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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一 卢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不会对比自己幸福的人产生同感，而只会对比我们不幸的人感同深受。”是的，这个世界上，谁不渴望幸福、快乐和成功？但是，人的生命却只不过是一些时光片断的集合，它总是会按照自然规律而无情地消逝，这是一个谁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是如此，民族和国家亦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深深依赖传统文明的少数民族和弱小国家。 《额尔古纳河右岸》，正是当代著名小说家迟子建以伤愁之感书写的一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消亡史。她以一个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和视角，娓娓道来，远远观之，满目苍凉，满眼凄泪。“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收获》2005年第6期，下同，均不注) 小说的结构，以上部“清晨”、中部“正午”、下部“黄昏”和尾声“半个月亮”，将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浓缩于一天之中，其时间意象充满悲凉哀伤之感，其精神内涵自然令人深思。鄂温克民族由兴盛到衰弱的沧桑巨变，成为了让人难以放下的疼痛、忧伤和念想。正如最后一位酋长瓦罗加在那个夜晚所唱：“清晨的露珠温眼睛，正午的阳光晒脊梁，黄昏的鹿铃最清凉，夜晚的小鸟要归林。”尽管作家以“半个月亮”做“尾声”，寄希望于木库莲（驯鹿）的归来，但是，她的心里是凄凉而哀愁的，正如她在小说结尾写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鹿铃声听起来越来越清脆了。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小说采用追忆的形式，把心中的理想寄托于过去的时光中，其实是在追怀不可挽回的消亡的文明，让我们这些还处于幸福之中的民族和人们，“与不幸的人们感同深受”，在告别小说中“那些本不该告别的人”，不仅仅是“无比地酸楚”，潸然泪下，而且更应该去思考：鄂温克族是如何由盛而衰直至消亡的？是谁破坏而剥夺了鄂温克人宁静而幸福的生活的？ 二 其实，鄂温克是一个跨越俄、中、日三个国家极北边境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口现在大约是三万多人。他们是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生活着的以牧养驯鹿为生的三个族群之一。中国的鄂温克族人，主要生活在黑龙江省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人类学博士、阿拉斯加大学人类学糸研究员曲风说：“这些少数族裔生活的地域属于北极及次北极地区。那里有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大片土地是苔原，较偏南部的土地是针叶林。苔原上所生长着的一种特别的苔藓，是驯鹿最喜欢的食物。这种苔藓还生长在密集的针叶林中，因而使人类在次北极区的森林中养育驯鹿成为现实。”（曲风：《界限之内——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批评》，《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2期） 额尔古纳河，原为中国内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坡，全长1621公里。“额尔古纳”是蒙古语“肘”之意，即河流弯曲如肘形。其流域内有1800多条干流、支流和众多的山脉，有海拉尔河、根河、石勒喀河、黑龙江等。整个流域是众多游牧民族或部落共用共享的文化生存空间。那些在贝尔加湖和列拿湖流域游牧两千多年的鄂温克族人，不管是俄罗斯左岸的人们，还是中国右岸的人们，过去一直是“有边无防”，两岸多有跨境游牧和贸易。而且，过去这一大片流域，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可供鄂温克族人使用的苔原森林。在这里生长出来的苔藓，基本可以满足他们驯鹿的使用。正如迟子建在小说中所写：“那时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不仅有遮天蔽日的大树，而且河流遍布”，“那一带山峦的苔藓非常丰富，野兽也很多，到处可见在树梢飞翔的飞龙和地上奔跑的野兔”，“才是九月底，从向阳山坡上还可以看到零星开放的野菊花呢，忽然刮了两天的狂风，……树脱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树下则积了层厚厚的落叶”。据E．J．Lindgren博士的研究报告所知，后来，额尔古纳河流域边境地区的好多俄罗斯人、汉人和蒙古人，向这里移民农耕，自然需要开垦种植的土地越来越多，渐渐，他们就把靠苔藓驯鹿为生四处游牧的鄂温克族人视为外来文明的闯入者，他们就故意放火焚烧自己地界里的驯鹿苔藓，逼迫鄂温克族人无法生存，只好离开，渐渐退到高山深林之处。 从小说中，我们知道，靠苔藓驯鹿为生的鄂温克族人，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以血缘关系为主，组成乌力楞，共同游牧，集体打猎，然后平均分配猎物和必需品，以此生存生活。根据秋蒲等人的考察研究，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都依然保持着这种原始的社会结构，依靠平等互助的道德原则，来生存生活的。（秋蒲等：《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叙写了三个乌力楞：“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原来的乌力楞，有30多人；第二个丈夫瓦罗加领导过的乌力楞，有不到50个猎民；“我”所在的乌力楞，则人口长期徘徊在15人左右。就是如此，每有新人嫁进或入赘，或者婴儿出生，都会损失一个到两个成员。这不仅是一种文学性隐喻，更是一种真实的人类学观察。这些人丁薄弱的靠游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一直在和严酷的大自然博取生存，的确十分艰难，又没有现代的衣食住行和卫生医疗保障，而且靠原始落后的生产手段和方式，生儿育女，死亡概率很大。所以，小说中多处写到聪慧而善良的鄂温克族人，尽管也有“我”的姑姑伊芙琳、马粪包等人比较刻薄、自私，或者制造口舌纠纷，或者抱怨猎物分配不公，但是大多数人对内团结友爱，对外好客慷慨，在森林中搭建“靠老宝”，储存食物用具，而且门从不上锁，一旦有路过的人，即使不是本族的大，你确实是急需，都可以进去自取食用，但是，食用后，你必须把东西再还回来，以供后面同样情况的人再食用。