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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学者化”与“学者作家化”不是新现象，而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作家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发声，阐述对于艺术作品的见解、评判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下，提出衡量真正的艺术品的尺度与标准、体认其他写作者的技术与策略，介入到文学批评的生产之中实乃常事。蒂博代所说的“大师的批评”即公认的大作家对作品发表的意见，“大作家在批评上也有话要说。他们甚至说了许多，有时精彩,有时深刻。他们在美学和文学的重大问题上有力地表明了他们的看法”（蒂博代），“这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是“批评与创造之流会合”，是作家的审美创造，是“寻美”的方式，是“创造本能的自然表现”。而学者驰骋才华、纵情笔墨、驱遣文字以从事文学创造者更是比比皆是。纵目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历程，放眼西方文学之流变，所谓作家参与批评，学者投身创造，实属平常，才华横溢、情思发达、思想敏锐、心灵浩瀚者往往会在不同领域爆发，将个人天性、禀赋、修养综合融通而成就的“精神大观”“美学奇景”多方位的向世人予以展现。因为是“常事”，所以关于此的讨论也非新话题。 不过，近年来，众多一线作家以颇为积极的姿态展开文艺批评活动，甚至栖身学院，面对大众及青年学子，重释经典，并关注同时代的写作者，彰显出批评的“同时代性”。这些批评中颇为可观者，在文学趣味、艺术判断、审美观念上闪动灵光，文墨挥洒间翻涌“灵气”，以灵动的笔法张扬批评作为特殊“创作”的创造性，强烈地表现个人对于“一种文学体裁的深层的活跃的天性”的洞悉，如此种种都令对匠气的“职业的批评”、充满喧哗与骚动的“自发的批评”深怀忧思、希望以关于批评的危机意识倒逼批评的“改良”、憧憬着更为理想的批评的评论家、学者看到了从困境突围的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学院派的评论家、学者纷纷“破圈而出”，跨越学术研究与职业批评的疆界，耕耘于创作园地。他们收获的“文学作物”，为当代文艺长廊频增新景，繁荣丰富了当前文学的艺术品类，增加了“文学共和国”的多样性。文学创作的“新势力”也需要阐释的互动来张扬现象中的合理性因素，一部分研究文学、热爱文学者相信当代文学可借此想象与谋求更好的未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旧话重提”的冲动有了现实基础。如何“打通‘文’”与‘学’？关于“作家学者化”与“学者作家化”现象的再探讨，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缘起。 讨论任何一个话题，如果不能还原为一个问题，那么讨论就缺乏指向性。所以关于“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要展开探讨，首先要把它“还原”成问题。谈及“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现象，可以“还原”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化”？“化”是不是意味着变化、转化？如果是变化和转化就有时间上的先后，有身份角色的建构、获得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分析“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就要讨论作家如何在一个时间过程里向学者去转变，学者如何随时间的流动展开文化实践活动、“转化”为作家——我们要在一个时间先后的序列里去研究说明“化”和“变”如何发生。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问题，对于不少“学者化”的作家或“作家化”的学者来说，他们“复合型”的文化意识、跨界融通的文化实践乃至“综合性”的风格气质的形成并不是“转”的过程酿就“变”的结果，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有些学者在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之后，因为近些年其小说、诗歌、散文创作“浮出海面”，创作实绩为大众所见，甚至大有“创作与研究齐飞”“文学批评与文学写作协奏”之势，而被视为实现了“学者作家化”的“转型”。