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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怎么萌生了写作《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这本书的念头的？ 钟永宁：写这样一本小书，关注这样一个“小人物”，已酝酿很长的时间。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利玛窦中国札记》，被首度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中国奇遇所吸引，后来因为工作关系，编辑和阅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对葡萄牙和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中国政府怎么应对，各个阶层如何反应，饶有兴趣。罗明坚作为首个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耶稣会士，曾经惊动了上至朝臣，下至街民，形形色色的反应，透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基因，因此我试图弄清罗明坚来去中国的细节，并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西初识时代的真实历史，于是起念撰写这样一本书。 问：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叫《消失的铺路人》？ 钟永宁：我这里说的“铺路人”，是就两个层面而言，一个层面是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的，罗明坚是中西文化交往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另一个方面他是当时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铺路人。之所以说“消失”，也有几个层面，一是他作为第一个长期进入中国内地居住的耶稣会士，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但被安排回到欧洲，像一股旋风从中国突然消失；二是他的著作，因为未能获准出版，其在中国的经历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消失在博物馆尘埃中；三是因为后来利玛窦在中西交往上的卓越贡献和巨大影响力，后来人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之功，一股脑算在利玛窦头上，他在利玛窦的光芒中消失。其实争论谁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没有多大的意义，也不是本书的主旨。但在这里说一句，将历史功绩算在名人、成功者身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观和文化现象。 可喜的是，伴随着有关罗明坚史料的不断发现，张西平、金国平、吴志良、戚印平、汤开建、宋黎明、夏伯嘉（R.Po-Chia Hsia）、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汪前进、杨慧玲、岳峰、罗莹、王慧宇、伍玉西等一批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对罗明坚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著述和地位，给予了关注和肯定，推出了一批难得的研究成果，使罗明坚的形象逐渐明晰起来。这坚定了本人撰写此书的信心。 问：罗明坚和利玛窦的关系是怎样的？ 钟永宁：罗明坚1579年7月来到澳门，利玛窦是1582年7月到的澳门，约晚了3年。利玛窦到澳门时，罗明坚已经四次从澳门入广州、两次入肇庆。利玛窦从印度到澳门，罗明坚起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给上司写信，推荐他这个同乡和同道。罗明坚第二次进入肇庆面见当时的两广总督时，说他还有一个刚来澳门的“兄弟”，其实他说的是广义的兄弟，官员以为是真正的兄弟，答应下次可以将他带来。1583年9月，罗明坚带着“兄弟”利玛窦进入肇庆定居。 罗明坚与利玛窦在肇庆共事4年多的时间。