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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何启治:只一件事让我高兴

http://www.newdu.com 2023-01-12 中国作家网 周茉 参加讨论


     夕阳未尽
     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人精神不错,坐在屋子中央。阳光从背后斜射进来,86岁的何启治白发斑驳,穿着朴素,透过眼镜笑呵呵望着我。1959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厚厚的镜片一直跟随这位老编辑,见证着他的职业道路,也见证着中国文学的风云激荡。“不知道读了多少作品,读得越多,它就越沉。” 何启治边笑边指着眼镜说。
     现在,他戴眼镜也看不太清楚了。手机上的字要调到最大,看东西几乎贴在眼镜上。之前有位作家请他写序,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何启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写序时眼睛旧疾复发,经过治疗,视力只恢复到0.1。他说,人家请我做事,自然要老老实实读完作品,否则怎么下笔?
     1992年任《当代》杂志副总编以来,何启治负责当代文学出版工作,对重要作品和文学新人的挖掘作出极大贡献,终审的长篇小说上百部,他几乎都要从头到尾读一遍。著名评论家何西来曾为何启治写过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为文学编辑写专论。在他眼中,何启治沉稳、朴厚,为人谦和。“他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编辑什么就研究什么。”大凡何启治参与编辑或审读过的作品,都会写评论,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表达真切感受。
     退休二十年,何启治依旧关心中国文学,或者说,从未离开过。前几日《当代》编务还接到何启治电话,问杂志怎么还没到。他不常用手机,却特意点开给我看,仅有的几个公众号和三个微信群,全与文学相关。现在无法长时间阅读,就让同为编辑的夫人先看,再推荐给他,两人常有探讨甚至争论。房间里两个顶天立地的书柜,还是80年代老物件,古今中外各式文集、文选、名著,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重要作家作品,填补了每个空间和缝隙。身后的窗台上堆满一摞摞杂志期刊和文稿。夫人在一旁说,都是很早之前的了,他还是舍不得处理。
     何启治每天8点起床,22点入睡,遇到好文章读到深夜也常有。旧式书桌用油漆翻新过,不大的台面多半被各种厚辞典占据,另一半放着很多药瓶。年事渐高,何启治摔过三次跤,自此开始注意保养,他将安眠药、钙片、消炎药一个个指给我看,夫人并不赞成他吃这么多药,何启治笑笑,“也对,吃很多药也是问题。”
     第一次用电脑打字时,何启治60岁,一首《长恨歌》打了两个小时。“以前什么新鲜事物都愿意知道,也学得快,现在落伍了。”唯独不落伍的是,何启治保持着思考的习惯。他认为,纸媒无论怎样都不会消失,只要有人爱好书籍,纸媒永远有存在的空间与意义。他还认为,年轻人应具备基本文学素养。今天的中国人,不应该丢失一个民族精神上最宝贵的财富。哪怕当做生活调剂,有一些阅读习惯,也是好的。
     洪清波是何启治一手带出来的编辑,年逾六旬的他已从《当代》退休。刚到杂志社时,何启治已经是副总编,从修改符号到约稿发稿等流程,何启治一一传授。“就像师傅带徒弟,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他就是热心,有责任感,愿意帮助你。”何启治把《当代》当成了家,只要不开会不出差,他总在,永远到得早走得晚。洪清波觉得何启治是工作狂,“离开文学他好像没别的乐儿。” 洪清波说,“大家有很多高兴事,他就文学这一件事高兴。”
     80岁时,何启治出了本书《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北京朝内166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地,作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当代》杂志就位于红砖楼的其中一层。何启治在那栋楼做了40年编辑, 从出版社到《当代》,再到《中华文学选刊》,亲历诸多名作的诞生与成长,目睹中国文学一路行进的岁月风云。书中记录了他与近30位作家、评论家、出版家及同窗友人的文坛往事。大家开玩笑说,何启治一定每天写日记,否则怎么会时过境迁还如此记忆犹新,翔实生动。
     1973年,何启治从五七干校调回人文社,分配在组织长篇小说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小说北组,陕西是他的工作重点。何启治总在一个本上写写划划,那是他的“星探宝库”,不乏已声震文坛的陕西知名老作家,更多是初露头角的年轻人,刚发过一篇文章的作者,何启治认为有潜力有特点,也会认真记下来,从文学风格到个人情况不一而足。在这本薄薄的笔记上,何启治为陕北黄土地将要诞生的一支巨笔埋下了注脚,也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和万千读者心中的经典——长篇小说《白鹿原》。
     
     何启治(右)与作家陈忠实