实际上，梳理他们走近文学缪斯、走上文学之路的过程以及细查他们的创作谈或作品后记，不少学者接受“文学启蒙”之际，首先是醉心于创作，而不是宁愿一味沉溺于封闭式理论玄想。即便是在与那些洞悉了人类精神密码、穿透世界幻象、追问存在之谜的哲学殿堂的伟大心灵的对话中，感受到理论、形而上之思在解释现象世界时所具备的力量，最初作为文学青年、校园诗人、美文作者的他们选择的是以文学的语言和形式重新将从理论里认识的世界再次“发明”出来。他们有的早年已发表过作品，有的则积攒了一定数量凝聚青春情思的抽屉文学，然而缺乏一个真正有效的机会让他们以持续的创作为业、早早地向世人宣示他们的才华与文学激情。个人发展中理想与生活实际的错位、顺势而行的人生选择、以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创作的代偿方式，种种的阴差阳错或者生活道路的岔开带来的新机遇，使他们厕身于学术机构，在文学研究领域躬耕一方园地。在他们有了时间、精力的余裕以后，旧作推出或者旧文与持续创作的“新篇”杂合成集刊发，便给大众留下了知名学者换条跑到再出发的“学者作家化”印象。今天列入“学者作家化”现象的不少讨论对象，其实很早就有文学梦，他们创作上的起步未必大幅地迟于学术研究，不过是在实际的职业选择上，他们主要栖身于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学术研究或文学批评上取得的成就、以学者身份为公众熟知，创作作为个人的兴趣、修养如潜流一般贯穿于个人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实践之中，隐而不彰，一俟恰当的时机出现，便从隐到显。当我们把知名学者在学术上臻于成熟之后集中推出文学作品看作是时间过程里前后有序的转变、转化，并以之为基点来研究学者如何向作家转变，那么就忽略了大有意味的创作“起源”。更确切地说，对于那些今天在创作上“爆发”的学者来说，他们最初的模样本来就是作家与学者面孔的结合，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只是看见了“半张脸的神话”，现在灯光亮起，他们转过脸来，另外半张脸的神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研究还是创作、学者还是作家，也许在个体文化生活实践与职业身份展开的不同阶段有主次之分、显隐之别，但未必是先有甲，再由甲而乙的转变。 就“作家学者化”来说，今天以驻校作家身份进入大学成为兼职教授、讲授创意写作、指导写作实践、推出文学评论集或品读世界经典作品专辑的知名作家，学术界也很少把他们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学者或文学评论家来看待，他们也并不按照现行学术体制对于学者的学术考核要求立身以及追求职业上的自我实现。在学界和公众认知当中，他们仍然是作家，进入高校也主要是发挥作家在写作上的优势来推动写作人才的培养，而不是作为文学史研究、史料研究或者文艺理论方向上的专业学者重新开辟学术园地。而且作家对同侪的成果或者世界经典作品进行品读、赏鉴，好像自古而今，无论中西，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较研究、琢磨别人是怎么写的、探究别人写得怎么样，从而寻出自己文学世界的“道”与“路”大概是每个作家的基本自我修养，也是创作无可回避的必经之途，这很难作为作家是否“学者化”了的根本依据，更何况作家评论作品的方式往往有独特的路数，不受“系统化”的学院批评以及学院批评话语生产机制的囿限，这就更难将其与“学者化”的批评等量齐观。从前述几个层面来讲，讨论从作家到学者的转化或转变，意义不大。 如果把“作家学者化”做更宽泛的理解，意指作家的知识储备、思辨能力、思想者的精神气质、学者式的探究意识、写作中的智性追求，包括以学问、理念、知识熔炼生活素材，从而生发及表述独特经验的能力，那么，不少作家都有培植学问素养、提高思想力，锻炼智性思维的自觉意识，甚至有的作家本身的创作风格就有很强的理性特征，或者说作家自身即为“理性型”的作家，艺术表达方式里“理智”超于“情感”，这样的作家常常在写作中调动丰厚的知识积淀，显露出学者风范、理性气质。当然，还有一些作家自觉地运用知识补经验之缺，大写“知识”而小写“人情”，以文学形象来说明对于世界的根本理念——这同样使“学者化”的风格表露无疑。以王安忆为例，她是进入高校从事文学写作教育时间既久又积年有成，且推出授课讲稿，以独特的文学评论文字获得赞誉的驻校作家、兼职教授，但从公共认知来看，她真正获得认可的身份还是作家，而不是学术研究专业性突出的学者。不过，就王安忆的创作来看，又确乎能看到作家学者化的风格、气度。在我看来，王安忆是偏理性型的写作者，她创作臻于成熟以后的作品有很明显的理性风格，这也有可能是她早期创作里本有的不那么强烈的理性特征被扩大和强化了。如果将她的《小说课堂》等分析文学文本的著作与她个人的小说对读，其语言表达与认识的提炼方式常常让人生出似曾相识之感——感性的阅读体验、生活经验与理性的概括、抽象熔铸一体。