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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而言，过度谈论自己的作品都是危险的。那将会打破原本苦心营造的叙事者视角，被迫跳脱出写作者的身份，用第三只眼审视自我。这种审视与其说是必经的历练，不如说是一种自负，有可能会让不明真相的读者不小心窥探到幕布后面的故事。 如果说小说创作类似一场盛大且相当真实的表演，那么创作谈则像是亲自把舞台拆开给人看。试想，假如一个笃信眼见为实的观众，亲眼目睹了戏中人散场后的嬉笑打闹、后台堆叠在地上的演员服装、场景转换时凌乱的脚步，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挫败心理。 在这一点上，我极为赞同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碎片》一书中所讲的：“我相信作者不应该再对他的作品做重要补充：我认为一本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本身就包含对所有问题的答复。”毕竟，创作者把一篇作品写出来，“就是为了摆脱它，而不是成为它的囚徒”。 我一向欣赏那种诚实的、贴近生活的写作，比如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黎紫书的《流俗地》、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的《南极》、中国台湾作家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这类小说不需要展现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没有刻意选择机巧的形式或风格，它们就像流水一样自然，而作品中每个人物微小命运的转角却危机四伏，一如我们细碎无常的人生。 所以在写作时，我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渴望贴地飞行，希望能无限接近理想中的创作。二〇一八年，我完成了《我们的庸常生活》这部短篇集里十二篇小说的创作，其中的作品大多和家庭生活有关，发掘的主题也是人的关系，比如夫妻、恋人、母子、母女等等。在这部小说集从签约到出版的漫长时间里，我一边焦心地等待，一边开始寻找新的创作方向。 二〇一九年，我刚从报社离职，结束了疲惫不堪的记者生涯，但对于社会新闻事件的热情还未散去。在查证这些事件走向的过程中，我想试着去了解：身处事件旋涡中心的人是怎样应对的？他们做出了哪些选择？有哪些细节影响了事件的走向？一系列的巧合，最终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些人的命运？ 《今天得好好过》即取材于一则社会新闻，丈夫失手将妻子推下高楼之后，一直说服自己她是失足坠落的。这种意念太过强烈，甚至改写了他的记忆，让他无比确信这个自己编造的现实，甚至一度瞒过了警方的测谎。《出逃》是我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在居家隔离中人的感官经验发生改变，感知中的时间和空间逐渐扭曲和变形。我在极为苦闷的时刻，试图在小说中搭建起一个出口，透一口气。 王安忆在《小说六讲》中讲：“我必须有一个强大、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文字世界，才能抵抗当时所处的这个灰暗、让人打不起精神、平淡无意义的世界，这可能就是我们写小说的人的内心驱使。”是啊，小说中的人物在一番兜兜转转过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可是，一切都已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