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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约热 写是肯定要写，就是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何况，这一回不是为了写才来。在单位，年过半百依然被当成后生家，扶贫工作，苦活累活，是个青年就应该上。凡姓老哥调侃，谁叫你天天晒跑步，不派你派谁。竟有一些欢喜。在单位编了十几年杂志，看稿看得头昏眼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单位编了十几年杂志，看稿看得岁月空转，人困马乏，也该腾笼换鸟，再见生天。 到乡里开会，会前点名，要高声喊到！根本不习惯，面红耳赤，如坐针毡，起身到外面，躲那此起彼伏的“到！”。这是战时管理，固定的套路是少不了的，比如说喊到，比如说查岗，比如说查驻村日记记了多少篇，等等。心有抵触但必须遵守（两年来，查岗没问题，记日记没问题，只是这个“到！”一直喊不出口，所以总是在点名之后才到会，好在一周一次，没有影响工作）。这个离中越边境七十多公里的小村庄有航线经过，夜航的飞机在天上飞，灯光闪烁，安静而又寂寞，机上肯定时不时有飞来飞去的朋友，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夜航·人类的大地》，禁不住发了条朋友圈，从我头上飞过的朋友你们好吗？你们属于夜航，我属于人类的大地。调侃的意味很浓，有点不知羞耻。长期以来，都是文艺生的形象，长发，随性，开口就是术语。这下好了，一头肉猪补贴500元，小猪每头补贴300元，每头肉牛补贴1000元，A类低保每人每月340元，B类320元，C类280元，考上本科一次性补贴5000元，考上大专每年补贴1500元，还有危房改造、控辍保学、医保报销、改厨改厕等相关政策，必须牢牢记住。第一次知道国家政策对农民这么好。以前农民多苦呀。刚驻村一个多月，就写了一篇小文《初到三合村》： ……我从纸上的世界，来到现实世界，从无声的斗室，来到喧嚣的生活现场，这两年，我跟大家一起混……这两年，很多时候，我手上没有书卷，眼中曾经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将被沟壑、田垄、农舍、家畜取代，就像手拿遥控器，从都市频道换到农业频道……是的，这两年，我将很少跟人谈论语言、结构、内容，也将很少跟朋友们报菜名般地谈论哪个大师厉害，哪个大师一般，至于什么来自戛纳、威尼斯、好莱坞最新的影讯以及朋友圈各种关于左中右的消息，我大概也将无暇顾及。我脑子里最“文艺”的那部分将被打包封存，而另外的一种素质（多年前在乡下工作的经验），将重新被激活，换辆“新车”，重新上路……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次“野蛮”的修复！ 初到三合村，感触最深的是纪律对人的约束。刚到三合村的第三天，一大早，督查组就进村了，主要是检查扶贫工作组成员是否住在村里。他们来到工作组的驻地，敲门。不光看人在不在，还要检查有没有生活的“痕迹”：看住的地方，有没有牙膏牙刷香皂洗衣粉，毛巾湿不湿，有没有拖鞋及换洗的衣服，等等，言语冰冷，公事公办。以前在城里，各市、县请我们去采风和讲课，一般都有当地的市、县领导陪同，现在不一样，现在作为村里的一员，作家的“待遇”彻底归零。在参加精准脱贫工作之前，我曾经在很多个场合表达这样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扮演一个作家的角色，入戏太深，不能自拔，失去本我、真我。老天有眼，你不是不喜欢一个人整天扮演“作家”的角色吗，好，让我们来一次“野蛮”的纠正。面对板着面孔言语冰冷的督查组人员，你不适应也得适应。这两年，我所在的村，迎接大大小小的检查上百次，每一次都让人心惊肉跳，这是之前所没有体验到的。精准脱贫，重在精准，每一项政策必须要落实到每一位贫困人口的头上，所以就有我们几百遍、上千遍地进村入户走访，所以就有没完没了的各类督查检查。有些督查检查很有必要，有些则纯粹是“锻炼队伍”，让我们这些脱贫工作队员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这些苦是值得的，我体验到乡村治理的千头万绪，重要的是，和很多人的生活发生关联，之前从未有过，我觉得自己增值了。第一次进村，一位老者，大概觉得村里的低保认定工作不够公平，一见到我，就扒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身上长长的疤痕，那是一道老旧的伤疤，从前胸一直绕到腰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术，如此曲折。低保的认定，有严格的程序和政策法规，领取人必须是丧失劳动能力且家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老人家中有儿子在外务工，不符合领取条件，之前村里的工作人员已经跟他解释多次，他就是想不通，只要一有干部进村，他就跑过来一通乱骂。