她文学评论里的文字放进小说里也并不违和，有些表达基本相通，我想，这还是在于作家对经验、体验的处理总有往玄虚、抽象、认知层面的判断去升华的惯性。她在评论性的文字里说“但是有一个更久远的博弈，这个博弈还未完，还未决出胜负，那就是未来的时间”，在小说里写“青年在街巷里面的出现有点不一样，有点类似于重写文学史的意思”。这样的句子在评论与小说里互换似乎也没有太大问题。在不少作品里，王安忆鲜少把经验停留在生活实感的层面，以实写实，总是习惯性地要对经验做出判断、评点，对经验进行抽象，提炼出理性化的评析，作家惯于用自己的认知模式和眼睛制造对于经验的“认识装置”，她把揭示经验背后更根本的道理作为小说叙述的一种不可回避的伦理。这样的表达方式无疑需要作家有理性思辨的能力和较好的理论素养，而这两点，王安忆都不缺乏，把她视为“作家学者化”的一个代表，应该是合理的。更不用说李洱在《应物兄》中对于庞杂知识的铺陈、串联，建构的巨型“知识型”叙事，执迷于知识的智性，其“作家学者化”的气质与特点得到极为硬核的体现。随着今天高等教育的普及，整体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作家的代际更迭体现出新的群体性特点，即70、80、90后作家里高学历拥有者越来越多，接受过完整、专业甚至高阶文学教育、文学训练者比较常见，比如葛亮、甫跃辉、王威廉等青年作家。对这样一批写作者来说，知识素养、专业修养和智性训练、理论视野融入到他们的写作当中，是自然之事，是应有之意。由此视之，“作家学者化”就更难说是特殊现象，而是越来越成为普遍的存在。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学者作家化，从今天的网络文坛来看，实在是太普遍了。有大量“准学者”甚至学者以网络作家的身份活跃于网络写作平台，混迹于晋江、起点、豆瓣。我们现在的讨论在设置议题、阐释题旨时其实就先把这部分群体排除在外了。电视剧《大唐荣耀》的原作小说就是中南民族大学的教师写的网文。一个科技工作者、科研人员、一个从事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完全有可能在网络上写科幻小说、写耽美同人、写仙侠玄幻。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文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她也在网上写种田文，她所加入的网文作者群，其中不少人拥有高学历、是高知，不过大家从不显扬线下的学术身份、学术背景与高知学历，而是共同遵守网络文学的形式话语、写作规则和交往规范，这样的写作者算不算学者作家化呢？当然算。我通过指导学生论文了解到一位年轻的海外高校人类学博士何袜皮（本名何晴）。她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名校教育背景，做人类学研究，关注犯罪心理，犯罪与空间是她的一个研究方向。何袜皮一边运营新媒体，开设公号，直接择取典型的社会案件作为分析对象，写精密的分析文章，收获百万粉丝，同时也写罪案小说，或者说融入罪案情节的小说，但她在创作上崭露头角其实是通过线下的文学杂志得以出道与出圈。何袜皮的创作利用专业的知识储备探究人类深层的犯罪心理、分析罪与罚背后的人性根源，融通俗罪案故事的元素入严肃的文学书写而成就“纯文学”的品质，甚至以罪案的情节形态和由极端性的事件、生命情境引发的哲思来寻求思想与形式上的“先锋性”。她写罪案的部分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寓言化写作特色，以超强的想象力建构完全超离于现实世界的虚构世界，用变形的人物、超现实的环境来构成对现实的强劲隐喻。我的看法是，在这种寓言化的写作里，作家调动了她的知识积累和所熟悉的理论范式，按照合乎理论解释的结构模式，把她小说中虚拟世界里的事件、人物提炼为意义符号，形成“虚构与寓言”的特色。这样的写作是不是“学者作家化”呢？或者说算不算“作家学者化”呢？我觉得也算。写过《沥川往事》的作家施定柔，她本人是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博士研究生，她写过所谓的水墨新武侠，如《迷侠记》《迷行记》《迷情记》。作品中有些部分的意涵已经不能完全以武侠小说的通俗品格视之。三部武侠小说写下来，武侠味越来越淡，甚至有了反武侠的意味，加入了成长小说的意趣，通过人物的流浪与漂泊，对信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爱情的皈依等关涉生命根本处境的问题有不乏深度的追索与探问。这样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她的专业素养、学术功底的影响呢？这是否关涉“学者作家化”或者“作家学者化”呢？我觉得是相关的。