜，今年她出了第一本个人短篇小说集《傻子乌尼戈消失了》。 渡澜是一位内蒙古的青年作家，草原深处的神话一直遥遥牵引着她走向宽容自由的文学世界。容貌变幻的自然之子乌尼戈、庞大丑陋却又善良温柔的怪物莫德勒图、毛茸茸的兽人幼崽嘎乐……当这些想象中的万物乃至“异类”成为主人公，渡澜的小说便获得类似诗人荷尔德林那种众生平等的神性。她自由穿梭于经验性的叙事，检视其中若干存在的主题，包容万物的平等意志便在她笔下自由竞生。她将自己抛入自然哲思，在想象中观照永恒的人类世界，用记忆对抗存在的遗忘，最终呈现的是一片生命飞扬的灵魂图景、一场感官复苏的精神盛宴。 在渡澜的文学世界中，清晰的洞察和慈悲的凝望使她的作品具备一种崇高又神性的光辉。宗教性的爱与谅宥贯穿其中，世间万物各归其位，所有受到伤害的人都选择顺从、和解。但这并不意味渡澜的小说近乎一种洁白的童话。《傻子乌尼戈消失了》讲述了勒内·吉拉尔替罪羊神话里的原型故事变形：异族的乌尼戈承受了所有的暴力与污名，“但他似乎完成了一场完美而彻底的奉献”。死亡将他引入一种向死而生、不断充盈的恒久与无限。渡澜期盼着善恶分明的世界，在作品中力图表现出“因循的残忍”。浓郁的宗教气质并未让她宽恕施暴者，但也没有将命运交付给上帝，生死的“果”仍然取决于人类行为的“因”。渡澜在她的哲学里实现对宗教的超越，以人类自身意志拥抱接纳了原罪，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宽恕与垂帘。 写作对渡澜来说，意味着打破隔板。而隔板后面的暗影里，藏着某些不变的东西。不断复现的死亡是她笔下非常重要的意象。除去乌尼戈一篇，《美好的一天》《金甲虫》等都是从记忆层面进行阐释。死亡的那一刻意味着物理时间的终结，所有的现在飞速逃离，无法追回，落入脱轨的时间长河。直至记忆消失，悲哀才就此浮现。人类的本质难以抵抗时间消逝，但内在生命却是永恒的。肉身之死在渡澜笔下是通往永恒的跳板，它是万物终始、一切轮回的起点。 初读她的小说，会被绵密飞扬的诗意震惊，仿佛踏上一列火车，开启语言的冒险。渡澜之前一直学习蒙语，也许是这样的经历，使她的语言充满异质色彩。飞驰的想象使她的叙事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与自由，而语言却有一种静默恒常的内蕴力量。这种力量带领读者向内逃离，实现自由之境的抵达。而另一种激情迷狂的特质，则是由渡澜在文本中蕴含的实验性“自我”所造就。她习惯将文本中的人物塑造为一个双性结合体，并将自己寄生其中，使语言结构呈现出一种密不透风、难以摧毁的神奇景观，非常具有辨识度。 渡澜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想写的是一种“人对平静的渴望与人类记忆的顽固”，并以残忍而诗意的语言演绎到极致。这种极致充当生命的探索者，预示了一种人类久远恒常的存在状态。人类的记忆那么遥远，而渡澜关于人类的写作也才刚刚启程。也许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却足够惊艳，展现出青年写作的锐气、锋芒与野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