听得懂的普通话和听不懂的本地话密集朝我倾泻，我一动不动，直到他骂累了自行离开。我想，他的语言暴力，跟他之前所遭到的不幸比起来，真的是不值一提。这样的事发生好几起，在村里，我看见被螺纹钢砸凹的头颅，也看见被机器切掉指头的手掌，还有身上各种各样的疤痕。我知道，在乡间，这些疤痕只是冰山的一角，后来我“遍访”，才知晓，这个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残缺，更多的疤痕，看到的看不到的，它们各有来历，吸附在主人的身上，成为乡间的隐痛。 到乡间的第一个工作，是给贫困户发放“奖补”。养猪、养牛、养羊，政府都有补贴。我去收集佐证材料，所谓的佐证，就是主人举着写有自己名字的白纸，和自己家养的猪、牛、羊站在一起，让我拍照。他们带着我钻进他们的牛栏、猪圈，昏暗的光线下，举着写有他们名字的A4打印纸，跟他们的猪、牛、羊，来一张“全家福”。这样的合影太特殊了，拍这样的照片说实话我有些难过，我想这会不会伤害到他们？但是没有办法，每一头猪、每一头牛得到的补贴都是真金白银，国家下那么大的力气解决贫困问题，为了防止造假、冒领，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我钻牛栏钻猪圈还是觉得很有成就。与此相同的，还有去拍贫困户家的存折，查验各种奖补是不是已经打到账上。我的电脑里，现在还藏有两百多张贫困户家的存折的照片，每户人家的收入、支出，都在上面，几乎每一张存折上面，余额都很卑微。有十块钱，两块钱吃饭，八块钱建房，几乎是整个村庄的信条。于是我看到，坚固的房子装下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生活，每次入户，热情的他们都招呼我：喝碗粥吧。我了解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附近的几个村庄，每天早上，都有接村民到县城献血的车辆，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卖血成了当时很多人家的生活来源之一，后来生活慢慢变好，卖血的习惯却保留到现在，只不过是从卖血变成卖血清，每次卖血清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进村，经常找不到人，知情人告诉我，他（她）去县城办事了。去县城办事，几乎就是去卖血清的代名词。之后我再去，就看到卖血清的人肘关节绑着纱布。世事已经变好，人们却保留困境时的习惯，只是为了这四百元吗？还是为了预防世事变坏？如果世事变坏，最先殃及的就是他们，所以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新闻铺天盖地，山雨欲来的那段日子，我最担心最害怕的是一夜之间，村里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都涌回来，还好，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村庄安静，一如往昔。 和扶贫工作队队员去新茗屯入户，第一次在狭窄的屯道上开车，窗外是深渊，这样的路况，一有闪失，就是大事。死死把住方向盘，死死盯着前路，心头狂跳。等到车过险境，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八角林茂盛挺拔，漫山遍野。摇下车窗，奇香扑鼻，简直香料王国。停车，去钻八角林，一下子就陶醉在八角林里。第一次知道八角树一年结两次果实，夏天一次，冬天一次，生八角收购价丰年时一斤两三元，小年一斤五六元。新茗屯的村民从民国开始种植八角，卖八角百年来一直是屯里面主要的经济来源。村支部委员阿铁家住新茗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高考时考上广西民族学院预科班，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他想到家里有八角林，收入不愁，这书不读也罢，于是在家务农，后来当上村干。八角林里，阿铁站在我的身边，他给我普及关于八角的知识。八角这样的经济作物，跟其他经济作物不一样，其他经济作物，比如龙眼、柑橘，可以通过人工的方法，使果树变矮，结下的果实容易采摘，八角树不一样，八角树拒绝人工改造，科技人员一直在研究，八角树怎么样才像其他果树那样矮实墩壮，一直都没有成功。新茗屯的八角树百年来就是那样的笔直、高耸，这样一来，阿铁说，每年摘八角的季节，都有人从树上掉下来，断手断脚，去年是十个，今年是八个，阿铁妻子就是其中一个，现在还躺在床上。我正陶醉在八角林的奇香里，听到阿铁这么说，再看笔直高耸的八角树，怎么看怎么像悬崖峭壁。阿铁看我惊讶的表情，说，跌下树来的事太正常了，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危险，走路都还有危险呢。