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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穿过“百家衣”——《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创作手记

http://www.newdu.com 2022-04-2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李约热 参加讨论

    关键词:李约热
    写是肯定要写,就是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何况,这一回不是为了写才来。在单位,年过半百依然被当成后生家,扶贫工作,苦活累活,是个青年就应该上。凡姓老哥调侃,谁叫你天天晒跑步,不派你派谁。竟有一些欢喜。在单位编了十几年杂志,看稿看得头昏眼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单位编了十几年杂志,看稿看得岁月空转,人困马乏,也该腾笼换鸟,再见生天。
    到乡里开会,会前点名,要高声喊到!根本不习惯,面红耳赤,如坐针毡,起身到外面,躲那此起彼伏的“到!”。这是战时管理,固定的套路是少不了的,比如说喊到,比如说查岗,比如说查驻村日记记了多少篇,等等。心有抵触但必须遵守(两年来,查岗没问题,记日记没问题,只是这个“到!”一直喊不出口,所以总是在点名之后才到会,好在一周一次,没有影响工作)。这个离中越边境七十多公里的小村庄有航线经过,夜航的飞机在天上飞,灯光闪烁,安静而又寂寞,机上肯定时不时有飞来飞去的朋友,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夜航·人类的大地》,禁不住发了条朋友圈,从我头上飞过的朋友你们好吗?你们属于夜航,我属于人类的大地。调侃的意味很浓,有点不知羞耻。长期以来,都是文艺生的形象,长发,随性,开口就是术语。这下好了,一头肉猪补贴500元,小猪每头补贴300元,每头肉牛补贴1000元,A类低保每人每月340元,B类320元,C类280元,考上本科一次性补贴5000元,考上大专每年补贴1500元,还有危房改造、控辍保学、医保报销、改厨改厕等相关政策,必须牢牢记住。第一次知道国家政策对农民这么好。以前农民多苦呀。刚驻村一个多月,就写了一篇小文《初到三合村》:
    ……我从纸上的世界,来到现实世界,从无声的斗室,来到喧嚣的生活现场,这两年,我跟大家一起混……这两年,很多时候,我手上没有书卷,眼中曾经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将被沟壑、田垄、农舍、家畜取代,就像手拿遥控器,从都市频道换到农业频道……是的,这两年,我将很少跟人谈论语言、结构、内容,也将很少跟朋友们报菜名般地谈论哪个大师厉害,哪个大师一般,至于什么来自戛纳、威尼斯、好莱坞最新的影讯以及朋友圈各种关于左中右的消息,我大概也将无暇顾及。我脑子里最“文艺”的那部分将被打包封存,而另外的一种素质(多年前在乡下工作的经验),将重新被激活,换辆“新车”,重新上路……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次“野蛮”的修复!
    初到三合村,感触最深的是纪律对人的约束。刚到三合村的第三天,一大早,督查组就进村了,主要是检查扶贫工作组成员是否住在村里。他们来到工作组的驻地,敲门。不光看人在不在,还要检查有没有生活的“痕迹”:看住的地方,有没有牙膏牙刷香皂洗衣粉,毛巾湿不湿,有没有拖鞋及换洗的衣服,等等,言语冰冷,公事公办。以前在城里,各市、县请我们去采风和讲课,一般都有当地的市、县领导陪同,现在不一样,现在作为村里的一员,作家的“待遇”彻底归零。在参加精准脱贫工作之前,我曾经在很多个场合表达这样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扮演一个作家的角色,入戏太深,不能自拔,失去本我、真我。老天有眼,你不是不喜欢一个人整天扮演“作家”的角色吗,好,让我们来一次“野蛮”的纠正。面对板着面孔言语冰冷的督查组人员,你不适应也得适应。这两年,我所在的村,迎接大大小小的检查上百次,每一次都让人心惊肉跳,这是之前所没有体验到的。精准脱贫,重在精准,每一项政策必须要落实到每一位贫困人口的头上,所以就有我们几百遍、上千遍地进村入户走访,所以就有没完没了的各类督查检查。有些督查检查很有必要,有些则纯粹是“锻炼队伍”,让我们这些脱贫工作队员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这些苦是值得的,我体验到乡村治理的千头万绪,重要的是,和很多人的生活发生关联,之前从未有过,我觉得自己增值了。