他们两人都不是肇庆传教团的负责人，肇庆传教团的里里外外的事务，实际上是罗明坚在主持，利玛窦实际上充当罗明坚的一个助手角色。在此期间，从现有资料来看，两人相处应该是和谐的。利玛窦也肯定罗明坚的开创之功。但在将罗明坚从肇庆支走、安排回欧洲及限制罗明坚出版著作方面，利玛窦至少起了协助的作用。 问：在罗明坚之前，很多西方传教士都想进入中国，但是都失败了，为什么罗明坚成功了？ 钟永宁：16世纪中叶，随着葡萄牙人东来，在澳门立足，西方基督教世界急欲进入中国。而急先锋就是耶稣会士。最早到达中国内地边境的耶稣会士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他在来到东方10年之后的1552年8月，抵达了当时中国台山上川岛。他想通过广州商人进入广东，但没有成功，于当年12月在岛上病逝。从此之后，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研究，自沙勿略到罗明坚，大概有50名神父分别想尽办法，力图进入中国，但均告失败，在当时传教士看来，进入中国内地定居，比登月球还难。据说当时的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在澳门一间学校窗前发出绝望的呼喊：“岩石呀，岩石，你何时打开，岩石呀? ” 罗明坚能进入中国内地定居，从根本上了说是利用当时中外贸易、中外交往扩大的形势，得益于其适应性文化策略。1572年，明朝政府正式开放葡萄牙人进入广州贸易，1578 年开始，葡萄牙商人获准参加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交易会。罗明坚可以借葡萄牙商人去广州定期贸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并短期居住，并接触官员。 但罗明坚能深入内地长期定居主要得益于其超常的禀赋、意志力、人格魅力及文化认同等因素。 首先，罗明坚有超常的语言禀赋，具有当时其他传教士没有的中文语言能力。他到澳门后排除各种困难学习中国话。此时他已经36岁了。澳门其实缺乏学官话的环境和老师，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对学习中国语言不能理解甚至从中阻扰。但罗明坚摸索出一套学习方法，中文能力进步很快。据他在信中声称，学习中文两年后，认识了15000个中国字（这个有点夸张），能看懂中国书籍，学习中文3年后，能用中文撰写宣扬教理的小册子了。 其次，罗明坚有超常的意志力。他以坚忍力行的精神去做自己认定要做的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时传教士一般都有这种精神，但他表现得尤其突出，能忍受一般传教士都不能忍受的各种困厄。比如前面说到，他学习对西方人来说如天书般难学的中国文字。他四次进入广州、两次进入肇庆都是没有成功的，直到第三次进入肇庆才成功。 其三，罗明坚对人温厚、和善，官员乐于与交往。他急人之所急，无论是上司、官员还是同事、居民要他做的事，他尽力去完成，甚至对上司极不喜欢的人“两肋插刀”。他又有倔强的一面，甚至有些天真。他人格的基本面，是他走向中国内地后不断获得支持的基础。 其四，罗明坚没有文化偏见，对中国及其文化有真挚感情。罗明坚因为懂中文，阅读了中国的大量书籍，加上他的敏感，对中国文化的体认较深，从骨子底里喜爱中国文化。他学习中国礼仪，改换中国服装，取中国文雅的尊名字号，与士大夫吟诗唱和，待人处事能将西方宗教的道德自律与中国士大夫推崇的道德节操相结合，因而能被当时官员、文人普遍接纳。 问：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罗明坚都做了哪些事？ 钟永宁：刚才说了，说罗明坚是铺路人，不止是就他为利玛窦铺路而言，他是中西初始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铺路人。罗明坚作为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第一人，与中国士大夫中开明者友好互动，克服民族的、文化的偏见与隔阂，把欧洲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创造了中西文化交往史上的多个“第一”：建立了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编写了第一部汉外辞典《葡汉辞典》，第一次将儒家蒙学经典《三字经》译成西方语言（拉丁语），写出西方人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实录》，绘编了西方第一本中国地图集，第一次以西班牙文、拉丁文翻译儒家经典《四书》，等等。