说到走路，阿铁还给我讲了忠涛的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20岁的忠涛走路，上坡的时候脚一滑，摔在地上，腿就断了，然后去医院上钢板，钢板一上就上到现在，也不去医院取出来，现在股骨坏死，一个人就这样废了。这样的情节带给我的震动不亚于读一本自己喜欢的经典。下乡之后，虽然没时间去想想自己的创作，但我隐约觉得，我自己现在就活在乡村真实的情节里面，而这些情节蕴含经典。 在乡间，这两年是穿“百家衣”的两年。所谓的“百家衣”，就是“遍访”的时候，每家每户家庭的状况，碎片一样地呈现，这些碎片，可以看作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布料”，正是这些“布料”，缝合成一件巨大的关于乡间的“衣裳”，当然，这件“衣裳”，尚存人的体温。此时，写这篇文章，我打开当时记下的笔记本，还能看到这件衣裳的一小块“布料”： 2018年3月27日，赵忠实家，女儿在广西中医学院护理专业读大三，儿子15岁，不愿意上学，多次动员未果。夫妇俩在家，去年政府发一头黑母猪，五天就死了，后来自己买一头母猪，前天生了12个猪崽，死了两个。现在家中有10头肉猪，每头100斤，政府准备补贴每头300元，已经来拍过照了。每包饲料118元，四天用一包；精料每包224元，每包用12天，买玉米喂猪，每斤1元，十天前买了四袋，每袋120斤，现在还剩两袋，还买米糠，每斤八毛，每袋100斤，春节到现在用了七包米糠。有牛三头，去年补贴2400元，发了1800，还有600没到账。种有速生桉1000株，三年了，有一层楼那么高。种玉米，自己只有一亩地，因村里很多丢荒的地，多少亩不知道，反正下了24斤玉米种，种子每斤20元，水稻也是这样，用了三斤种子，每斤36块钱。买尿素两包，每包125元，复合肥3包，每包80元。母亲89岁，有残疾证，视力四级残疾。去年12月份打工收入1000元，今年1至3月份没去打工。养老补贴100元，低保补贴925元，高龄补贴90元，残疾护理补贴50元，养老保险100元…… 后来写作短篇小说《喜悦》，我原封不动地把它“缝”到小说里。 前面说写是肯定要写，但是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子，两年后，我打开电脑，此时春雨正浓，那件“百家衣”穿过迷蒙的春雨，旗帜一样在眼前飘扬。这是写《喜悦》的时候，从这个时候起，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写了。 《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五篇关于脱贫的小说，《八度屯》《献给建民的诗》《家事》《喜悦》《捕蜂人小记》，最早写的是《喜悦》。那是2020年春节，乡里要求初四到岗，初三晚上，接到乡里电话，因为疫情防控，外地的脱贫工作队员居家等待安排。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第一次有了喘气的机会。这是两年来第一次有一段属于自己的长长的时间（2018、2019年全年取消公休，所有节假日打对折休，遇到检查不休）。年初五，我打开电脑，首先发了一条朋友圈，引用格罗斯曼的话： 如果我不写这些人物，这些故事，我会痛苦得多，也许还会反常得多。写作让我得以探求自己在生活中不可能探索的处境……不惮接触他人的极端状况，对他人的内心生活感兴趣，尤其是在备受压抑的地方。我总质疑自己观察到的情形。不论何时，我总能看到裂缝——甚至在我有那种经历之前就是这样。这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我不能说，这种方式是我有意选择的，但我愉快地投入这种方式之中……在我看来，一切平静安稳，都像幻觉。 之后，才有小说的开头“雨水把路都泡烂了……”这篇小说，以村里猪瘟流行，肉价疯涨为背景。我2018年3月到村里的时候，村里的肉价一斤不到10元，但是2019年以后，猪瘟大流行，整屯整屯的猪死掉，肉价涨至每斤20元。我记得那段时间村里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如何科学掩埋死猪，不让村民偷偷摸摸胡乱一扔了事。那段时间，村里的水塘，经常浮着装有死猪的编织袋。防止村民偷偷扔死猪，就成了村里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艰难的程度不亚于脱贫攻坚，管得了白天，管不了晚上，管得住池塘，管不了岩洞。很长的一段时间，车过常屯，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即使紧闭车窗也挡不住那臭味。常屯是村里规模养猪最多的屯，也是这次猪瘟损失最严重的屯。常屯附近有一个岩洞，很多死猪被扔在洞里。猪瘟流行的日子，除了忍受病死猪的臭味，人们的生活好像也没受多大的影响。