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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生活”是什么，实际上不是自明的，而是始终要在文本中不断追问的。人们习见的众声喧哗的日常情境并不天然等于“生活”，相反，作家面对的生活恰恰是被层层包裹起来的。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何为真正生活》一书中认为，“真正的生活”是比所有事物更好的东西，是值得去过的生活，这种生活远胜于金钱、快感和权力。作为影响深远的左翼哲学家，巴迪欧想通过对真正的生活的探讨鼓励人们去改变世界，承担起直面风险创造生活的个体责任。 “真正的生活”的概念是由现代主义诗人兰波提出的。巴迪欧面对当下现实情境，重新激活并且指认它是当代哲学的主要问题。相比哲学，对“真正的生活”的探求更应该是文学探索的应有之义。问题是这种生活并不是自然到来的，现代社会不断在阻挠甚至破坏人们的预期。无孔不入的现代社会秩序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和分裂性，往往使作家的书写成为一种无望的抗争。在巴迪欧看来，让人们远离真正的生活的有两个“内在敌人”：其一是沉溺于感官刺激的放纵生活；其二是追求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前者体现了对及时行乐的虚无主义式的崇拜；后者导致人们对不合理的秩序的保守主义式的认同。这两个内在敌人使人们远离了真正的生活，使人们认识不到自己创造真正生活的潜力。以此观察我们的当下，由于社会结构的高度一体化，相同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乌托邦愿景逐步被世俗生活剥离之后，一地鸡毛式的庸常烦琐成了人们沉重的负担。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剧，诗意的追求很快转化为凡俗的日常实践，可是与宏大叙事脱钩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运转逻辑。生活的平面化往往让人们无所适从，尤其是当生活的背面被反转过来，另一种真相赤裸裸暴露出来的时候，人们犹如进入时间的沼泽，被无尽的琐碎重重围困。如何自救就成了读者和作家共同追索的人生命题。“何为真正生活”的追问一直潜藏在作家的这一探求之中。清寒的《下落》和杨辉素的《从大雪落下开始》描绘的都是青春褪色后的人生状态。生活的真相和假象之间如何分别？如何对待？激情被剥蚀后，如何完成自我的建构和生命意义的探求？在细小琐碎的生活面前，人和自我如何自处？种种关于真正生活的追问，往往都会不经意间作为时代的投影弥漫在文本之中。 《下落》的叙事动力建立在“寻找”的过程之中。苗松子的突然离婚和离婚后的不告而别，让作为丈夫的“我”一下子进入“另一种生活”之中。“我”本来想通过反复强调她的出走的主动性和情绪性来化解内心深处的担忧，但是却越来越深地陷入对生活的“第二次发现”。当生活的底牌亮出的瞬间，“我”根本来不及看清楚就直接蒙了。在周围人尤其是岳父母苗裁缝和王会计的眼中，“我”和苗松子是一对恩爱典范，我们的婚姻是完美无缺的。在他们十三年不遗余力的吹捧中，我们夫妻一直过着“淌着蜜的幸福生活”。可事实是这段婚姻慢慢耗尽了所有的热情最终走向崩溃。问题是对“我”而言，这种崩溃完全是在毫无来由的状况下瞬间爆发的。当生活的磁场被命运之手拨弄，苗松子突然而平静的一句“离婚吧”使生活发生了完全的颠覆。妻子毫无征兆地变成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生活的反转让“我”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虽然寻找和追问一直在进行着。 老马追寻老四和大头情感纠葛的真相构成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如果说“我”对于自己婚姻真相的了解是云里雾里的，那么老马对于朋友恩怨内情的追查却是毫不含糊的。老四的女友变成了大头的二媳妇，老四杀了自己的准媳妇并且刑满后拒绝出狱，大头在“我”婚礼上暴怒，出国后音信皆无，大头的再次离婚……一切可疑的细节，老马都没有像“我”那样想当然，而是以职业的敏感暗中追查。随着老四和大头的恩恩怨怨浮出水面，老马自己的生活真相也在“我”面前暴露无遗。当年足球场上所向披靡的“拐子马”和班里最漂亮的女生耳朵结合的神话也坍塌了，温良恭俭让的老婆开始“每天上演第一滴血”。“拐子马幻灭记”和“拐子马探案记”是同时上演的，小说采用的是双向追寻互相发现的结构方式。 杨辉素的《从大雪落下开始》选取了生活的横断面，让三个自闭症儿童家庭的遭遇缓缓浮现在读者面前。他们也在寻找，不过不是在寻找生活的真相，而是在悲苦的命运中寻找人间的温暖。素素带着五岁的儿子小野离开家到W市羊村给孩子进行康复治疗。两年多时间，曾经报社里最爱美的副刊女编辑变得“像一个被生活凌辱的女人”，为了儿子她忘记了自己甚至放弃了自己。同样带着儿子来治疗的漂亮女人刘端，高冷的外表下掩藏着受尽屈辱的内心。没有亲人又未婚生子的她对周围的一切保持着警惕，内在的自尊使她无法对人敞开心扉。她甚至在和孩子一起上课的时候会突然莫名失控，拎起孩子想要摔死。刘端的死亡将这个群体巨大的悲怆体验推向了高潮。跳河自杀的她生前曾遭受过非人的凌辱和殴打。嫖客将她抢劫一空后，她失去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素素和刘端从最初的敌意到最后的友爱，离不开与她们同住一院的武元的帮助。可是朴实厚道、乐观开朗的武元同样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美艳能干的妻子在重压面前一走了之，只剩下巨大的悲恸和委屈。这些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仿佛永远挣脱不了一片狼藉的生活。 