     黄土地上的歌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陕北小伙陈忠实到郊区开会,散场后一位陌生人拦住了他,介绍自己叫何启治,从北京人文社来。陈忠实依习惯叫他老何,一叫就二十多年。31岁的陈忠实,后来凭借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彼时刚在《陕西文艺》发表第一篇作品,得知何启治邀约长篇小说,陈忠实直呼“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不仅深知能力有限,也是对编辑亲自约稿的意外与压力。人文社这座京城并不高的门楼,对作家如同文学圣殿,用陈忠实的话说,“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
     寒冬下,何启治耐心鼓励陈忠实,拿出自己辅导延安插队知青创作长篇小说的先例。老何的真实与坦诚,让陈忠实有了基本信任。回京不久,何启治又写去一封长信,仍鼓励长篇创作,从立意、构架、素材等方面给出建议。此时,上级通知陈忠实去南泥湾劳动锻炼,他以此为由推卸了这个“不可胜负的压力”,同时何启治援藏两年,期间二人通信往来,老何一直鼓励他写作。多年后在《何为益友》的回忆文章中,陈忠实写到,“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见过很多回合,世事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翻天覆地,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
     80年代初的夏天,何启治再一次去西安。时隔多年第二次见面,陈忠实特意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用自己刚收到的稿费请老何,点了看家菜葫芦鸡。往后每每相聚,何启治总会突然歪过头问:“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来着?”
     这次何启治为创刊不久的《当代》组稿。直到完成从短篇到中篇过渡的《初夏》,陈忠实才斗胆寄给老何。《初夏》是他写作生涯最艰难的一部,锻炼了陈忠实驾驭复杂结构的能力。历经三年多,修改重写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当代》刊出。作品问世得益于何启治与《当代》编辑的巨大耐心和热诚,陈忠实曾回忆:“他和他们的工作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作者完成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
     《初夏》之后,陈忠实热衷于中篇小说各种结构的探索。许是认为时机成熟,何启治旧话重提,“有没有长篇写作的考虑?”陈忠实直率地回答,没有。老何的突然发问,使他立即想起街头初次见面,已十年有余。天哪!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老何却轻松地说,何时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
     十多年里,陈忠实完成9部中篇,80多篇短篇和50多篇报告文学,然而他始终认为只是写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直到1985年的《蓝袍先生》,陈忠实开始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命运,生命本身强大的欲望张力,使他意识到“如果50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1986年,44岁的陈忠实开始直面这一重大人生课题。
     老何再问起长篇时,陈忠实终于说,有想法,但离实际操作尚远,“对他若要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那时陈忠实正做《白鹿原》先期准备,初步计划写作时间三年,他希望“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避免过多议论与关心。自己尚在极大的无把握之中,他没有向老何提及《白鹿原》具体内容,只叮嘱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
     后来几年,何启治守约如禁,每有一位人文社编辑到西安组稿,都要带来他的问候,进门握手先申明,老何让我来看看你,只是问个好,没有催稿的意思,他再三叮嘱不要催促。陈忠实常常握着他们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直到1991年初春,编辑们到西安庆祝建社四十周年。此时《白鹿原》书稿已完成三分之二,见面时老何仍恪守约定,淡淡地说,按你的计划写,写完打个招呼,我让人来取。陈忠实也紧闭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只应诺着写完报告。
     这年夏天,先后有两家曾给予他帮助的出版社向陈忠实邀约长篇小说,他信守与老何的承诺,逐一辞谢。
     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高耸陡峭的塬坡遮挡了人世嘈杂,陈忠实的笔在老家西蒋村的小圆桌上爬行了三年。决定动笔前的1988年早春,他在家门口栽下的梧桐现已撒下一片绿荫,《白鹿原》三代人生死悲欢的命运也终于走向最后的归宿。
     1992年3月,洪清波与同事高贤均受何启治委派到西安取《白鹿原》手稿。《当代》的年轻编辑取稿时曾当场退掉了路遥《平凡的世界》以致作品旁落,因而何启治叮嘱,千万别退,无论如何先拿回来。由于还在复阅最后几章,见面后陈忠实让他们先看中篇。二人读完并无惊艳,且心生疑惑,长篇能行吗?