确实是这样，除了规模养殖户遭到大的损失，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养猪已不是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以村人简朴的生活，猪肉涨价也就是多吃一点或者少吃一点的事情，而且大家都坚信猪瘟流行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受影响的只是红白喜事餐桌上的排场。这就有了小说里忠原和女儿胜男、女婿杨永关于请不请客的讨论；也就有了扶贫干部李作家这个“外人”在乡村的场域，感受到城与乡密不可分的部分和撕裂的部分——他总是很清醒，不光身体在场，情感和思想也在场，他得为他们申辩。在小说里，在看到来村里演出的剧团虽然以贫困户为原型，但是为了某种效果的需要，极尽挖苦搞笑之能事的情节之后，李作家有一番感慨： 他觉得他和伟健是两路人，甚至可以说他和伟健不是同类。当初他跟伟健聊赵忠原的故事的时候，特别说到他头上的疤痕，凹下去的螺纹钢的痕迹，风大的时候，头上就响起口哨的声音。伟健怎么就不记得呢，大概他的兴奋点不在这上面，他真的很能化“腐朽”为“神奇”。舞台上，赵忠原那顶拿来遮伤疤的假发被伟健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套在油得发亮的光头上面，满场的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李作家觉得非常的难过。演出结束，伟健兴冲冲地问李作家，怎么样？效果不错吧。李作家强压心中的不满，说不错，你听那满场的笑声。他很想跟他说，要理解一条生命，你必须要吞下整个世界。但是，对于伟健，对于很多人，这也许苛刻了一点。李作家觉得自己没有同道。没有。 这就是关于《喜悦》的创作。《喜悦》之后，就是《家事》。2020年5月份回到原单位上班，开始创作《家事》。小说源自村里的一桩离婚事件。之前在村里，到小说主人公原型红家入户，红拿出一张离婚协议书，讲他们一家的事情：儿媳妇是贵州三都人，是个孤儿，从小被人收养，19岁到广东打工，跟红的儿子丁认识，未婚先孕，不知为什么，儿媳妇没有户口，一直都没有办理身份证，这样就影响到领结婚证。红带着丁和儿媳到贵州，花了几乎全部积蓄，找人办了身份证，然后回到本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孙女涵生下来不久，红发现儿媳跟同租在一栋楼里的另一个男人好上了。当时红跟儿子儿媳一起在广东打工，红在小区做清洁员，她发现儿媳有了相好，就把她和孙女带回村里，因为着急，自己也得了甲亢。以为离开广东后就能让儿媳和相好断了来往，但是并不能。没办法，最后儿子和儿媳离婚。三岁的孙女涵在屯里，只要见一个女人，就跑上去叫妈妈。 这也是“百家衣”上醒目的一块，几乎不用虚构就自然呈现。写了这么多年，以前自己跟自己笔下的人物，总觉得隔了一层，隔的这一层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情感。在我眼前讲家中事的红，是村里最后脱贫的贫困人员，在乡里，一遇到电信商搞促销，她就去换手机号码，我的手机到现在还存有她所有的号码，红一、红二、红三、红四。红的生活，因为国家战略，跟我产生关联，这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看生活、看众生的机会。后来红的医保报销、慢病卡办理、孙女涵的疝气治疗，我和工作队队员都去帮忙，在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我体会到了一个扶贫工作队员的价值，也体会到一个写作者的“获得感”。记得很多年前，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在一个创作会议上针对我的创作，说李约热写村庄，写虚了。这么多年过去，正是因为这一次乡间的经历，我写了《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这样的小说，算不算作一次“野蛮”的纠正呢？ 《八度屯》的核心故事是一起药酒中毒事件，这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2007年7月12日，当时村里十几个人聚餐，因为喝了毒酒，全部中毒，其中一位不治身亡。其他的人全部送去县医院治疗。需要输血，村里很多人都赶去献血。当时整个县医院被村里的人挤满了。这是我到村之后听到的最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样的公共事件，最能看出一个村庄的气质。在这篇小说里，糅合了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几起事件，包括村民因为环保问题到县里堵住县府大门；因为土地纠纷跟邻村村民发生冲突；等等。环保问题是个老问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常屯是铅锌矿开采区，有几千人在常屯驻扎，银行、电影院、餐馆，人来人往，比县城还热闹。