他们的这种做事原则历史悠久，而且渐渐影响感化了进林谋生的其他外来民族。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鄂温克族人主要靠在原始森林中游牧获猎生存，但是无法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有些生活必需品，如酒、面粉、盐、棉布、子弹等，只能靠中介“安达”，通过自己的皮毛、药材等交换获得。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这些生活资料，都是靠游猎区内无数丰富植被供养的驯鹿，以及打猎的飞禽走兽鱼等获取。而主要的生活资料驯鹿，又叫角鹿，是鹿科驯鹿属下的唯一一种动物，有四个胃室，食量很大，小说中写道：“它们总是自己寻找食物，森林就是它们的粮仓。除了吃苔藓的石蕊外，春季它们也吃青草、草间荆以及白头翁等。夏季呢，它们也啃桦树和柳树的叶子。到了秋天，鲜美的林间蘑菇是它们最爱吃的东西。”所以，以色列先知以赛亚说，“所有的肉都是草”。草，或者用广大而无尽的丰富植被，才是鄂温克族人生存的命根子。 这些丰富的植被植物多达100多种，《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到了32种，比如驯鹿食用的主要食物苔藓、石蕊、蘑菇、青草等，针叶林的主要植物松、桦、柳等，林下的草药手掌参、黄芪、马粪包、红百合等，神圣植物卡瓦瓦、松桦、莲花等。这种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使得他们从身体到心灵都深植传统而悠久的精神信仰：人与大自然必须融于一体，互相依存，互相依靠，共生共存，休戚相关。他们敬畏大自然，尊重大自然，而且认为“万物有灵”，山有山神，水有水神，火是火神，而把自己谦卑地称之为“森林之子”。他们认为栖居于森林中的“白那查”是山神，主宰着一切野兽，必须对它敬重。在狩猎时遇见它，必须敬奉烟酒，祈求保佑。他们崇拜火神，认为是火神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因此营地的火从不熄灭，迁徙时，走在最前面的是白鹿驮着的玛鲁神，接着就是敬奉的火种。他们坚信火中有神，因此不能往火里吐痰，洒水，扔不干净的东西。他们把驯鹿尊为“上天的使者”，因为它的皮毛、茸角、鹿筋、鹿鞭等，都为他们的生存生活提供了必需之物，而且驯鹿还是他们的很好的搬运好手。他们在吃熊肉时，都要举行祭祀仪式，以此来赦免人的罪过。而且，对吃剩的熊骨不能乱丢，不然会惹怒熊神，受到惩罚。并且，对熊的头、心及内脏等，也要像对待人一样，为其举办“风葬”仪式,唱祭熊的歌。 小说中，“我”深情地回忆叙述了父亲、母亲和伯父尼都萨满不平凡的一生。父亲林克机智耿直，在一场瘟疫中为了下山换取健壮的驯鹿而被雷电击死，“风葬”于松树上。母亲达玛拉勤劳坚贞，丧失丈夫和爱情后，被氏族规矩所困，以至疯癫，穿着用羽毛编织的裙子，在不息的舞蹈中离世。伯父尼都是一个萨满教徒，一生给人跳神驱邪治病，主持丧葬仪式，为了战胜日本人，运用作法杀死日本战马，为此耗尽体力而身亡。所有这些亲人，最后都被“风葬”，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成为了大自然的一部分。 三 在“清晨”的时间意象中，鄂温克族人生活得宁静而温暖，虽然在生活中艰辛而悲壮，但是，人的生命充满尊严，而显得坚韧且有力量，自然，人的精神也就坚定而殷实。随着时间的流逝，过了“正午”就是“黄昏”，白昼即将结束，黑暗将要来临，在不断加快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社会急剧动荡，自然环境遭到破坏，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开始经受“文明”的挤压，进入了一个与他们的传统社会文化生存迥然不同的“再社会化过程”。 兰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中说：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这一点也具有双重意义：他对历史既有控制权，又依赖于历史；他决定于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一百多年来，鄂温克族人的命运渐渐被历史所决定，成为在历史时间中的被动存在，先是俄军入侵，后是日本人统治，接着是土地改革，然后是政府建起激流乡,用新的户籍制、单位制、档案制来对抗他们过去以家庭为主体组成的乌力楞制，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度，生活方式被他者文明所摧毁而彻底改变，让他们弃猎务农。1952年，更是让他们下山定居，实行半牧半农。到20世纪末，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森林采伐和狩猎都被禁止。直至2003年，最后的游猎部落鄂温克族人走出山林，到城市居住。不管是前面的为了征服大自然，显示人类的伟大智慧，还是后来的为了保护大自然，显示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但是，正如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说，只有他们的杯子是“上帝的陶杯”，“他们都在水里蘸了一下，但是他们的杯子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杯子破碎了，没有了。”（王伟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使得鄂温克族人远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让他们心中的神鹿直接进入了“动物园”，让他们这些猎民们感觉到也像被赶进了“人类动物园”。这一系列的对少数民族“原始落后”进行“改造”的“伟大工程”，都是自以为是的他者文明，对鄂温克族人传统社会文化存在已有文明的“再社会化过程”。在这种“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原有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都被彻底打破和颠覆，使他们与自己原有的文明断裂直至脱钩。 从小说中我们知道，鄂温克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西班在造字”，但是，直至小说结束时，我们也不知道西班造出了鄂温克族字没有。其实，这只是作家的一种美好想象与理想寄托，更要的意义在于启迪我们，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是无法延续和传承自己的历史的。他们被赶下山进了城以后，要想融入汉人的主流生活当中,就必须学习汉语。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失去自己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文化。