通过他不寻常的个人经历和著述，中西两大文明世界在文化上初识互动。他既秉承西方文化、自身宗教思想原则，又尊重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礼俗，体现了对中西文明的平等包容意识，开创了中西文明对话、文明互鉴的先河。 问：除了罗明坚这个主角之外，书中还有哪些人物是你觉得特别有意思，想为大家讲讲的？ 钟永宁：先讲讲罗明坚接触较多的几位官员。一位是两广总督陈瑞，罗明坚曾经在1582年5月和1582年12月两次到肇庆拜见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第一次在肇庆待了15天，第二次从当年的12月下旬待到了次年的2月下旬，有五六十天。 第一次见面，陈瑞前倨后恭，先是发怒，质问罗明坚一些问题，罗明坚回答后，态度缓和下来。罗明坚将带来的礼物捧在陈瑞面前。陈瑞见此，表示称谢，转向翻译，问每件礼物的价值，之后命令手下人，将银两数目称出，以偿还货价。说完，陈瑞起身走向罗明坚，摸了他的大胡子。罗明坚壮着胆对陈瑞说，他已开始研究中国语言和文献，请求在肇庆安排一个居留地，能静心地研究中国语言和文献。陈瑞没有直接回答，转而命令下属赠给他一些中国书籍。陈瑞又派人单会罗明坚，说刚才在大堂上给的银子是要从澳门购买北京需要的货物，希望下一次能带来。 罗明坚回到澳门后，急忙为陈瑞准备礼品。但回来后大病一场，澳门方面只得派另外一位传教士见陈瑞，并呈上礼物。在陈瑞端详礼物的时候，陈瑞问罗明坚为什么没来。那位教士说罗明坚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陈瑞看完信后，立即吩咐秘书以他的名义写一封回信，说同意罗明坚在城内居留，请罗明坚病好后立刻来见他，并亲自把自鸣钟带来。 当年（1582年）的12月18日，罗明坚与另一个传教士带着自鸣钟去肇庆。见陈瑞那天，陈瑞端详罗明坚良久后，说罗明坚瘦了不少。接下来的几天，耶稣会士一直在和总督秘书打交道，安装调试自鸣钟。一天，罗明坚、巴范济又拜访陈瑞，陈瑞问他们怕不怕鬼，有什么办法将鬼赶走。罗明坚说，当然没有鬼。 此时的明朝政坛，卷起了一场凶猛的风暴。1582年的6月20日，58岁的张居正病逝。张居正逝世后，万历对张居正及其改革群体进行清算。张居正是陈瑞考中进士那年会试的主考官，有着当时中国特有的师生关系。在肇庆的陈瑞，也没有躲过这场越卷越大的风暴。1583年1月初，距离张居正去世6个月，万历皇帝罢免陈瑞官职。皇帝的敕令一到肇庆，陈瑞苦心经营的仕宦人生付诸东流，其心情可想而知。但在他灰溜溜卷铺盖的时候，居然还想到罗明坚。他把罗明坚唤到总督府，说了自己的处境，要他们赶快离开肇庆，并交给罗明坚一封信。这封公函是写给广东海道副使朱东光的，陈瑞希望他能拨出一块广州官地供“西僧”修建住屋。就是这封公函为罗明坚后来进入肇庆长期居住奠定了基础。 罗明坚、利玛窦打交道最多的官员是王泮。王泮在1580年，也就是见到罗明坚三年前来到肇庆当知府，他来到肇庆，积极推行张居正主导的朝廷新政，治理当地久治不愈的水患，改观了肇庆的生态环境，可以说他是当时一位有作为的能吏。王泮划地给传教士建房，建好后，他题写了“仙花寺”、“西来净土”两块扁额，分别挂在房子大门上方和进门圣堂的正面。可知，王泮是将这房子定性为佛教住所的。这究竟是王泮主观认定如此，还是他作为一种策略，刻意为之？王泮是当时具有开放意识的官员，经常带着朋友参观传教士住所，观赏西洋器物；他鼓动利玛窦翻译和组织印刷地图，并视为珍宝，送给朋友；他尽力为传教士们编写、印制、发行中西文化交流读物提供帮助。可以看出他是当时那些地方官员、知识阶层中，对外来西方文化最具敏感性和开放性的一员。他后来迫于来自官府和民间的压力，曾经将他的题匾取下来，最终又挂上去，可以看出他的优柔、无奈的复杂心态。 当时官员们大都是科举考试的成功者，自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具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和是非标准，罗明坚在信中对他接触的官员，像陈瑞，还有总督刘尧诲、郭应聘、吴文华、吴善，广东海道副史朱东光，肇庆知府王泮、郑一麟等，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书中牵涉的人物很多，除了各种心态的官员，还涉及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耶稣会东方官员范礼安、卡布拉尔，传教士利玛窦、桑切斯、孟三德、麦安东，当然还有蔡一龙、陆于充、“讼师”等一众小人物。 问：罗明坚和广东有着怎样特别的渊源？ 