     正式交稿那天,两位编辑从欲言又止的陈忠实手中接过《白鹿原》,奔赴成都。西安到成都的火车8个小时,洪清波边读稿边对高贤均说,你看看吧,太出乎意料了。成都组稿期间,他们除了工作就是读《白鹿原》,出差期间全部看完。至今洪清波仍难以平复:“当时就没见过这样的小说,每一个人物关系,每一件事都新鲜。农村革命题材类型不少,他写出了全新的体验。”
     本以为要两个月,二十多天后,陈忠实就接到老何来信,可想见的兴奋与喜悦。“对他来说是太长了点,对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老何等待近二十载,从1973年西安街头,到1992年在北京亲手写下《白鹿原》审阅意见,曾经的青涩小伙真真成了沧桑的陕北汉子,自己一直鼓励与相信的作家终没有负了约。作为编辑,何启治见证了一个文学青年的艰难成长,也见证并推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
     在《当代》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后,《白鹿原》至今已发行逾400万册。如今,何启治书柜里最多的就是各种版本的《白鹿原》,猖獗的盗版也留存许多。今年初他特意购入一本盗版书,并附上给人文社领导的手写信,阐明情况,维护权益。
     何启治为何始终不放弃长篇?漫长时光里,这份坚持让陈忠实不得其解。何启治曾说,以文学编辑为终身职业的人,若不想和有潜力的作家交朋友,除非是个傻瓜。上世纪70年代文艺有着鲜明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大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流。他的“星探宝库”有如此记载:陈忠实,已发表2万字作品,长期在农村工作,熟悉农民与乡土生活,可考虑长篇。
     
     何启治的书柜
     不要沉默
     六十多年前,十几位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下了火车就到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不知谁说,何启治很幸运,分到国家级权威文学出版社工作。文质彬彬的何启治笑道:“我会努力的,会努力的。”
     1936年,何启治出生于香港,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先后有过九个孩子,活下来六个,何启治排老五。抗战期间港岛沦陷后,他随父母回到家乡广东省龙川县。1949年广州解放时,何启治13岁,和许多人一样,也有迎接新生活的热情和狂喜,很快考入名校中山大学附中,当时校址就在鲁迅生活过的大钟楼。何启治文科好,“我就头疼数学,考试及格都困难。”1954年,中国建立高考制度后第三年,何启治考入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他记得学号是544003,“前面代表54级,中间4是中文系排序,003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敢说自己就是第三名。” 1957年何启治加入中国共产党,怀有崇高理想、内心充满阳光的热血青年,怎会想到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时,尘土飞扬。
     美丽的珞珈山在1958年成了烟熏火燎的炼铁厂,超英赶美的“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大操场一夜之间冒出一大片土高炉。宿舍铁门也拆了化为铁渣,所有师生轮班到一线炼铁,中文系半年没上过课。学生们的态度与心声汇集到何启治这里,他以中文系团总支书记的身份代表大家向上反映,结果被判定为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的“白旗”,平生第一次招来满墙批判。他的疑问“难道大学生是廉价劳动力吗?”被画成漫画,从一只形象柔媚的狐狸口中吐出。