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而没有了文化特征的民族，再经历几代人，自然就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世界上消亡。正如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所说：“一个人失去民族和历史属性，失去个性的全部特征，他就变成了顺从的努力，驯服的机器。”也正如小说中的女萨满泥浩在最后所唱的哀歌一样，“古老的额尔古纳河啊，你流向银河吧，干旱的人间……” 据迟子建说，她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起缘：大约是2003年，媒体报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许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个所谓的“伟大的时刻”。她的心中却弥漫起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感和苍凉感。这时，她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鄂温克族画家柳芭命运的新闻报道，写柳芭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怀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迟子建感到十分震惊，2004年8月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小说中酋长女人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了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唱歌，后来集中三个月时间，开始阅读各种关于鄂温克族历史和风俗的文献资料，作了大量笔记，2005年初进入创作阶段。迟子建根据画家柳芭的原型,塑造了“我”的孙女伊莲娜这样一个精神分离的典型。她既厌恶城市生活，可又同时迷恋城市生活。她离不开城市生活中的商店、酒店、电话、电影院和各色人流，可在现代都市文明与自已的内在精神世界之间，又无法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最后只能是在困惑与绝望当中自杀，留下耗时两年之久创作的一幅作品，成为自己民族的文明被他者文明“再社会化过程”的见证。 四 所以，重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觉得，它的重要思想价值，就在于警醒世人：人类要想延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之间和合包容，不分多寡强弱，不讲自我他者，而是互相尊重和理解，信仰宽容，手足相助，友爱和睦，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延续生存的各种自然灾难与敌人，建设能够使人类健康发展与美好生活的共有家园。 正如古代哲学家王充所言，“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自己一生所撰写的历史是错误的。世界历史观，既不是前现代的循环史观，也不是现代的现代化或发展史观，而是人与生物圈相和谐的由生态学与发展相给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我在《黑夜里,我睁大眼睛——对人与事物的另类思考》一书中说过，“他们发现应当把人类的历史放回到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们发现必须以生态与发展的动态平衡观来撰写人类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和断裂性；他们认为必须正视科技和理性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反对狂热的科技和理性崇拜，进而重评人类历史的发展。”（马明高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正如世界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所说：“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惟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 世界著名哲学家海徳格尔一再告诫我们：大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所在，是我们唯一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故乡，是需要维护的人类的共同生存的家园。因此，我们应该“诗意地栖居”，应该爱护自然,拯救大地。正如他在《筑·居·思》中所说：“拯救不仅是使某物摆脱危险；拯救的真正意思是把某物释放到它的本己的本质中。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甚或耗尽大地。对大地的拯救并不控制大地，并不征服大地——这还只是无限制的掠夺的一个步骤而已。”（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93页）曾繁仁先生说得更为清楚，“‘诗意地栖居’就是拯救大地，摆脱对于大地的征服与控制，使之回归本己特性，从而使人类美好地生存在大地之上、世界之中。”（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18页） 现代环境伦理学创始人之一、法国哲学家施韦兹说：“善是保护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只有承认、包容其他生命物、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才能去尊重他族的生存环境、尊重他人的生命、善待大自然，维护生态环境糸统的平衡和健康运行。只有从大自然共同体的征服者和保护者，转变为大自然生物圈中的一位善良的公民，才能把我们人类的道德良心，扩展到大地和广阔的生态糸统之中,才能坚持用大地伦理规范和约束我们的精神和行为。只有真正从内心深处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精神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念，确定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模式，才有可能做到人类与自然万物为友，保护他族他人他物，保护自然资源，应和着生态系统的生命节律和韵律，与其中的所有生命物与非生命物自然而和谐地相处，从而共存共生共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