对于上述活跃于网络世界的写作者来说，他们也未必是谋定了学院内的工作、确定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方向甚至小有成就以后才向网络文学写作者转变，大概起步的时候就是双线并行，难分先后。但这部分“学者作家化”的现象几乎被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前述种种，不过想说明，把“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看作特殊的转化，将现象还原为“如何化”“怎样变”、在时间过程里“转变”怎样发生、意义何在等问题去探讨，不太有意义。一是目前议题设置的方式忽视了大量网络上的学者作家化，抛开了网络文坛，假若将这部分群体纳入考察视野，则会更加凸显“学者作家化”的普遍性，稀释特殊性。二是很多时候，“特殊”的转化并不存在。 如果把讨论的话题“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还原为作家和学者应不应该互化，可不可以互化的问题，那么这就更没有问题了。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中国，答案是确定的。最伟大的作家有不少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文艺复兴以来，这样的文化巨匠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天空。我们的文化巨人鲁迅先生，说他是学者毫不为过。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好像是普遍现象，而非个别的存在。这些“巨人”在知识学养上的积淀，使得作家的“学者化”如同撒盐入水，不着行迹，没有障碍。兼容学者与作家之长，振两翼而高飞，正是他们作为复合型知识分子或文人的实然与本然。有一种担忧，认为学者思维与作家思维，学者的语言表述体系与作家大相径庭，“作家学者化”造成作家在两种身份意识和思维方式之间切换，有时未必能最大程度激发写作上的活力，反而由于胶着于学理思辨，多了匠气，少了灵气，语言失去轻盈鲜活，而陷于板滞枯涩。不过，我的看法是：作家学者化不一定会妨碍作家写作能力。只有个人天才和能力的高低，没有能不能“化”的问题。个人的综合素养协调能力达到什么地步就呈现什么样子。个体因天赋、才能的差异会带来“化”的结果不同，但绝不是“学者化”根本地影响了一个写作者成为好作家。同样，“学者作家化”会不会妨碍个体成为一个好的学者？我认为也不会。中外许多一流的作家兼学者甚至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擘已经充分证明了杰出者凭借天赋、才能、经验完全可以使学者、作家两种身份、气质、思维、语言调和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从而孕育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具的杰作。对于“化”的好不好来说，才能和天赋可能是天花板，知识可以就补一部分，但是知识顶不开这个天花板，而这不构成对“学者作家化”和“作家学者化”产生质疑的普遍性问题。另外，某些学者的写作路向和研究之间是高度相关的，研究未必影响创作，只是知识如何哺育写作的问题，而且文学史视野与文学史意识能够使写作者更清晰地面对“影响的焦虑”，为自己的写作确定伟大的方向，所以应不应该“化”、能不能“化”都不是问题。 所谓的“两化”现象到底在什么层面会成为问题呢？如果“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涉及到批评话语的生产机制、涉及到文学场域象征资本的积累，涉及到资本、制度化的权力与圈层化社会关系对文化生产的运作产生的影响时，是否成为问题？在体制层面去思考“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对于当下文学生态的影响时，会不会发现问题？我认为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可能显示了真正具有危机性的问题。当作家双重体制化，一方面作为专业作家在作家序列里体制化，一方面作为高校特殊聘任的教师被半体制化或全体制化；当批评家、学者与作家的关系开始成为同一体制内的同事同侪乃至“同盟”，使得学院批评因为这种体制上的亲缘关系而有所偏重的时候，真正自由、寻美、独立的批评何以产生？反过来，当学者成为作家，由于个体本身以批评家、文学领域专业学者身份对于“文学场”的深度介入，先行获得的象征资本、集聚的话语资源会不会为他们的创作引发关注、收获荣誉“鸣锣开道”？在出版、发行、推送和被评论研讨的层面，学者们的文学作品是不是会与那些“野蛮生长”而杀入文学圈、具有创作实力、但还没能被充分关注的作家一样，完全以创作的杰出度被“平等视之”？还是会享受由体制性的结构力量以及基于身份而掌握的话语权力转化而来的先发优势？