     何启治不是张牙舞爪、剑拔弩张的人,但总以为有话就要说,“没想那么多后果,认为对的我会提,有意见也会讲。”简单的人活在了复杂的年代。1970年寒冷的冬天,何启治被误判为“危险分子”,遭到几个月的隔离审查,迎来了“车轮战”式反复审问,连续几天几夜除了吃饭排泄和交代情况,几乎没有睡眠,甚至出现了幻视和幻听——把火柴棍看成面目狰狞的大棒,把质问听成了梦幻似的天方夜谭…… 第二年硝烟散尽,何启治亲手写了大字报贴到公告栏,为自己平反,澄清真相。
     1959年分配到人文社,他从校对做起,没两年赶上中央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基层,支援农业生产,河北丰润县田野上,何启治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度时艰。生活条件困苦,只发了几斤手指粗细的胡萝卜,冬天挂在屋檐下,每天吃几根补充营养。大儿子出生时,他请假回北京,顺便在农村买了西红柿、黄瓜带家,被发现后遭到批评,说“搞特殊化”,不过也没追究。回忆往昔,何启治笑容温和,似乎讲再平凡不过的日常琐事。“他很少发牢骚,也很少抱怨和不满,虽然吃挺多苦,受不小冲击。他的态度总体是平和的。”洪清波说。
     那十几年,中国文学在野火丛生又风云四起的历史岁月中,担起时代传声筒的使命。何启治心中的编辑事业,以另一种理想主义的形式燃烧。1964年正式当编辑,接到抓阶级斗争教育的指示,从全国各地报刊中收集了诸多阶级斗争的文章,编成《仇恨的火花》印发了十几万册,北京晚报发表他的评论称“一部苦难与斗争的画卷”。第二年,何启治受命先到北京郊区南口农场组织青年书写报告文学《我们的青春》,后被派到上海纱厂车间体验生活,与两名工人合作写出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的中篇小说《天亮之前》。他曾用笔名“红耘”在《收获》上发表其中一章《亨司表的秘密》,这是何启治首次在文学大刊发表作品并获得35元稿费,“不少呢,那时我月工资才56元”。小说印行38万册,只署名不拿版费,他也心甘情愿。
     对上级政策或工作指示,何启治认真执行,从无怨言。“组织让去哪就去哪。不敢说有信心,肯定努力做好工作。”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编辑,从无方向到有组织,编写出两本发行十几万册的作品,不是没有自豪感的。这些书至今保留完好,他腿脚不便,从椅子上站起来执意找给我看,不厚的小册子满载远去时代的激情,翻开内页,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上,何启治笑意盈盈地参加工作,投入劳动。
     “知道我为什么叫红耘吗?” 取意“一片红心,励志耕耘。” 何启治对我说,你要记着。
     柳志是何启治的第二个笔名。1974年北京派遣45人援藏,他是唯一一个出版系统的人,最初在格尔木中学任教,暑假时与同事为筹备阶级教育展览,直通拉萨调研,又创办文学校刊《红柳》。“红柳作为木料可以烧火,也可以铺路,边疆路坑坑洼洼,垫上以后车就能走了”,何启治认真解释,“也体现了工人阶级对国家建设奉献的精神。”当时正处于文革末期,读书无用论频频,这些援藏教师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倾尽所学。现在他们还与当时的学生保持着联系,有位学生年过六旬,每年还会来京探望何启治。
     年轻时的何启治,工作起来废寝忘食。80年代参与《鲁迅全集》首次编辑工作,像“再上了次大学”。庞大如百科般的内容需要细致考证研究,从不懈怠的他一头扎进书桌,常伏案几小时。一个周日的晚上,已过8点,又哄孩子又做饭的爱人看到何启治还在工作,一激动,系着围裙拿着菜刀冲到书桌旁,拍案而起:“何启治,你还要吃饭不要?”