第一次进村,一位老者,大概觉得村里的低保认定工作不够公平,一见到我,就扒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身上长长的疤痕,那是一道老旧的伤疤,从前胸一直绕到腰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术,如此曲折。低保的认定,有严格的程序和政策法规,领取人必须是丧失劳动能力且家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老人家中有儿子在外务工,不符合领取条件,之前村里的工作人员已经跟他解释多次,他就是想不通,只要一有干部进村,他就跑过来一通乱骂。听得懂的普通话和听不懂的本地话密集朝我倾泻,我一动不动,直到他骂累了自行离开。我想,他的语言暴力,跟他之前所遭到的不幸比起来,真的是不值一提。这样的事发生好几起,在村里,我看见被螺纹钢砸凹的头颅,也看见被机器切掉指头的手掌,还有身上各种各样的疤痕。我知道,在乡间,这些疤痕只是冰山的一角,后来我“遍访”,才知晓,这个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残缺,更多的疤痕,看到的看不到的,它们各有来历,吸附在主人的身上,成为乡间的隐痛。
    到乡间的第一个工作,是给贫困户发放“奖补”。养猪、养牛、养羊,政府都有补贴。我去收集佐证材料,所谓的佐证,就是主人举着写有自己名字的白纸,和自己家养的猪、牛、羊站在一起,让我拍照。他们带着我钻进他们的牛栏、猪圈,昏暗的光线下,举着写有他们名字的A4打印纸,跟他们的猪、牛、羊,来一张“全家福”。这样的合影太特殊了,拍这样的照片说实话我有些难过,我想这会不会伤害到他们?但是没有办法,每一头猪、每一头牛得到的补贴都是真金白银,国家下那么大的力气解决贫困问题,为了防止造假、冒领,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我钻牛栏钻猪圈还是觉得很有成就。与此相同的,还有去拍贫困户家的存折,查验各种奖补是不是已经打到账上。我的电脑里,现在还藏有两百多张贫困户家的存折的照片,每户人家的收入、支出,都在上面,几乎每一张存折上面,余额都很卑微。有十块钱,两块钱吃饭,八块钱建房,几乎是整个村庄的信条。于是我看到,坚固的房子装下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生活,每次入户,热情的他们都招呼我:喝碗粥吧。我了解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附近的几个村庄,每天早上,都有接村民到县城献血的车辆,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卖血成了当时很多人家的生活来源之一,后来生活慢慢变好,卖血的习惯却保留到现在,只不过是从卖血变成卖血清,每次卖血清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进村,经常找不到人,知情人告诉我,他(她)去县城办事了。去县城办事,几乎就是去卖血清的代名词。之后我再去,就看到卖血清的人肘关节绑着纱布。世事已经变好,人们却保留困境时的习惯,只是为了这四百元吗?还是为了预防世事变坏?如果世事变坏,最先殃及的就是他们,所以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新闻铺天盖地,山雨欲来的那段日子,我最担心最害怕的是一夜之间,村里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都涌回来,还好,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村庄安静,一如往昔。
    和扶贫工作队队员去新茗屯入户,第一次在狭窄的屯道上开车,窗外是深渊,这样的路况,一有闪失,就是大事。死死把住方向盘,死死盯着前路,心头狂跳。等到车过险境,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八角林茂盛挺拔,漫山遍野。摇下车窗,奇香扑鼻,简直香料王国。停车,去钻八角林,一下子就陶醉在八角林里。第一次知道八角树一年结两次果实,夏天一次,冬天一次,生八角收购价丰年时一斤两三元,小年一斤五六元。新茗屯的村民从民国开始种植八角,卖八角百年来一直是屯里面主要的经济来源。村支部委员阿铁家住新茗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高考时考上广西民族学院预科班,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他想到家里有八角林,收入不愁,这书不读也罢,于是在家务农,后来当上村干。八角林里,阿铁站在我的身边,他给我普及关于八角的知识。