由于体制化的身份和基于这种身份产生的主流话语场中的作家与学者的密切互动到底对我们的文学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方面，它可能使我们的写作和批评具有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与批评，还能不能坚持美学至上、艺术第一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在双重体制中，我们去强调一个作家借由体制优势成为学者，或者一个学者凭借前述的先发优势介入文学生产、传播、评价环节建构新的权威形象、成为重要作家，这其实应该引起警醒和反思。 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学者应该“作家化”，这未必是通过最大限度调用文学场内的象征资本、话语权力的方式突出“优秀作家”的身份或者标示创作上的“成功”，而是在学术思想表达、批评话语的生成上向艺术创造的精美、凝练、独特的个人风格、不拘一格的文体意识去靠近，将批评文本或者学术文章当作真正展示艺术独创性、融合文学性、讲究可读性的文本，让其经由自己的心与笔的孕育得以诞生。学者如果通过“作家化”寻找到破除固化的学术思维、学院知识话语系统表达程式的僵化的途径，可谓“善莫大焉”。比如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可读性非常之高，他的批评文字有很强的文学性，真正在批评中以文学的方式贴近文学和批评对象。他本人写剧作，也是学者，他身上体现出的“学者作家化”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正面的示范价值。 我看到黄灿然关于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的评论，出于对这部既讲了常识、又写了知识，还提供大量卓识的著作的激赏，黄灿然直言：“记得十多年前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但我却想反过来提倡学者应‘作家化’。因为学者也是作家，写作者都是作家，没理由不在有见识的基础上写得生动明白。” 他期待学者不光有见识，还能在写作这件事上写得好看、耐读、有意思、不沉闷——毕竟学术文字也是一种写作。黄灿然之所以把孙康宜的这本书看作“是出色的学者作家化的例子”，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认为孙康宜“像一位成熟的优秀诗人批评家那样写”，“我说她像一位优秀的诗人批评家那样写，是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打开这本书，很快就以诗人的角度来读，而不是以一般读者的角度：作者简直使我代入书中诗人的角色。”我想这里的赞誉源于学者不完全作为创作行为的旁观者、分析者而是以其卓越的学识、艺术修养，把作家思维或者说将自身拟想为甚至化身为诗歌创作者的思维、语言、对于创作过程的体认融入到学理性的阐发中，从而引起了阅读者——同时作为诗人、诗歌评论者、翻译者的阅读者的“惺惺相惜”与“心心相印”。尤其当学者不是从外部去探究诗歌写作的生发机制，而是“从诗人内部去探索他们的探索”，展现诗人如何在内心的驱动之下，以心灵、特殊的文化心理、人格精神为过滤器，“过滤他以前的传统和他所处的现实，来创建自己的个性和形象”，这就深深地引起了一个写作者的共鸣——因为这样的“学者作家化”的写作揭示了诗人处理现实与传统的方式，以及建构自身艺术形象和形成个人艺术风格的道路，它无疑为一个有志向的诗人提示了向何处去寻求建立自我和完成自我的可能性。这是自然是极有意义的“学者作家化”。 还有一种积极的“学者作家化”意味着向社会介入的行动——不满足于既有的体制化身份带来的知识视野、实践方式、生活实感上的限制而寻求与社会更广大层面的互动和连接。比如说梁鸿写《中国在梁庄》，比如黄灯写《大地上的亲人》。今天确实有一些学者不满于学院派理论操演以及流连于文本内循环的批评话语的不及物与弃置现实，选择以文学写作来恢复现代知识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切身联系，表达社会关怀，既调动生活经验，又调动理论资源，把写作作为一种更直接、有力的文化行动，介入到时代生活的现场之中。这样的“学者作家化”产生的示范效应，包括这一群体中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个人直接指导普通民众拿起笔进行写作，会触动乐观的文化期许——文化平权的可能性或许由此而生——这是让人乐见其成并愿意支持的。 就“作家学者化”来说，令人期待的状态是作家可以把身份的“化合”当作契机，去对流行的社会控制逻辑提出抗辩，释放文学创作在直面社会现实进行文化建构时所具有的更强的行动力量。我看到赵学勇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人格建构。