钟永宁：罗明坚到澳门后先是四次进广州、三次到肇庆，经过四年的周折，才在肇庆定居下来，后来又在肇庆待了4年多，才从澳门回欧洲，中间短时间去了广西和浙江，他在中国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广东和澳门度过的。 问：罗明坚进入广东，当时广东社会、文化是怎样的？ 钟永宁：罗明坚与他的同道进入广东，对广东当时的风土人情感到新奇，并通过信件向上司汇报，这是了解当时广东历史的珍稀资料。因为是一种外来视角，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端倪来。 罗明坚第一次去广州异常兴奋。他对一路上珠江上的船只、两岸风景，到广州后城墙、内部的街道、商业情况，当时市民的生活、风俗、信仰都有描述。利玛窦、麦安东也都记录自己到广东的见闻。麦安东到广州后兴奋不已，他后来说，当时真像一只小兔子登上地球，充满激情地描绘当时广州街肆的繁盛、廉价的商品、缠着小脚的妇女和家家户户门前的“神座”。 蓝眼高鼻“番鬼”（洋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带来的器物、文化，也引起民众的好奇。罗明坚第一次到广州住在官员安排的一个小屋，居民们争先恐后来到小屋门外，向内偷视。有人还在那间小屋子的外墙，开了一个小洞，从洞眼中瞧小屋动静。直到半夜，仍有人弯腰站在门外向里张望。罗明坚尴尬、无奈地望着门外的人，不好叫他们离开。一天，一人手拿一块石头，跨入小屋，挥舞石头在自己头上连砸三下，然后把石头扔到罗明坚脚下。那人转身走出房门，高声对街上人说，屋里的“番鬼”拿石头砸伤了他。 麦安东进广州城时，有很多好奇的中国人，前后跟着他，他发现不少人，兴奋地跑到他前面，然后假意往回走，盯着他的脸看。当他走进一处篱笆时，跟来一大群人，都来看他要做什么，因为来的人太多，以致发生了事故，一些人撞伤了。麦安东后来说，他难以表达当时的复杂心情，他不会中国话，无法跟看热闹的人交流，不然他会讲一些新奇的事，给围观的人听，以满足他们。 肇庆的仙花寺建成后，其中西合璧的外貌，屋里陈设自鸣钟、三棱镜、油画、西洋书籍、世界地图，吸引着民众，使这里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观光场所。屋内挂着的圣母像，有些人把它当做送子观音来跪拜。利玛窦在一封信中打趣地说到，如果他们收参观费的话，或许还能发一笔小财。 罗明坚和利玛窦殷勤地接待来访者。因为造访者多，加上他们不太习惯那些中国礼节、动作，因而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身子散了架一般。 说到当时的礼节复杂，还有一个佐证。澳门耶稣会院院长卡布拉尔访问肇庆。抵达肇庆的第二天，当地的一些官员拜访他。他抱怨接待官员礼仪太多，比他曾经待过的日本礼仪还多，喝茶的时候又有很多礼数，这样到了晚上，腰部酸痛得好像转不动了，双脚麻木站不起来。 问：罗明坚的故事，对今人有启发吗？ 钟永宁：历史就是历史，作者的任务主要是将这段历史记述清楚，至于有什么启发，那就看读者了。我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对罗明坚和他背会的世界做了一些分析，这些是历史认识，对读者了解当时社会、文化有些帮助。 一是简略分析了造成罗明坚的历史贡献与其乖舛命运的极大反差的原因。指出罗明坚的命运，最终要从他生活的世界去分析。罗明坚为何被召回欧洲？为什么走上不归路？虽然整个事件是“被安排”“被计划”的，但也有罗明坚主观上的原因，罗明坚回欧洲，从他进入中国开始就埋下了种子。罗明坚不能认清当时中西方国家关系和本质，从一开始就怀抱理想主义的使团外交策略，影响了其回到欧洲和之后的命运。他对外面的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变化，缺乏足够的敏感。利玛窦对这场固定不能成功的组织使团之旅，比罗明坚有更清晰的认识。利玛窦虽然也赞成组织使团，却没有罗明坚积极和热心，更不愿充当组织者，对利用西方国家和教宗外交使团打开中国大门的终南捷径，已经不抱希望。这透出了两人眼界的高下。罗明坚“消失”的命运，还跟罗明坚身处的社会组织，历史、研究资料的发现滞后以及历史研究者、普通民众的历史观念和偏好有密切关系。 二是从罗明坚的经历可反观当时的中国社会。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一种异质文化载体，飘落滑行千年的文明古国，引起各方反应，激起社会微澜，可以让我们更真切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华南社会。