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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评石钟山长篇小说《芳华颂》

http://www.newdu.com 2022-11-23 《长城》 王春林 参加讨论

    关键词:《芳华颂》
    《芳华颂》是军旅作家石钟山又一部聚焦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与作家的其他作品相比较,这部《芳华颂》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于,石钟山把艺术的聚焦点集中在了一个名叫董红梅的女军人身上。他之所以要把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芳华颂”,从根本上说,也正是因为主人公董红梅是一位身披戎装的女军人的缘故。
    既然小说被命名为“芳华颂”,肯定也就存在着一个颂什么的问题。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石钟山首先要赞颂表现的,乃是一代军人身上的无私奉献精神。比如,那位父亲身为守备区司令的高干子弟马平阳,因为打小就成长在部队环境中耳濡目染的缘故,在平时的训练中,刻苦努力,不仅很快成为部队的训练标兵,而且在参军第二年的时候,就入了党。他舍生忘死的一件事迹就是,当一位新兵因为过度紧张,实弹演习时,手榴弹不仅没有扔出去,反而掉落在后面人群中的时候,他毅然冲了上去,一脚踢开了那只还冒着烟的手榴弹。比如,那位家在四川巴中的平民子弟李来权,当满四年兵都没有回家探过一次亲,在一次部队野营拉练的过程中,奋不顾身地在一条河里,救出过两名因洗澡而被大水冲散的儿童。当然,无私奉献精神最集中的体现者,还是身为主人公的女军人董红梅。如同李来权一样四年都没有探过一次亲之外,董红梅的难能可贵,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她对养猪事业的倾心投入上。除了一有时间就上山打猪草,她更像对待亲人一样地对待那些猪,以至于,“她侍弄的猪舍和养的猪,被全团评为第一名。不仅猪舍干净,所养猪的头数,和膘肥体壮的样貌,都超过了其他连队的猪”。因此,等到猪们被杀的时候,她才会不仅远远地躲开,而且坚决拒绝吃杀猪菜。到后来,她即使已经被提干成为军官,进入军区教导队学习的时候,也依然在内心深处牵挂着那些猪们。
    与一代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相比较,小说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感人的情义书写。人间最贵是真情,《芳华颂》中的情义,体现在很多个人物身上。比如,那位自己原本就是高干子弟,后来嫁入了更高贵门庭的江雪。虽然只是在教导队期间一段短暂时间的相处,但江雪却把曾经长期在基层连队养猪的董红梅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正是出于战友之间的一种情义,她才不仅想方设法把董红梅的工作调动至北京总部的会议接待中心,而且还特别关心董红梅个人问题的解决,一厢情愿地把谢秘书这样一个拥有美好政治前程的年轻少壮介绍给她做男朋友。比如,董红梅父亲的战友胡叔。为了能够帮助董红梅参军,胡叔百般努力,一直到最后找到抗美援朝时的老排长,才在如今已经身为师长的段玉龙的鼎力相助下,使董红梅如其所愿地穿上了军装,成为部队的一员。比如,董红梅那位令人敬重的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姐姐。父亲去世,母亲失踪,仅仅比董红梅大八岁的姐姐,自己尚未成人,便不得不承担起了姐妹二人日常生活的全部责任。因为有妹妹的拖累,姐姐被迫嫁给了村里边一个不仅比自己年长十岁,而且还罹患有羊角风病症的男人。为了能够彻底斩断好不容易才从贫困乡村挣扎出去的董红梅与家乡与自己的关联,她竟然貌似极端无情地写信给妹妹:“小梅,你走出去了,以后就当没有家吧,把部队当家,别再回来了。”比如,那位后来成为董红梅干爹的段玉龙师长。董红梅命运的被改变,可以说与段玉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刻施予援手,董红梅不仅无法参军,而且也不可能被提干。他之所以会把董红梅认为干女儿,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膝下无女的夫人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女儿的缘故,但在另一方面,很显然与他内心里特别体恤这个战友的遗孤有关。他对董红梅的那一片父女深情,最突出不过地体现在得知董红梅姐姐罹患重病的情况下。在夫人已经把一沓钱硬塞给干女儿的同时,段玉龙更是明确表示:“红梅,你有情有义,我们都记在心里了。我们全家支持你。你两个哥哥也说了,缺钱他们那儿还有,随时给你汇来。”比如,那位最终成为董红梅丈夫的马平阳。刚刚入伍时即给予董红梅多方面的帮助之外,他的情义更是突出地体现在了解到董红梅竟然要为姐姐捐肝的情况后:“她把捐肝救姐的决定告诉了马平阳。他的表情很平静,她以为他没听清自己说什么,于是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决定。马平阳还是那个表情,嘴角又一次上翘,就像他每次从连队出来走着小路,到猪舍来看她的表情一样。最后马平阳说:我支持你。”为了筹措姐姐的手术费用,马平阳不仅拿出了自己的多年积蓄,而且竟然还动员他们家施予援手。说到情义,无论如何都少不了的,还有董红梅自己。她的情义,集中表现在和姐姐的情感关系上。不顾姐姐的坚决反对,一定要跑回家乡去看望生存依然艰难的姐姐之外,董红梅的情义,更是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获悉姐姐患病后。面对着身体状况异常糟糕的姐姐,她不仅和丈夫马平阳一起迅即把姐姐带到医院治疗,而且在了解到肝源稀缺的情况下,最终毅然决定捐出自己的肝。