     人生长途中,何启治曾有两次面临重要抉择。第一次是“五七”干校后期,有机会去大学教书。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到美国探亲,面对去留,何启治在一年假满时选择回国继续文学事业。“若留下,我将永久面对心灵痛苦和灵魂拷问”,不到60平的老式楼房里,何启治语调轻快,“现在物质生活平平,精神却愉悦而富足。”
     决定向北京进发,终身为文学奉献,何启治同一大批优秀作家与作品不期而遇,然而时代夹缝中命运沉浮,交谈中他多次提到,“我还是希望,文学能纯粹一点。”
     
     多年前,何启治(左三)与作家们采风
     固执与激情
     20世纪80年代初伤痕文学过后,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小说等各种现代派思潮涌现,作家们试图展现更为独立的思考和实践,回归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敬畏、挖掘和重构。那样一个创新年代,文学风起云涌。摸着石头过河,是作者和编辑的常态。
     “政策灵活,大家都在探索,稍稍突破边界,作品才有冲击力。”洪清波回忆工作氛围,打擦边球是常事,一篇稿子常要商量探讨,不会一言堂。时任《当代》主编、编辑大家秦兆阳曾说,四平八稳读者不爱看,太出格又不合规,最好在大环境承受范围内,又比预期的超前一点点。挑战工作弹性,争取更大空间,为好作品据理力争成了编辑最大的职业成就感。
     1986年,编辑通过热情细致的工作组来了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与张炜详谈并认真阅读作品后,何启治认为,《古船》是一部深沉厚重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作品,其时他刚担任《当代》副主编,首次负责终审长篇小说,作品涉及的部分情节与艺术表现何启治尚把握不准,为慎重起见,他一再建议由其他副主编共同终审,最终经张炜修改并达成发表基本共识。
     当时《当代》发行量近三十万。1986年第5期,《古船》全文刊发,引起读者和文坛强烈反响。下半年,山东与北京分别召开研讨会,规模空前,讨论激烈。有人编作品评论集时,很快从全国各地文艺报刊上收集到六十多篇文章。
     没有一部作品是完美的,当文学触碰历史,除了正常学术探讨,不同观点倾向而产生的解读容易流于简单化的指摘与责难,围绕《古船》的舆论也不在少数,对此社里考虑不公开报道作品讨论会。何启治认为这种违反惯例的做法有损《当代》声誉,竭力争取下,同意报道,但需突出批评性意见,并将两地四天的讨论压缩到一千多字。多年后何启治仍意难平,在书中袒露 “报道是我整理的,但确是干预下的违心之作。”
     不久,《古船》单行本出版被叫停。何启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认为应维护党的文艺政策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同时对作品和作者负责,冒着风险向上级提交了书面报告:“我主张明确回答作者:《古船》按原计划和正常程序出书,哪怕先印一万册也好。不在查禁之列,就不必因拖延或别的原因而刺激作者或有负于读者。” 为表明郑重负责的态度,何启治在报告中说:“如有必要,我愿意对上述建议负责。” 在杂志社与出版社共同努力下,1987年8月,《古船》正式由人文社出版。
     洪清波眼中,何启治不算保守派。“他政策意识强,更全面更有大局观”,面对新文学思潮,何启治又很前卫。洪清波印象里,自己审读的稿子几乎没被他拦过,倒是何启治认可的作品有时看不懂。“我们认为无法接受,他反而允许探索。”
     何启治认为,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见,特别是有来自内部的批评意见时,对自己经手的稿件能排除私心杂念,实事求是敢于负责,是编辑职业道德最重要的表现。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与作品共荣辱同进退,勇于面对可能出现的挑战,需要文学从业者的眼光,更需要胆识。
     接到《白鹿原》手稿时,时任《当代》主编朱胜昌一边读一边在书页夹上纸条,和大家一起探讨。《白鹿原》是为数不多编辑都叫好的作品,也是何启治在几十年工作生涯中少有的“阅读时感到职业兴奋感与幸福感”的作品。作为《白鹿原》组稿人、终审和责编之一,何启治深知它永久的艺术魅力,签署作为重点书出版的审读意见时,他这样写道:“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同时也有预感,当时社会背景下,涉及国共两党革命历史、农民与地主阶级关系、男女两性描写等内容,考验着大众乃至主流文学界的接受度。