晚明时期，包括广东珠三角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甚至在一些城镇、乡村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人们的生活观念、政治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罗明坚、利玛窦入住肇庆，是肇庆知府批准的，却获得了其上各级的默许。为什么知府同意后，广东地方政府和北京中央朝廷都默许？因为它们都有需要。朝廷需要通过广东地方官在澳门采办外国的奇珍异物，而广东地方官往往将这个差事转给了传教士。朝廷和省里官吏到肇庆后，需要游山玩水。肇庆除了有优美的自然景观，还有全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西方文化景观——仙花寺及其缤纷的西方藏品，参观仙花寺成为当时来肇庆官员的“保留节目”，以致仙花寺里“镇馆”藏品三棱镜被诈骗后，官府大动干戈。这样，只要这些外国人能做中国顺民，遵守朝廷的文化价值观，不危及社会的安定，各级官员都默认了他们的存在。而地方官员常常打着为朝廷服务的招牌，并将这些外国人贴上僧人（后来是学人）的标签，就可以了。从罗明坚进入中国，还有此前容许葡萄牙人到广州贸易，我们可看到当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微妙博弈关系，可以管窥中西初识时代，明朝官僚机制是如何反应和调适的。 如官府与民众的关系。普通民众对西方人的到来存在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对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器物充满好奇，有些人试图从殖民者和传教士身上获得利益。因为好奇和利欲，民众中的不良之辈，对传教士存在欺诈行为。另一方面，民众对殖民者抢夺乃至吃小孩传言存在恐惧，对官府与传教士的友好关系存在不满。因为恐惧和不满，肇庆民众与传教士发生了几次冲突。这些冲突，表面上袭击的是传教士，实际上是对官府权威的挑衅。可以看出当时官员与当地老百姓有些隔膜，那么外来官员通过什么阶层来处理、维系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呢？是绅士阶层。它由当地的退休官员、儒生和家族长老等组成。当时肇庆知府王泮与当地退休官员谭谕（他是举人，当过五河知县）的关系，就有标本的意义。谭谕作为地方绅士阶层的代表，成为了王泮依赖的朋友，王泮通过他处理当地兴学、建塔、治水等事务，也通过他调解官府与传教士、传教士与当地居民的关系。谭谕成为官员与民众（传教士也是民）中间的必要缓冲。他既是代表官方敲打传教士的黑脸式人物，又是传教士疏通官方的媒介，因而成为传教士既讨厌憎恨又必须巴结讨好的对象。 比如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当时地方官员和民众对西方器物包括对建筑、自鸣钟、三棱镜、日晷、地图、图像等非常好奇。官员、士人对西方地图学存有兴致，以王泮为首的官员十分珍视《山海舆地全图》。值得注意的是官员和民众主要对自鸣钟准时报时感到惊奇，对他复杂的机械装置不感兴趣。对罗明坚代表的宗教，一些官员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它是另一种宗教，但因为罗明坚、利玛窦们在传教中披上了佛教的外衣，大多数官员、士人以及民众以为它是佛教的一种。 三是对当时中西初识时代的西方一方的复杂关系和前现代性进行了总结分析。中西初识时代，西方各种势力虽然对中国经济和文化扩张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理念分殊、互相倾轧：葡萄牙与西班牙激烈争夺中国贸易市场；西方宗教修会争相进入中国并在传教策略上分歧对立，形成了和平传教和武力传教两派，两种传教策略在当时争论激烈；同为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罗明坚与范礼安、利玛窦又有区别；西方国家与宗教势力在对待中国上也存在矛盾与对立。西方的纷乱撕咬加剧了当时广东官员和民众对其抵触和排距，也使首先进入内地的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们疲于应对来自自身阵营的主义论争和人事纷扰。第一波触及中国的西方力量，不仅整体孱弱，而且因为其纷乱无序和前现代性质，无法对成熟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施加根本性影响。 问：书中一个细节特别吸引我，明代大艺术家、文学家、戏曲家徐渭还为罗明坚写过诗，能聊聊他们两人的交往吗？ 