    阅读石钟山的《芳华颂》,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关键性情节,就是本来身为平民子弟的董红梅,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普遍地误认为是有着隐秘出身的高干子弟。这一误会得以生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她参军入伍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所有的女兵,都有着特别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既如此,女兵们天然地被认为是高干子弟,也就并非是军营里乃至于社会上一种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具体到董红梅,一方面,她的真实出身是普通的平民家庭,但在另一方面,她之所以能够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女兵,也是因为在胡叔的恳求下,段玉龙师长介入干预的结果。如果没有段玉龙师长的强势干预,一介平民子弟的董红梅,单凭自己的力量,恐怕既入不了伍,也提不了干。董红梅个人命运的改变,是强大的权力发挥作用的结果。隐秘的“高干子弟”身份对于董红梅人生所产生的微妙作用,在决定她是否可以提干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至于,连同身为当事人的董红梅自己,也都为此而困惑不已:“她不知道,这次连队把她当成破格提干的骨干,是因为自己的高干子女的身份,还是她这四年来努力的结果。”无论走到哪里,“高干子弟”这一不无神秘的身份印记,都曾经长期如影随形一般地伴随着董红梅的人生轨迹。如此一种情形,甚至还一直延续到她被江雪介绍结识了政治前程一片坦途的谢秘书的那个时候。那一次,致使他们俩心生不快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谢秘书一句“你家人和父母都好吧”的问候,触动了潜藏在她内心深处一种永远的痛。尽管董红梅到最后也没有能够搞明白,谢秘书后来带有道歉性质的“对不起,我不该问你的家事”那句话的具体所指,“是他认可了自己的真实具体情况,还是仍把她当成了高干子女,父母仍是做保密工作的”,但她的神秘身份一直到这个时候都在发生着某种作用,是一种难以被否认的事实存在。
    在阅读《芳华颂》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联想到俄罗斯作家果戈理那部影响巨大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这一剧作主要描写一个名叫赫列斯达可夫的纨绔子弟,因为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为此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没想到竟然被当地官僚误认为是肩负特殊使命的“钦差大臣”,并因此而闹出了许多笑话。如此一种联想之所以能够生成,盖因为二者都在主人公的真实与虚假身份上大做文章。虽然赫列斯达可夫的顺水推舟和董红梅的很多次试图澄清真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两部作品艺术构思上的确存在着不容否认的异曲同工色彩。在《芳华颂》中,主人公董红梅的身世之谜作为一种根本动力,自始至终都在强有力地不断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演进,是一种无可否认的文本事实。
    一方面,如前所述,《芳华颂》诚然是一部以情义书写为基本主旨的长篇小说,但另一方面,在强调情义书写主题重要性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敏锐地洞察隐藏于这一主旨背后的一种社会批判主题的存在。这一主题的存在,依然与作为小说主要叙事动力的董红梅的身世之谜紧密相关。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情形来看,董红梅真实的平民身份,并没有导致她被歧视。从段玉龙师长,到马平阳,再到江雪,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方面的强有力例证。关键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会由董红梅的参军入伍,到她后来的被提干,乃至于工作的调动这一系列事实而推测臆想她可能拥有着的“高干子女”身份?这一看似荒诞的身份传说背后,所实际隐藏的,正是现实社会中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两个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等级差异。石钟山借助于董红梅由丑小鸭而最终变身为天鹅的跌宕起伏人生故事所试图抵达的一种思想意图,正是对于如此一种不公平社会现实的潜在揭示与批判。
    与社会批判主题紧密相关的一个人物形象,是那个和董红梅一样同为平民子弟的李来权。最初,李来权和马平阳、董红梅三个人竞争两个提干名额而无奈败北。眼看着李来权就要被迫以普通士兵的身份打道回府,却不期然间在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有了立功的表现。为了扑灭团部军需仓库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奋不顾身的李来权,竟然被严重烧伤。正因为李来权有着这样突出的表现,所以他在避免复员命运的同时,获得了一次破例的提干机会,成为了连队的一名基层干部。尽管如此,出身于普通平民阶层这一事实,不仅使他倍感自卑,而且成为了内心深处一种难以释解的精神情结。李来权后来之所以会在执行排雷任务时,为了掩护战友而光荣牺牲,从心理动因的角度来说,正是这种精神情结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在他写给董红梅的信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你身为高干子女平易近人,这对我们平民子弟是莫大的荣幸和安慰。像我们这些农民子弟,在和平年代没有更多立功受奖的机会,要不是复员时的前一夜团部军需仓库失火,我就不会立功,更不会破格提干。部队又一次执行排雷任务,属于我的机会来了,也许我们平民子弟,只能等待这样的机会吧。”正因为董红梅非常了解李来权的如此一种精神情结,所以,在李来权牺牲后,她才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李来权不是平民子弟,也是干部子弟,他还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还会牺牲吗?”一方面,李来权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当然值得肯定,但在另一方面,当李来权的壮烈牺牲与他的平民子弟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又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不那么公平的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来权这一人物形象的存在,在充分凸显某种社会批判主题的同时,还给《芳华颂》这一小说文本增加了一点悲怆的艺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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