八角这样的经济作物,跟其他经济作物不一样,其他经济作物,比如龙眼、柑橘,可以通过人工的方法,使果树变矮,结下的果实容易采摘,八角树不一样,八角树拒绝人工改造,科技人员一直在研究,八角树怎么样才像其他果树那样矮实墩壮,一直都没有成功。新茗屯的八角树百年来就是那样的笔直、高耸,这样一来,阿铁说,每年摘八角的季节,都有人从树上掉下来,断手断脚,去年是十个,今年是八个,阿铁妻子就是其中一个,现在还躺在床上。我正陶醉在八角林的奇香里,听到阿铁这么说,再看笔直高耸的八角树,怎么看怎么像悬崖峭壁。阿铁看我惊讶的表情,说,跌下树来的事太正常了,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危险,走路都还有危险呢。说到走路,阿铁还给我讲了忠涛的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20岁的忠涛走路,上坡的时候脚一滑,摔在地上,腿就断了,然后去医院上钢板,钢板一上就上到现在,也不去医院取出来,现在股骨坏死,一个人就这样废了。这样的情节带给我的震动不亚于读一本自己喜欢的经典。下乡之后,虽然没时间去想想自己的创作,但我隐约觉得,我自己现在就活在乡村真实的情节里面,而这些情节蕴含经典。
    在乡间,这两年是穿“百家衣”的两年。所谓的“百家衣”,就是“遍访”的时候,每家每户家庭的状况,碎片一样地呈现,这些碎片,可以看作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布料”,正是这些“布料”,缝合成一件巨大的关于乡间的“衣裳”,当然,这件“衣裳”,尚存人的体温。此时,写这篇文章,我打开当时记下的笔记本,还能看到这件衣裳的一小块“布料”:
    2018年3月27日,赵忠实家,女儿在广西中医学院护理专业读大三,儿子15岁,不愿意上学,多次动员未果。夫妇俩在家,去年政府发一头黑母猪,五天就死了,后来自己买一头母猪,前天生了12个猪崽,死了两个。现在家中有10头肉猪,每头100斤,政府准备补贴每头300元,已经来拍过照了。每包饲料118元,四天用一包;精料每包224元,每包用12天,买玉米喂猪,每斤1元,十天前买了四袋,每袋120斤,现在还剩两袋,还买米糠,每斤八毛,每袋100斤,春节到现在用了七包米糠。有牛三头,去年补贴2400元,发了1800,还有600没到账。种有速生桉1000株,三年了,有一层楼那么高。种玉米,自己只有一亩地,因村里很多丢荒的地,多少亩不知道,反正下了24斤玉米种,种子每斤20元,水稻也是这样,用了三斤种子,每斤36块钱。买尿素两包,每包125元,复合肥3包,每包80元。母亲89岁,有残疾证,视力四级残疾。去年12月份打工收入1000元,今年1至3月份没去打工。养老补贴100元,低保补贴925元,高龄补贴90元,残疾护理补贴50元,养老保险100元……
    后来写作短篇小说《喜悦》,我原封不动地把它“缝”到小说里。
    前面说写是肯定要写,但是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子,两年后,我打开电脑,此时春雨正浓,那件“百家衣”穿过迷蒙的春雨,旗帜一样在眼前飘扬。这是写《喜悦》的时候,从这个时候起,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写了。
    《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五篇关于脱贫的小说,《八度屯》《献给建民的诗》《家事》《喜悦》《捕蜂人小记》,最早写的是《喜悦》。那是2020年春节,乡里要求初四到岗,初三晚上,接到乡里电话,因为疫情防控,外地的脱贫工作队员居家等待安排。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第一次有了喘气的机会。这是两年来第一次有一段属于自己的长长的时间(2018、2019年全年取消公休,所有节假日打对折休,遇到检查不休)。年初五,我打开电脑,首先发了一条朋友圈,引用格罗斯曼的话:
    如果我不写这些人物,这些故事,我会痛苦得多,也许还会反常得多。写作让我得以探求自己在生活中不可能探索的处境……不惮接触他人的极端状况,对他人的内心生活感兴趣,尤其是在备受压抑的地方。我总质疑自己观察到的情形。不论何时,我总能看到裂缝——甚至在我有那种经历之前就是这样。这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我不能说,这种方式是我有意选择的,但我愉快地投入这种方式之中……在我看来,一切平静安稳,都像幻觉。