我认为无论是“学者作家化”还是“作家学者化”，最后应该落实到现代知识分子理想文化人格的建构以及这种文化人格对于塑造良好文化生态、精神文化风气的现实作用上来。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实际上是一体两面。许多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活动、文化活动、学术活动很难说只是为了完成一种创作理想或学术理想，而是关涉整个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现代转型，所以不少作家、学者会主动从多面出击，来完成对于文化变革、社会变革的介入。历史的经验与过去的事实在今天还有启发意义。学者和作家身份的“化合”理应成为社会知识人体验以及重塑自我身份的路径，推助他们去思考身份或者文化意识上的“融通综合”到底能够给研究和写作带来怎样的解放力量，从而打破文化幻觉，真正把个人意识和公共意识连接起来，寻求文学在社会层面发挥更大联通作用的可能。同时，这种“化合”完全可以导向更加个人化和风格化的写作，不是学术思维与表达成规压制或冲淡了个体的文学风格，恰恰相反，有才能且有领悟力的写作者其实能够发挥“化合”对于风格化的增强效应。实际上，无论是对于学者型作家来讲还是作家型学者来讲，我觉得都应该如此。 此外，我们还可以由“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现象出发去思考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这个“有机”不一定要还原到葛兰西的意义上，可以做宽泛的理解，即“真正使才智无利害关系地运用”，阐明艺术，并且端正品位，重构批评家和作家的典范作用。探讨“作家化”和“学者化”，应该提醒或者呼唤批评家、学者、作家对于制度化的力量、结构性的制约带来的文化惰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对结构化力量的驯化保持张力，坚持独立、有韧性的文化姿态。我们也应该把对“作家的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研究、探讨向网络文坛的延伸，破除学院批评与现有的主流文学研究在面对网络文坛、依托于网络的新兴写作现象时，因为主流的作家、学者对网络形式语言的隔膜而造成的批评话语、研究范式的有效性不足的窘境。我们完全可以鼓励、发动、呼吁现在为数甚众的活跃于网络媒体、具有“准学者”身份又在网络新文类写作上游刃有余、开疆拓土的这部分写作者，参与到对网络文学的研究、评论中来，两手都抓，充分发挥自身对网络文学形式话语的认知优势，冲开目前两个文坛在“研究”和“批评”上仍然没有完全打破的壁垒，为当前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还要意识到另一种危机。“作家学者化”已经是今天的一种现实趋势，出生于1950年代很多作家可以调动社会经验去创作，包括60年代的作家，有些作家或许依靠写经历、写个人亲历的生活，作为“生活型”“经验型”创作者就能立足——虽然未必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创作水准，持续有高质量的“产出”。但代际划分中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作家情况不太一样，尤其80、90后作家，他们不大可能大规模地依据社会进程的重大的起伏跌宕对于个人生命过程的有力楔入而提供的社会经验、生活经验、切身的历史感去创作。他们生活在社会平稳发展的时期，不少人受过完整的高等专业教育，甚至具有硕博研究生层面的高学历，良好的学历教育、专业教育使他们具有更好的综合文化修养、得以汲取更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也使他们对于知识、理论有更强的亲近感，更容易调用知识、理论弥补经验的匮乏、不足。当日常生活不能通过个体对于经验的体认而进入文学创作，个体因经验不足而依靠理论输出来对生活实感、经验的匮乏进行补救，写作者“学者化”的理论优势、知识优势、长期学院教育的深层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作家的文学文本滑向与西方理论“互文”的形态，或者说形成与理论高度“对标”的路径依赖。虽然这未必意味着令人悲观的现实，但一味以乐观的态度排遣其中潜藏的隐忧也不见得明智。面对随时代文化语境之变而出现的“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新动向，怎样重新镀亮日常经验对于写作的意义，不轻易以理论去封印敏感的心灵、翻滚的血气和在世间与山河父老相遭遇的肉身，这恐怕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