钟永宁：罗明坚曾经有浙江之行，1585年末、1586年初，他与麦安东去浙江绍兴。那是肇庆知府王泮的家乡。洋人“和尚”的到来，惊动了当地官员和文人雅士。罗明坚也乐于与文人交往唱和，拜会当地一些大家名流。明代大才子徐渭是绍兴山阴人，也曾与罗明坚往来，并赠诗两首，其中一首《天竺僧》这样： 三年得遇王大夫，此时尚佩端州符； 今与令弟来越都，赵佗幽宫白蛇珠， 取汝额顶今浮屠。袖里一图九瀛裨， 中原四海焦螟眉，高躯胡鬣口颊迷， 镔刀稍懒胡萋萋，人讶昙摩古塑泥。 这其实是一条珍贵的资料，“高躯胡鬣口颊迷”一句描述了罗明坚的形象。他们交往的细节，本人因未找到相关材料，不得而知。 问：通读了全书之后，我们发现，这本书虽然表达上很通俗，但实际上所用史料十分严谨，包括所有的注释和参考书目都一清二楚，但是它又不像学术著作那样艰深难读，请问你对这本书的定位是什么？ 钟永宁：本人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材料收集阶段后，才开始动笔撰稿。但在取什么体例和笔法上，犹豫了很久。本书未采取现在流行的学术论著的写法，书中主体部分采取叙事的笔调，甚至还描述了一些历史场景，虽然也有一些作为叙事组成部分的引文，但均是通俗易懂的文字，资料出处、必要的解释和难懂的引文材料，都放在脚注中，主要是想让专业读者知道资料出处，非专业读者能顺畅阅读正文。 问：写作的过程里，遇到了哪些困难？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怎么解决或克服的？ 钟永宁：本书的这种写法，在某种程度上，有时比概括性的总结分析显得更加艰难。因为这意味着要将主人翁活动时间、地点、人物关系、事件的细节，弄得相当清楚，而历史资料是零碎分散的，很多历史信息是隐匿的。另外还必须多一点了解人物活动的历史大环境和小环境，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弄不清楚、写不下去的时候，逼着自己看更多的史料和论著，弥补相关知识。 问：你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最核心的写作理念是什么？ 钟永宁：以“了解之同情”姿态，讲好罗明坚与周围人和社会的故事。尽力将历史的复杂性，将真实的人和真实世界告诉读者，从中西方社会、众多人物关系中看一个人的经历，又从一个人的经历反观当时各色人物和中西方社会，让读者感知个体命运与社会的关联，以及纷呈世相背后的历史逻辑。 问：我们知道，你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出版人，在出版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绩。那么你认为“编辑”和“作者”这两个身份的关系是怎样的？ 钟永宁：编辑是编别人的书，作者是写自己的书，“编”与“写”其实有共同性，编辑在某种程度上是参与了作者的创作，编辑的知识越广博、专深，参与作者创作程度越高，越能推出好的作品，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编辑加强学习，乃至做一些专题研究工作。 问：出版社的工作量很大，尤其你是广东人民出版社这种省级大社的总编辑，平时的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那么你是怎么挤出时间来完成这部30万字书稿的写作的？ 钟永宁：充分利用一些零碎时间，打持久战。 问：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强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多次强调要讲好“广东故事”。你认为《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的出版，对于建设“文化强省”和讲好“广东故事”有怎样的意义？ 钟永宁：本书可以说是“广东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故事”“世界故事”，广东面朝南海，且有优良港口，自古就是中国对外交往、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讲好当代“广东故事”要置于历史长时段、置于全球视野，才能深入和有意义。我们要抵制外来错误意识形态的侵蚀，也要善于吸取西方文明中的进步因素，同时要向中西初识时代巨人一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撒播出去。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