    之后,才有小说的开头“雨水把路都泡烂了……”这篇小说,以村里猪瘟流行,肉价疯涨为背景。我2018年3月到村里的时候,村里的肉价一斤不到10元,但是2019年以后,猪瘟大流行,整屯整屯的猪死掉,肉价涨至每斤20元。我记得那段时间村里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如何科学掩埋死猪,不让村民偷偷摸摸胡乱一扔了事。那段时间,村里的水塘,经常浮着装有死猪的编织袋。防止村民偷偷扔死猪,就成了村里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艰难的程度不亚于脱贫攻坚,管得了白天,管不了晚上,管得住池塘,管不了岩洞。很长的一段时间,车过常屯,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即使紧闭车窗也挡不住那臭味。常屯是村里规模养猪最多的屯,也是这次猪瘟损失最严重的屯。常屯附近有一个岩洞,很多死猪被扔在洞里。猪瘟流行的日子,除了忍受病死猪的臭味,人们的生活好像也没受多大的影响。确实是这样,除了规模养殖户遭到大的损失,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养猪已不是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以村人简朴的生活,猪肉涨价也就是多吃一点或者少吃一点的事情,而且大家都坚信猪瘟流行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受影响的只是红白喜事餐桌上的排场。这就有了小说里忠原和女儿胜男、女婿杨永关于请不请客的讨论;也就有了扶贫干部李作家这个“外人”在乡村的场域,感受到城与乡密不可分的部分和撕裂的部分——他总是很清醒,不光身体在场,情感和思想也在场,他得为他们申辩。在小说里,在看到来村里演出的剧团虽然以贫困户为原型,但是为了某种效果的需要,极尽挖苦搞笑之能事的情节之后,李作家有一番感慨:
    他觉得他和伟健是两路人,甚至可以说他和伟健不是同类。当初他跟伟健聊赵忠原的故事的时候,特别说到他头上的疤痕,凹下去的螺纹钢的痕迹,风大的时候,头上就响起口哨的声音。伟健怎么就不记得呢,大概他的兴奋点不在这上面,他真的很能化“腐朽”为“神奇”。舞台上,赵忠原那顶拿来遮伤疤的假发被伟健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套在油得发亮的光头上面,满场的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李作家觉得非常的难过。演出结束,伟健兴冲冲地问李作家,怎么样?效果不错吧。李作家强压心中的不满,说不错,你听那满场的笑声。他很想跟他说,要理解一条生命,你必须要吞下整个世界。但是,对于伟健,对于很多人,这也许苛刻了一点。李作家觉得自己没有同道。没有。
    这就是关于《喜悦》的创作。《喜悦》之后,就是《家事》。2020年5月份回到原单位上班,开始创作《家事》。小说源自村里的一桩离婚事件。之前在村里,到小说主人公原型红家入户,红拿出一张离婚协议书,讲他们一家的事情:儿媳妇是贵州三都人,是个孤儿,从小被人收养,19岁到广东打工,跟红的儿子丁认识,未婚先孕,不知为什么,儿媳妇没有户口,一直都没有办理身份证,这样就影响到领结婚证。红带着丁和儿媳到贵州,花了几乎全部积蓄,找人办了身份证,然后回到本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孙女涵生下来不久,红发现儿媳跟同租在一栋楼里的另一个男人好上了。当时红跟儿子儿媳一起在广东打工,红在小区做清洁员,她发现儿媳有了相好,就把她和孙女带回村里,因为着急,自己也得了甲亢。以为离开广东后就能让儿媳和相好断了来往,但是并不能。没办法,最后儿子和儿媳离婚。三岁的孙女涵在屯里,只要见一个女人,就跑上去叫妈妈。
    这也是“百家衣”上醒目的一块,几乎不用虚构就自然呈现。写了这么多年,以前自己跟自己笔下的人物,总觉得隔了一层,隔的这一层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情感。在我眼前讲家中事的红,是村里最后脱贫的贫困人员,在乡里,一遇到电信商搞促销,她就去换手机号码,我的手机到现在还存有她所有的号码,红一、红二、红三、红四。红的生活,因为国家战略,跟我产生关联,这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看生活、看众生的机会。后来红的医保报销、慢病卡办理、孙女涵的疝气治疗,我和工作队队员都去帮忙,在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我体会到了一个扶贫工作队员的价值,也体会到一个写作者的“获得感”。记得很多年前,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在一个创作会议上针对我的创作,说李约热写村庄,写虚了。这么多年过去,正是因为这一次乡间的经历,我写了《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这样的小说,算不算作一次“野蛮”的纠正呢?