     作品出版后半年,人文社奉命以《当代》杂志编辑部和当代文学一编室的名义,就《白鹿原》的组稿、审稿、编辑、发行等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期间,上级单位还曾约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听取他对《白鹿原》的评价和意见。这些报告和谈话虽如实反映了某些批评,但总体上都持肯定的态度。屠岸还明确指出《白鹿原》是新时期人文社出版的最优秀的四部长篇小说之一。
     何启治听闻,有一种声音认为“《白鹿原》这么好,那你说说它能鼓舞人吗?” 一次关于长篇小说的研讨会上,大家对《白鹿原》鲜少提及,何启治性情率直,直言 “拥护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提法,但不赞成以是否鼓舞人作为判断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
     情况到1997年还没有好转。在评选一项优秀长篇小说奖时,何启治联合另两位评委建议把《白鹿原》列入候选名单,却被主持人干预。相当长一段时间,《白鹿原》在比较具有官方色彩的评奖活动中均告落选。不管读者如何喜欢,文艺界如何赞赏,《白鹿原》如同陷入无物之阵,让何启治深感压抑和无奈。
     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永远的《白鹿原》”,理直气壮地肯定“《白鹿原》是堪与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评论家蔡葵、何镇邦看到文章后打电话表示赞赏。老蔡说,现在这样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为好作品呐喊的文章太少了。
     编辑生涯,何启治也有遗憾。看重的小说未能发表、与好作品失之交臂,心思单纯直率的他有时无法参透个中缘由,只认为文艺理念不合。“他就是那种性格,尤其对文学,”洪清波评价,“认准了的事情敢说也敢做,不怕风险”。
     转机出现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面对内部评审分歧,延安抗大、鲁艺出身的老评论家陈涌直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此说法在文学圈流传开,几经周折,《白鹿原》终于榜上有名。何启治发表短文《欣喜 理解 期盼》,长途电话里念给陈忠实听,他确实站在作者角度说了些不太好说出口的话,“我觉得一个优秀编辑和优秀作家在面对某种困难时,就应该而且必然会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否则,怎么能称之为‘知音’呢。”
     
     何启治参加文学活动
     路很长,还没到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柳建伟第一次见到何启治,“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镜,面部皮肤有明显高原红,握手时很认真,很用力。”那时他应书商之邀为大火的《废都》写续,经同学提醒才将刊有自己一篇小说的《昆仑》送给何启治。
     一个月后,聚餐时何启治对柳建伟说,“你的作品我看了,杂志应该选载。你找人写个短评,配上一起发。不过行文有些啰嗦,可删掉一些,若你同意,十天后我来取稿。”柳建伟目瞪口呆,自己的作品第一次走出军队,走进国家一流文学刊物。十多年后,何启治和他聊起来:“现在看人物依然鲜活,当年我没看走眼,这部作品算是站住了。”
     此后二人慢慢熟悉起来。秋天的一个晚上,何启治提出让柳建伟陪他走走。头顶月亮,他陪着何启治从鲁院走回宿舍,几百米的路走走停停,用了一小时之久。何启治对柳建伟谈作家发展,谈作品幕后,最后说,我是看了《虚城》后看的《废都》,你完全有能力写出不错的长篇小说。一晚上柳建伟几乎沉默,何启治很失望,轻叹一声,推着自行车走进了夜色。因为母亲生病,柳建伟已经中断严肃文学写作,疯狂写纪实类畅销书贴补家用,后来他已经很怕见到何启治了。
