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雪飞起来的是风，让风飞起来的是云，让我飞起来的是你，让你飞起来的是我的心。”这是《会飞的日子》里的小主人公之一、6岁的小女孩悦悦唱的一首歌，也可视作这部儿童小说的主题歌。 小说讲述的是两个小女孩悦悦和艾米，一起经历的两段完全不同的生活故事。中国小女孩悦悦在丹麦度过了圣诞节前后的一段日子；丹麦小女孩艾米来中国度过了春节前后的一段日子。两个小女孩在彼此的国家度过的一段独特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恣意的天性和灿烂的童心，都得到了充分的打开和舒展。作家也用丰饶和鲜活的生活细节，展现了一种真实、恣意、健康和快乐的童年状态。两个小女孩，两个不同的视角；东西方两个传统节日，也正好形成了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的童年观、成长美学观的对照。同时，作家也借这部作品向童话大师安徒生及其“童年精神”表达了“致敬”之意。 陈伯吹先生毕生倡导“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什么是儿童文学的“大文学”？当然不是指一定要写大题材、写大开大合的故事，更多的是指要具有大气象、大格局、大境界。我以为，最理想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美丽的想象力、充分的道义感、健全的人格建构，甚至还有坚韧的奋斗意志，汉语母语的魅力固然必不可少，但还有一样东西也弥足珍贵，更不可缺失，那就是全人类的“地球村”意识——要为今天的孩子们培养起一种对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态的广阔的认同感和充分的尊重意识。只有这样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用这些“标准”来看待孟宪明的这部新作，我觉得《会飞的日子》就是一部为小孩子写的“大文学”。因为妈妈和幼儿园的老师们要到丹麦菲英岛上的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学习进修三周，悦悦跟着妈妈来到了安徒生的家乡，认识了蓝眼珠的摩根爷爷，还有和自己同龄的小女孩艾米等丹麦小朋友。 短短的一段异国生活时光，把本来就拥有强烈好奇心的悦悦，带进了一种更加广阔、恣意和新奇的童年生活中。云彩有没有家？云彩的家在哪里？风有没有家？风的家在哪里？哥本哈根远，还是“天涯海角”远？我梦见安徒生了，安徒生会不会梦见我？悦悦这些穷追不舍的追问，经常问得妈妈也无力回答，甚至会失去耐心，觉得悦悦是在“搅缠”。这种不耐烦，几乎也是所有中国妈妈的通病。 到了丹麦，悦悦进入了一所“森林幼儿园”，要和丹麦的小朋友一起过上三周新的生活。作家用了较大篇幅，讲述和描写了悦悦和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森林里探险、野炊、砍圣诞树的情景。用小说里的话说，“这是需要专门写一章的事件”。比如，森林幼儿园有一项活动，就是老师带着孩子们去松林里“探险”。作者这样描写孩子们捡拾松果的情景：“松果像凝固的花朵，这儿一朵，那儿一朵，硬硬地开放着。悦悦看见了，弯腰捡起来，举给老师看。”在森林里，悦悦还惊喜地发现了在中国就见过的蒲公英；发现了松鼠忽然从自己身边蹿出，猛地跳上一旁的高树；发现了美丽的小瓢虫，发现了“风的家在树上”……“第一次走进森林，她就听见了一种声音，很低，很轻，不时被自己的脚步声打断……她想找一找这种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她没有找到，但总感觉跟这些高大的树木有关。”这段文字描写了儿童走进森林里产生的一种微妙的感觉，写得十分准确和真切。 过圣诞节，小伙伴们互相赠送礼物。悦悦把从中国带来的剪纸送给丹麦小伙伴。漂亮的剪纸红红绿绿的，每一幅都是一个中国故事：猴子吃桃、老鼠嫁女、三羊开泰、五福临门、金鸡独立……老师把这些美丽的剪纸贴在幼儿园墙壁上，一下子拉近了悦悦和丹麦小伙伴们的距离，“骤增的活力与生气从墙上弥散开来，追着小朋友们满院子奔跑”。 毫无疑问，孩子的想象力是宝贵的，也是娇弱的，需要成年人善加保护。小说借助不同的人物和细节，让读者看到，面对孩子“无厘头”般的好奇与想象，成年人应该怎样去善待和给予保护。比如，悦悦曾问过奶奶：我梦见了安徒生爷爷，安徒生爷爷会梦见我吗？奶奶犹豫了一下说：应该会。到了安徒生家乡，悦悦又问妈妈：“安徒生爷爷梦见我以后，会不会专门给我写一篇童话？” 这可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简单的搪塞和“哄骗”，显然无法解决当美丽的想象遇见真实的现实时，孩子可能产生的失望。这时候，妈妈必须直面现实、实言相告。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妈妈放下书，说：“不会。” “那——我会不会见到安徒生爷爷？” “也不会！” “为什么？”悦悦不满了。 “因为安徒生不在了！” 悦悦像被火烧了一样，大声抗议：“不可能！” 妈妈看着女儿，耐心地解释：“安徒生生于1805年，要是他还活着，都200岁了。谁能活200岁啊？” 