    《八度屯》的核心故事是一起药酒中毒事件,这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2007年7月12日,当时村里十几个人聚餐,因为喝了毒酒,全部中毒,其中一位不治身亡。其他的人全部送去县医院治疗。需要输血,村里很多人都赶去献血。当时整个县医院被村里的人挤满了。这是我到村之后听到的最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样的公共事件,最能看出一个村庄的气质。在这篇小说里,糅合了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几起事件,包括村民因为环保问题到县里堵住县府大门;因为土地纠纷跟邻村村民发生冲突;等等。环保问题是个老问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常屯是铅锌矿开采区,有几千人在常屯驻扎,银行、电影院、餐馆,人来人往,比县城还热闹。新世纪之后,禁止采矿,人声销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村里很多人的手关节、腿关节疼痛粗大,就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他们组织起来到县里闹,还写信给媒体,经过媒体的报道,高层还做了批示。后来政府拨了七千万在常屯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所有的耕地不再耕种,常屯每人每月发三十斤大米,但是村民并不满意……在这个屯开展工作,要难很多,工作组派了一个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队员老梁负责常屯的日常事务,我经常跟他一起,走东家进西家,喝了不少酒。在小说里,李作家几乎在一个废墟上,完成和村民情感的对接,写的就是这一段经历。
    《献给建民的诗》和《捕蜂人小记》的写作同样也是如此。我最早的构想,就是整本小说,全是用《献给建民的诗》里口述实录的方法来完成,后来觉得过于琐碎,而且乡村朋友虽然各家有各家的情况,但是大同小异,容易就写疲了。村里有三个同名同姓的建民,三个建民的故事合成一个,就变成了《献给建民的诗》。《捕蜂人小记》原型中的夫妻也经历了结婚、离婚、再结婚的情节,而且我在他们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被他们家的狗咬了。2018年11月13日,我去他家入户,进到他们家的院子,刚刚喊主人的名字,他家的母狗就冲出来,在我的右腿咬了一口。之前我也曾到他家,他家的母狗很温顺,这次是因为刚刚生狗崽,所以特别的敏感、暴躁。我急忙赶到乡医院打狂犬疫苗,正好那段时间假疫苗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让我提心吊胆好一阵子。这是题外话。
    我过去对文学的理解,兴奋点只停留在是否描摹了一种现实,即所谓的真相上面,很少去考虑作为一个写作者,自己真实的情感是否已经在人物身上倾注。没有去想当我们描摹一场盛大的现实之后,是否考虑自己和盛大的现实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是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很多情况下,我们笔下的现实,好像是别人的现实,跟写作者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写作的时候,要多问一问自己,是否感受到生命的重量,是否动了真感情。
    这一次,因为我首先看见一群可爱的人,然后又努力把他们变成笔下的人物。这一次,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同悲喜,共进退。我每次进到村里,都有一群老人坐在村口,他们手中握着竹子拐杖,沉默着。随着入户次数增多,当我再见到这些老人,我都能准确说出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通过这次写作,我想我重新获得了某种启发:很多前辈作家为时代所感召,投入时代洪流,到民间去,到生活中去,接受时代和生活的洗礼,这样的“法宝”,我觉得依然很灵。说实话,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对前辈作家屡试不爽的经验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会觉得那是一种博物馆馆藏般的存在。小说《八度屯》里,李作家要去扶贫点,一开始,领导跟他说到柳青,他马上跟柳青撇清关系:
    他跟李作家说柳青,李作家没有心动,他就是跟李作家说曹雪芹,李作家也不会心动,因为啊,如果李作家真冲着这个下乡,那他很快就会多两个外号,一个是李柳青,一个是李雪芹。谁愿意有这样的外号呀。虽然这两位先生都是伟大的作家。
    我想很多年轻一点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心态吧。在岜度屯,以民告诉我,他和老婆多年未生育,遍访各地名医,花了很多钱,在绝望之余,到佛山打工,一个佛山的医生,几乎免费就治好了他的病,一年后儿子出生。他跟我说这件事时兴高采烈,好像捡到了天大的便宜,瞬间就打动了我。我真的替他们夫妻感到高兴。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这种朴素的情感,在人与人之间对接,原来就是这么简单。我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我们心中的那些悲悯,内心所向往的光明,所追求的自由、公正、平等,是不是只有在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只有在跟他们的生活迎面相撞的时候,才迸发出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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