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倪江 与倪江初相识，是在翠柳街一个蝉噪林静的悠长夏日，印象最深的是他平碎的一头短发上，骤然升起的半扎在头顶的发髻，搭配印有个性标语的宽松黑T恤，颇具文艺青年的气质，腼腆低调中又彰显着新潮、自我、放浪形骸的气息。一如他的小说创作，数量虽不多，但每一篇都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求新求变中引人入胜。 一 先锋气质的文本实验 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思潮一直被视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开端，它以全新的叙事结构和审美特征打破了传统文学既有的规则和秩序，凭借由内而生的强烈的突破性和冲击力推动了整个文学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深度思考。先锋文学滋养孕育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青年作家，如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等等，他们最早都是以“先锋小说家”的身份在文坛崭露头角并成绩斐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无数新质而绚烂的文学精品。先锋文学的迷人而别致的魅力，不断地吸引并涵养着一代又一代、兼怀叙事文体自觉创新意识和审美理想的青年写作者，在写作伊始孜孜不倦地以先锋精神反刍个体经验，坚守自我、拒绝流俗，在现实与虚构的裂隙中捕捉各式新鲜异质的元素，建构令人耳目一新、生机盎然的文学景观。 90后湖北青年作家倪江便是先锋精神的虔诚践行者，西方文学的长期浸润让他早期的写作呈现出明显的先锋气质。在《什么是最厉害的动物》中，从小说标题到内容结构都弥散着陌生化的意味和实验性。主人公N是一个辞掉摄影师工作在家里专心写小说、陷入写作瓶颈的青年作家，在一次夜晚搭乘出租车的经历中，偶然遇上了年轻漂亮、车技生疏的女司机。在得知N的作家身份后，女司机提议并鼓励N讲述一个故事消遣时光，阿布和小一艰难而治愈的父女故事作为套盒结构的第二层叙事徐徐打开，也激起了女司机的分享欲，自言自语地讲述了一个名叫张玉娟的独立女性追求自我的故事：逃离世俗眼光与婚姻束缚，意外划伤侵犯者（真正的出租车司机）并将其装入出租车后备箱逃离，丝丝扣扣的细节不断落地，女司机的真实身份以接近自述的方式显露出来，始终氤氲在小说上空的迷雾徐徐散开。无论是阿布在地下拳击场的奋力拼搏，还是张丽娟面对侵犯者的竭力反抗以及后续报复，这些充满血腥气息的场景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折射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机，以及在困境和危机之下的抗争和救赎。 读完整篇小说，贯穿始终的另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也让人回味无穷。原来主人公N的深夜外出及出租车女司机的相遇相识只是夏日午后的一场困倦之梦，且面对女司机用刀伤人、饱受心灵折磨后的最终抉择，N于漫漫长夜中积攒的困意迅猛袭来，故事在此处获得了片刻停顿。“假冒顶替的”女司机从开始的睡梦中出现，又于结局的梦中消失，来去如风，“不过黄粱一梦”。“梦中梦”的双层设置，既为弥散在本文内部的迷离诡异的氛围作了合理注解，也让人物的心理和动机在默许的虚构情境中形成了逻辑自洽的闭环结构。 而整体套盒结构的嵌入让小说的文本内部如俄罗斯套娃一般逐层剥离，“作者”“叙述者”“人物”的三重角色由故事中的人物交叉担任，轮番出场，小故事中的小小故事又为小故事制造了悬念。从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是最厉害的动物》可以看作是倪江向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加斯·略萨的致敬之作：打破传统的线性叙述形式，采用新奇别致的结构模式安排情节，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将其连接起来，艺术地反映现实。若细细琢磨，小说中一些叙事场景的转换和衔接似乎并不严丝合缝，甚至带有些许生硬，但不影响阅读的流畅度和延伸感，反而在这种亦真亦幻、亦虚亦实间的叙事空间内部，浸染了更为饱满丰饶的的色泽与张力。 二 作为精神原乡的家庭叙事空间 与大多先锋作家一样，在历经文学现场的更新迭代、人生阅历的不断丰盈之后，倪江逐渐从语言形式的实验困境中抽离出来，回归更具及物属性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并将目光所及之处与内心所向之地，毫无犹豫地指向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江汉平原以及更为精小的家庭空间，开始了一个从模仿先锋文学到转向乡土大地写作的审美嬗变历程。 “家”与“乡”作为最初的生命溯源、情感滋养、道德教化的启蒙场域，对人的影响是隐秘而深刻的。陶渊明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无论是短暂的离开，还是永久的告别，“家”与“乡”是似乎永远是困顿之人的灵魂安放之所。“回家”亦或“回乡”的“返璞归真”便成为了乡土写作源源不断的叙事动力。在倪江的短篇小说《离乡》中，“离开”似乎并不是叙事的重心，相隔几年时间跨度的两次“返乡”反而是文中的两条关键叙事线索，串联起以“我”和外公为核心的家庭空间。第一次返乡是在高二阶段，学业不精导致的辍学念头反复袭来，在外公的邀请下，“我”回到了久别的、远离喧嚣的故乡。外公带着“我”在露水滴湿的夏夜四处下籇子补鳝鱼，既为贴补家用，也想通过田间地头的劳作之苦，让外孙懂得读书的意义所在。但乡间生活的新鲜感和与亲人久别重逢的亲密感转瞬即逝，数不清的蚊虫及重复性劳动滋生的消极情绪像暮色一样笼罩了他，“返乡”的意义和读书的价值在此刻被再度质疑：“他开始幻想自己在一些遥远的没去过的城市里游荡，他想他得出去闯荡。”于是，他再次离开乡间老家，辍学开启了自由闯荡的“理想生活”。关于这一段经历，作者似乎刻意模糊隐去，其中艰难不言而喻。 “我”的第二次返乡依然是回去看望年迈的外公，亲情的黏连在分离的时光中愈加醇厚。城镇化的次生浪潮也逐渐侵袭着乡村，伐木毁林，乱排乱放的农药污染沟渠，导致外公用籇子捕获鳝鱼的活计已难以为续。外公在团聚的喜悦中饮酒过量昏迷去世，在料理完外公的后事之后，“我”再度离开故乡外出跑业务。无数劳苦但温馨的夏夜以及与外公外婆亲昵朴素的家庭时光，混合发酵为“我”在偏僻之处展开金融诈骗业务、迷途知返的一剂良药。因此，小说中的回乡显然有着双重治愈的功能：既是对彼此亲情疏离的些许慰藉，也是对离乡之人重重精神雾霭的一种消解。 《逮鲢鱼的夏天》同样也是一篇以家庭为叙事空间的短篇小说，讲述“误入歧途”的问题少年的精神成长与家庭关系的修复，《离乡》中父亲的模糊形象在这篇小说中逐渐清晰深刻起来。开大货车的父亲在拉货途中侧翻，从货车爬出后进入了宛如一大片迷宫的玉米地，脑袋淌血的迷离之际，田野尽头似曾相识的灯光让他在潜意识中寻找家的方向。此后的多次受伤他不得不放弃货车业务，开始尝试不同的手艺活，赚钱以提高家庭生活的质量，并寄予辍学在家的“我”努力学一门手艺。而天真年少的“我”与社会青年厮混，偷拿家里的三万块钱在赌场上放码，却因无法收回打算离家出走，被父母发现后，家庭关系一度进入冰封期。患有严重颈椎病的母亲不得不继续在工厂低头缝娃娃补贴家用。在得知我有可能随时面临被警察抓走的危险后，我成为了他们眼中被牵连的“逃犯”，是家庭成员中重点被保护的对象。商量之后一家人打算在外公的物资支援下，通过下籇子重操捕鱼旧业赚钱生活。年少的恐惧、家庭的隔阂在河水氤氲的捕鱼夜晚和温馨的小插曲中逐渐被治愈修复，并度过了一个温暖、自在的成人之夜。和父亲在大雨之中意外捕获的那条跳脱巨大的鲢鱼，既是成人之夜的美好馈赠，也是一家三口情感升华的现实象征。 从两篇小说出现的相似的人物、相同的关系、相近的意象之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作者大量现实经验和自我认知在文本间的投射。诸多相同相近的叙述元素并未破坏阅读小说的陌生感和趣味性，其中因由正如作者所述“小说好像并不具备合影留恋或者家庭录像的功能，它完全是另一回事。也许我能从一些细节中辨认出当时的情景，但总的来说，和我的生活关系不大。作为作者，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小说人物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有话要说。”倪江从个体经验出发，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叙事距离，让小说人物在丰富的细节和合理的虚构混合培育的土壤中，自由呼吸，自在生长。 三 总有“神性”降临的时刻 梁晓声曾说，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留下好作品的作家都有一颗积极入世、关注众生、温暖人心的心灵。蒲松龄是这样，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都是这样，写《苔丝》的哈代、写《红与黑》的司汤达也是这样。因为文学作品具有潜移默化影响人的心灵的作用。“当你读了多部优秀且有人性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你像是文学修道院里的一个修行者，你的心灵变得柔软了，同情心更强了。”莫言则说，生活很复杂，人性也很复杂，绝对不是简单的对错，那么小说就是用来描述这种复杂性的。好的小说一定要写出人性的复杂，写出人性的“模糊地带”。我将这种复杂性理解为写作者既要深入探触人性的幽深与晦暗，也需虔诚地捕捉人性裂隙中向上向善的微光，刻画具体而生动的人，从而抵达一种更为丰盈而深刻的真实。