悦悦争辩着：“我们老师说，安徒生精神不死！” “是精神不死啊，可是人死了！” “不可能！”悦悦的语气斩钉截铁。 “是吗？说说道理？”妈妈知道，硬给悦悦打断，她以后还会跟你“搅缠”。 于是，妈妈又耐心给悦悦解释了“精神不死”是怎么回事。直到最后，悦悦还想挽回：“大作家难道就不能活得更长吗？”妈妈明确地摇了摇头。这种直面现实的处理方式，无疑透着作者的文心与智慧。 安徒生的一位传记作者认为，安徒生虽是一位童话家，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异常“惧怕童话”。安徒生晚年时，也曾对前来求教的青年作家说过：“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一笔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估计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并且白白地放过了这种时机，那时无论想象是怎样的有力和灿烂，都该让位给现实。” 我说《会飞的日子》是一部向安徒生“致敬”的作品，其实是在说，孟宪明在作品里用许多真实的和鲜活的细节，一点一点地诠释了什么是安徒生的“童话精神”，那就是：最精彩的童话故事，其实就是每个人面对的真实生活；人们需要幻想，但更需要结结实实地去生活；在真实的生活面前，童话不是万能的，甚至必须“让位给现实”。 悦悦的爷爷是河南农村的一位民间艺术家，会讲许多民间故事，还能制作各种泥捏玩具。爷爷生活的小山村，日常生活里有各种民俗，逢年过节更不必说。小说下半部分，写的是丹麦小女孩艾米，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中国，在悦悦的爷爷家过春节的故事。 孟宪明是一位民俗学家，他在这部小说里再次发挥了这一强项，让民俗文化元素如散星和串珠一般，闪烁在丰盈的故事细节里。小说下半部分，通过丹麦小女孩艾米的视角与好奇心，把中国人的年俗细节展示得丰饶多姿。比如，祭灶时，爷爷用高粱秆做的公鸡做灶王爷的马；爷爷用戴着大红绢花、鞍子上铺着彩色坐垫的“化了装”的小毛驴，去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过年时贴门神、贴春联、蒸花馍、包饺子、守岁、等‘年’到来，还有放鞭炮、穿新衣、拜年、压岁钱、饺子里包上铜钱等；贺年时的少林武术队、社火表演队；正月初四走亲戚，路上的毛驴都披红结彩；爷爷亲手做的布公鸡和“小叫吹儿”“水鸡儿”等各种小巧的泥玩具……所有这些民俗，个个都有讲究、有故事，而且饶有童趣，引入入胜，既满足了来自异域的小女孩的好奇心，也把中国民间文化的魅力展示在整个世界面前。 早在200年前，安徒生就在他的童话故事里拆除了国度的藩篱与界限。例如在《丑小鸭》里，飞到丹麦的鹳鸟，说着埃及话；在《夜莺》《在养鸭场里》，出现了中国的皇帝、官吏和中国农妇，还有长城、瓷器、茶叶等中国元素。 来到丹麦，悦悦也这样问妈妈：“不管是中国的蒲公英，还是丹麦的蒲公英，它们是怎样跨过宽广的大海来到对岸的？”“它们有小伞。”妈妈这样告诉悦悦。悦悦知道它们有小伞，可路程么远，“小伞怎么就飞不坏呢？”妈妈想了想，说：“也可能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古代，中国和丹麦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从这样的对话，悦悦得出了自己的想象与期待：“既然是连在一起的，那就应该有更多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吗，妈妈？”最后她说：“妈妈，我们再找找吧！我喜欢连在一块儿！” 这仅仅是在写一个小孩子的好奇与发现吗？显然没这么简单。“它们有小伞”“我们再找找吧”“我喜欢连在一块儿”，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这些童稚之言，是不是也暗喻着一种人类共同的理想和期待？或者说，是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命题，在小孩子口中的“浅语化”的表达与理解呢？ 小说的“大文学”气象，也尽在这样的细节和暗喻之中。小说也不仅仅在书写“童年精神”上有“致敬”安徒生之意，作者对安徒生童话的表达方式，想必也是浸淫和体悟甚深。比如这样的描写：“天亮了。雨停了。潮湿的海风踩着重重的步履，在水面上踏出无数的浪波。所有的头发和头巾都被撩拨，飘散出海风的形象。不动的只有侧坐在岸边礁石上的美人鱼。”再如：“下雨了。圣诞月的雨水比圣诞月的礼物还多。大块的黑云垂下来，硬币大的雨点顺着雨脚砸向大地，在蓝色的瓦顶，在绿色的草坪，在黄色的运动场，在黑色的秋千架上，欢快地爆炸着，把一颗颗肥硕的雨点变化成无数个精致的水珠儿。精致的水珠儿变着花样溅下来，却不急着沉入地下，他们还没有玩够！水珠儿们紧急集合，先汇集成欢乐的水流，在拐弯的地方清点了一下名单，这才沿着自高而低的道路唱起欢歌。” 仔细读来，有没有几分叶君健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的韵味？我猜测，这或许也是作家孟宪明的有意为之。在语言风格上，他也在向安徒生“致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