     1995年春节,柳建伟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疗,何启治听闻探望,与母亲单独谈了半小时。后来母亲对柳建伟说,何老师是好人,我想看到你的长篇小说出版,他说你可以,你一定行。当晚何启治与柳建伟再次走上那条路,正式约他写长篇。柳建伟记得何老师对他说,不要浪费才能,要写出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别辜负了自己和时代。
     那几次谈话,柳建伟当做人生中的“遵义会议”。此后几年,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当他交付第三部《英雄时代》时,由于心浮气躁,大家评价并不高。柳建伟心生愧疚决定重写。何启治安慰他,重大现实题材难写,作家安身立命靠质不靠量,你要相信自己。
     2000年10月中旬,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北方城郭》名落孙山。何启治得知柳建伟与他同在杭州,约到住处谈心:“无需太在意奖项。实力到了,一切水到渠成,好好写《英雄时代》吧。”
     半年后拿出第二稿,柳建伟接到何启治电话:脱胎换骨,说不定拿茅奖呢!何启治的判断没有错,2005年,《英雄时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柳建伟将何启治称为“大先生”,调京工作后,每次拜访都受益良多,“能遇到何老师,是我文学人生的大幸”。
     何启治对文学有着敏锐嗅觉,也视作家为待打磨的璞玉,足够爱护。他对我说,“一个尚未进入文坛的新作者,是需要编辑发现的。关键时刻给予支持,他就可能日臻成熟,否则,也许文坛上就再也没有这个人了。”
     有同行向他推荐年轻作家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此前何启治一无所知,听说是书写当代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又是青年作家处女作,毫不犹豫接受了。“处女作可能失败,但一旦成功,往往倾注作者多年心血,决不可轻慢。”何启治预感准确,这部作品成为世纪之交我国长篇小说的一道亮色。写给孙惠芬的长信中,除了感谢与鼓励,何启治也不客气地指出来稿中有不少错别字。
     十余年里,作家赵凯和何启治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曾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写去第一封信,谈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和瘫痪在床的情况,本以为石沉大海,没想到何启治每信必复。通过信函和寄赠书刊,何启治的指导与鼓励成了赵凯来自外界的唯一精神支持。何启治心中,搞文学的人都强调文学的人性化,“应特别关注弱者,能帮的尽量帮”。
     通过何启治,赵凯结识了时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刘兆林,在大家帮助下,不仅出版第一部作品集《想骑大鱼的孩子》,还免费进行了救助治疗,卧床十多年后重新恢复了行走能力。在北京,赵凯参加“百位农民作家百部农民作品”文学工程,和来自全国的八位农民作家代表坐上主席台,在新中国文学出版史上是第一次。自1994年收到赵凯来信到2012年,18年后,何启治与赵凯才得以在北京家中见面。告别时,慢慢下楼的赵凯突然转过身,左手扶着拐,右手一把搂过何启治,头靠在肩上失声痛哭。
     赵凯存有一张照片,是二人在何启治家中的合影。十多年的前陈设与现在相差无几,书柜依旧满满当当,桌子上放着各式报刊杂志。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书桌前的墙上挂着一个长方形的相框,里面放了何启治与很多同事、作家朋友的合影,中间是张生日照,何启治坐在椅子上,背后一个大大的“寿”字。
     这是个一生都与文学捆绑的人,他的喜怒哀乐,一切都从文学中获得。63岁退休,又返聘了三年,66岁何启治把东西从办公室搬回家。我问他,还记得那天是什么心情吗,何启治回答,那个阶段结束了。停了一会儿又说,“就是一个阶段结束了,但是在文学路上我还得走,还得往前。”临走时何启治嘱咐,有新鲜事或好作品,你通过微信告诉我,虽然眼睛不好了,我可以慢慢看。
     (注:部分资料参考《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与过往访谈内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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