新世纪之后，禁止采矿，人声销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村里很多人的手关节、腿关节疼痛粗大，就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他们组织起来到县里闹，还写信给媒体，经过媒体的报道，高层还做了批示。后来政府拨了七千万在常屯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所有的耕地不再耕种，常屯每人每月发三十斤大米，但是村民并不满意……在这个屯开展工作，要难很多，工作组派了一个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队员老梁负责常屯的日常事务，我经常跟他一起，走东家进西家，喝了不少酒。在小说里，李作家几乎在一个废墟上，完成和村民情感的对接，写的就是这一段经历。 《献给建民的诗》和《捕蜂人小记》的写作同样也是如此。我最早的构想，就是整本小说，全是用《献给建民的诗》里口述实录的方法来完成，后来觉得过于琐碎，而且乡村朋友虽然各家有各家的情况，但是大同小异，容易就写疲了。村里有三个同名同姓的建民，三个建民的故事合成一个，就变成了《献给建民的诗》。《捕蜂人小记》原型中的夫妻也经历了结婚、离婚、再结婚的情节，而且我在他们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被他们家的狗咬了。2018年11月13日，我去他家入户，进到他们家的院子，刚刚喊主人的名字，他家的母狗就冲出来，在我的右腿咬了一口。之前我也曾到他家，他家的母狗很温顺，这次是因为刚刚生狗崽，所以特别的敏感、暴躁。我急忙赶到乡医院打狂犬疫苗，正好那段时间假疫苗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让我提心吊胆好一阵子。这是题外话。 我过去对文学的理解，兴奋点只停留在是否描摹了一种现实，即所谓的真相上面，很少去考虑作为一个写作者，自己真实的情感是否已经在人物身上倾注。没有去想当我们描摹一场盛大的现实之后，是否考虑自己和盛大的现实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是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很多情况下，我们笔下的现实，好像是别人的现实，跟写作者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写作的时候，要多问一问自己，是否感受到生命的重量，是否动了真感情。 这一次，因为我首先看见一群可爱的人，然后又努力把他们变成笔下的人物。这一次，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同悲喜，共进退。我每次进到村里，都有一群老人坐在村口，他们手中握着竹子拐杖，沉默着。随着入户次数增多，当我再见到这些老人，我都能准确说出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通过这次写作，我想我重新获得了某种启发：很多前辈作家为时代所感召，投入时代洪流，到民间去，到生活中去，接受时代和生活的洗礼，这样的“法宝”，我觉得依然很灵。说实话，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对前辈作家屡试不爽的经验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会觉得那是一种博物馆馆藏般的存在。小说《八度屯》里，李作家要去扶贫点，一开始，领导跟他说到柳青，他马上跟柳青撇清关系： 他跟李作家说柳青，李作家没有心动，他就是跟李作家说曹雪芹，李作家也不会心动，因为啊，如果李作家真冲着这个下乡，那他很快就会多两个外号，一个是李柳青，一个是李雪芹。谁愿意有这样的外号呀。虽然这两位先生都是伟大的作家。 我想很多年轻一点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心态吧。在岜度屯，以民告诉我，他和老婆多年未生育，遍访各地名医，花了很多钱，在绝望之余，到佛山打工，一个佛山的医生，几乎免费就治好了他的病，一年后儿子出生。他跟我说这件事时兴高采烈，好像捡到了天大的便宜，瞬间就打动了我。我真的替他们夫妻感到高兴。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这种朴素的情感，在人与人之间对接，原来就是这么简单。我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我们心中的那些悲悯，内心所向往的光明，所追求的自由、公正、平等，是不是只有在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只有在跟他们的生活迎面相撞的时候，才迸发出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