在《什么是最厉害的动物》和《离乡》两篇小说中，倪江也践行着如是的文学观。 小说《什么是最厉害的动物》中，由女司机讲述的一个叫张丽娟的朋友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女司机对个人经历的“移花接木”。综合来看，女司机的形象是多层次呈现的。在与N的接触中，她妆容精致，落落大方（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与歹人血刃搏斗后的女性）；当驾驶的汽车与自行车相撞，在慌乱无措中骨子里的良善让她第一时间下车，试图去扶起骑车的人；她学历过人，工作体面，却也难逃眼红同事的恶意中伤；酗酒家暴的父亲和怯懦刻薄的母亲因为她的逃婚差点与她断绝关系；她追求灵魂和身体的双重自由，享受一夜情，却绝不接受被迫的侵犯，趁着歹人熟睡之际用水果刀猛刺报复，生死未知（真实的出租车司机）；在一夜的漂泊与挣扎后（亦或许被N讲述的阿布与小一父女情深的故事触动），她选择了离开与放下，无论是警笛还是救护车的声音，都在亦虚亦实中将她仇恨的恶念之中抽离出来；“神性”降临的时刻，是解脱，也是救赎。 《离乡》中的“我”也有着复杂的双面脸孔。一面是面对家庭成员诸如外公外婆等至亲之人的亲昵和善，另一面则是在鱼龙混杂的社会环境中所浸染的金钱至上观以及不择手段的坑蒙拐骗。金融诈骗业务的展开需要天花乱坠的口才、金钱的贪欲以及获取不义之财的铁石心肠。但唯独这一次，“我”破功了。火车上偶遇小女孩的单纯甜美的笑容、出乎意料的偏僻的地址、依靠母亲支撑的并不宽裕的单亲家庭、即将高考的孩子、试图通过购买金融产品获得回报供养孩子上大学的虔诚之心，都像一把把燃烧的烈火，炙烤内心的虚伪和贪婪的同时，也映照出了寄托心底的悲悯和柔软。最终，“我”用一个虚假的签名终止了这场有悖良善的诈骗行径，人性的纯粹与美好在此刻复苏，整篇小说由此获得了一种上升的力量。 四 上升的诗意 梳理倪江的作品，不难发现，这种上升的力量呈现的姿态愈发轻盈和灵动。卡尔维诺说，“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从古希腊神话中的柏尔修斯到《十日谈》中的卡瓦尔康蒂，再到莎士比亚笔下顽皮的小妖、缥缈的精灵,“轻”作为是人类文学创作历程中一条古老的存在尺度，体现的是一种诗性智慧。“人不是直接地对付这个世界,而是间接地、诗意地对付这个世界。”在写小说之前，诗歌是倪江一直深耕的领域。卡尔维诺“轻逸观”中强调的“语言的高度精确性和概括性”、“细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与诗歌写作的特质尤为契合。也因此，诗人气质的倪江转向小说创作时，必然会携带轻盈和诗性的因子，并随着生活与写作的积淀愈发圆熟。 从《什么事最厉害的动物》《离乡》到《逮鲢鱼的夏天》，叙述视角从旁观克制的第三人称视角转向以“我”为中心的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动力不断被激活，小说的情绪也逐渐被打开，获得了由内而外的释放。这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和真诚在《逮鲢鱼的夏天》中更为明显，并渗透在多维的意象之间：夏夜下籇子西瓜上薄薄的粉和留下的光滑的手脚印，雨鞋踩在枯枝上发出的咔哒声、空气中烧柴火的味道、水面上漂浮着的缓缓流动的树叶、被丝瓜藤包裹的院墙以及绽开的淡黄色花朵、摇晃凌乱的生日快乐歌、挣扎的鲢鱼发出的像一颗巨大心脏的跳动声……作者对诸多生动细节的鲜活呈现、抽象感觉的精确表达，将夏夜田野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困苦在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升华中合理解构，且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淋漓雨夜一路向南的未知奔赴，既是心之所向的暂时逃离，也是奔赴理想新生活的冒险之旅。小说文本也在冒险和新变中，褪去前期小说中隐秘、疏离、阴郁的气息，而呈现出一种轻盈、浪漫、温润的质地。 从先锋气质的个人絮语，到以家庭为介质的精神成长，以及文本间不断奔涌上升的轻逸和诗性，倪江的小说在愈加成熟的态势中逐渐走向了宽广与深邃。这是青年写作应该葆有的生机和活力，也因创作实践中的艰难突破而显得尤为珍贵。倪江也曾在创作谈中提及写作就像抡锄头挖矿，“有时候，一锄头下去，能挖出一点东西来，有时候什么都挖不出来。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得继续挖下去，想方设法地去认识去了解他人，去了解世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期待年轻的倪江，勤于保养手中的锄头，继续向着生活和艺术多重积淀的富矿开拓掘进，在锲而不舍的钻研中收获更加新奇、精美、壮阔的文学宝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