当生活的磁场被无情拨弄，命运走向自己反面的时候，清寒和杨辉素笔下的人物有着不同的选择。他们的选择隐含着作家对“真正的生活”的认知和判断。生活本身是什么样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对自己人生的选择和承担。人物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规约之间的张力关系，往往蕴含着某种真正的生活的可能性。 爱情在《下落》中被摧毁，剩下的是人们对事业甚至是职业的激情。这在老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工作状态的老马是让人看不懂的特洛伊木马。尽管一直在当辅警，但是身份丝毫没影响老马对职业的着魔。他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查各种真相。无论遭受多少变故，梦想的火苗一直在呼呼燃烧。正是在老马孜孜不倦的追查中，被层层遮掩的生活真相逐步呈现，疑点重重的恩爱情仇开始呈现本来面目，走向反面的生活得到了部分修正。比老马更敬业的是苗裁缝和王会计，他们一生沉浸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生命和职业已经交融在一起。他们对自己和对方的职业充满自豪感，从认识那天起就以职业称呼彼此。他们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经验想象自己闺女和女婿的婚姻： 王会计问，他们这叫什么？苗裁缝答，天衣无缝，不跳线不漏针。苗裁缝问，别家的小夫妻过得啥样？王会计答，一摊子一摊子的坏账烂账。王会计推介，我家女婿没得说。苗裁缝注解，面料排场里料舒服。苗裁缝赞颂，我们闺女也懂事。王会计补充，那是。同是算盘上的一珠，上五下一闺女拎得清着呐。 他们十年如一日进行着诸如此类的内部讨论和对外宣传，他们真心实意觉得“我”和苗松子是天底下最般配美满的一对。遗憾的是，苗松子和“我”的婚姻并没有这样的职业捆绑，而且两人也并没有视如生命的职业激情。 相比之下，杨辉素更愿意相信人们的善良和人性的美好。《从大雪落下开始》中的刘端虽然被黑暗吞噬了，但是她的儿子浩浩却获得了拯救。不聋不哑的浩浩像一只沉默的小动物，从不开口说话，只有在角落里才能获得安全感。他喜欢把各种小圆圈反复套在大拇指上再摘下，沉浸在自己永无尽头的寂静世界里。可是当自己的妈妈去世后，沉默不语的浩浩甚至对素素喊出了妈妈。当素素和武元不谋而合去福利院找浩浩时，人性的温暖照亮了生活的暗夜。苦难中相逢的三个“来自外星球的孩子”、武元、素素仿佛变成了一家人。巨大的生活压力让本来美好的感情遭受巨大的挑战，却又让挣扎中的人们紧紧相依，见证了人性的善良和人间的温情。最后素素的一句“会好的”，不知是多少生活在苦难、无望中的人们的美好企盼。 面对当下生活的难题，杨辉素和清寒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了过去，投向了长期支撑我们这个民族的世情传统。在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伦结构中，再苦难的生活仍然浸透着人间的温情。《从大雪落下开始》中的素素尽管放弃工作为儿子奔波治病，但是她仍然是幸运的，尽心尽责的丈夫拼命工作保证了家庭的收入。夫妻相互扶持为疾病折磨的儿子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下落》中的苗松子虽然出走，但是“我”这个前女婿却承担起了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岳父母的责任。失去爱情还有事业，失去亲情还有友情。不过，这里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经过结构性转化，再好的世情传统也无法应对分裂性的现代性经验。除去那些美好的愿望，现代社会分工已经将传统手艺人的空间压榨到非常狭小的地步，人们和手艺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正在慢慢隐入历史的烟尘。而人性的温暖也并不总会在苦难遭际中闪现，那种被黑暗逼出来的光亮很容易在陌生人社会稍纵即逝。 如果说《下落》带有某种悬疑色彩，那么《从大雪落下开始》则是在生活化的细节中层层展开。故事的悬疑性能有效调动读者的阅读欲望，平衡了“我”的略显无聊的日常生活场景。层层的推理又总是笼罩在一层疑云之中，最终也没有告知读者全部“真相”。其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如同苗裁缝和王会计一样囿于自己的经验圈层。与其说是实际生活的观察，不如说是以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生活，从而生活在一个由想象和语言编织的世界中。这种冷峻的风格与《从大雪落下开始》的温润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作家风格的追求就是为了凸显某种偏移的人生，从而构建自己的生活想象。这种文学经验并不等同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而是被作家强有力的风格转化的日常经验，也正是在这种经验中会出现和大部分人的现世人生构成对称的“真正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两篇小说和当下生活还是贴得过紧，风格化探求显得有些不足。 作为存在勘探者的小说并不必然帮助人们解决现实问题，它只是在昭示着一种“真正的生活”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照见我们的局限。或许，这种可能性正生长于写作和阅读的“文学行动”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