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最新成果——《陈书》修订本于2021年8月面世，这对于中山大学教授景蜀慧有着特别意义。
    景蜀慧主持的南朝“三史”（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也是华南地区高校参与到这项国家文化工程中的唯一项目。《陈书》是景老师团队的收官之作。
    2021年10月，景蜀慧正式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荣休。在荣休仪式上，她以“陈史和《陈书》修订”为题分享了近年来的这份工作成果。

《陈书》是唐朝姚思廉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陈王朝自开国至灭亡三十三年的历史，是唯一完整传世的陈代史籍。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于1972年出版，王仲荦、张维华、宋云彬等学者担纲。修订本则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新升级版本。
    2008年，由景蜀慧领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承担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的齐、梁、陈“三书”修订工作。景蜀慧希望，通过他们的精心修订，能把《陈书》这部看似“存在感”很低的史籍做成古籍整理的精品。
    景蜀慧说，《陈书》版本条件很好，此次修订利用的通校本、参校本有13种之多，但搜寻过程殊为不易。修订组能够看到的《陈书》早期版本中，四种宋刻宋元递修本有三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种藏于日本静嘉堂。
    2010年，景蜀慧到台湾大学做访问学者，有幸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三种宋刻《陈书》残本原书，她按照要求戴手套和口罩，用铅笔做笔记。
    2019年初，她又持旅游签证到日本，在朋友帮助下，完成各种复杂手续，进入东京静嘉堂文库，细读了宋本《陈书》的胶片。她发现，“静嘉堂的所有宋元本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整体出售给日本一家书店了”。

据统计，此次《陈书》点校本校勘记原有534条，修订本增加到960条。其中，修订本新增校勘记542条，删除原校勘记约110条，改写原校勘记约160条，修改补充原校勘记185条，沿用原校勘记73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新修订还运用了很多新的材料和新技术手段，比如最新出土的墓志、谷歌开发的Stellarium模拟星空软件，等等。
    在上世纪曾负责《陈书》点校本的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曾有“史局汗青欣有日”的诗句。如今，为《陈书》忙碌了13年之后，景蜀慧教授终于也可以松口气了。
    截至记者发稿，南朝“三史”修订被列入中山大学“十三五”期间的重大学术成果，点校本《南齐书》修订本获2017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2019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可遇不可求的专业经历
    羊城晚报：您接下《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修订工作的契机是怎样的？
    景蜀慧：2005年，中华书局开始筹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2007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当年负责南朝五史点校的是王仲荦先生，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办在物色修订主持人的时候，考虑到点校和修订工作的连续性，最初是希望由原点校者门下学者来承担这一工作。然而，由于王先生的学生中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修订办只能另行选择。
    由于南朝是一个重视文学的时期，就对点校者设定了“文史兼长”的基本条件。在魏晋南北朝史乃至于整个中古史领域，业师缪钺先生素以“文史兼长”著称，而且他与王仲荦先生交谊很深。受先生熏陶影响，我自己治史也偏重文学。也许因为这些原因，修订办找到了我，但这对我来说多少有点意外。
    我当时正醉心于用文史互证和医史互证方法，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文学和思想学术史以及医药文化史，读书开课带学生，都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我对参加“陈书”这项工作，原本考虑比较简单，预估这个工作大约3-5年能够完成，之后还可以回头做自己的研究，经短暂犹豫，就接下来了。

毕竟，“二十四史”在传世史部文献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点校本“二十四史”是二十世纪中国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可谓泽被史林，嘉惠后学。
    对今天的学者来说，能够被遴选参加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堪称荣幸，是我们学术生涯中可遇不可求的专业经历。而我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是华南地区高校里唯一能够参与这项工作的历史系，这也能够体现本系史学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条“不归路”，一做十几年，等完成了，我也要退休了，原来的领域再也回不去了。虽然有小小遗憾，但人生就是这样，也没有可能重选一次。完成了南朝三史的修订，看到三套修订本的出版，内心还是比较欣慰的。
    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羊城晚报：从预计的3-5年，到最终的13年。“三史”修订为什么会多花了这么多时间？
    景蜀慧：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修订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
    当年王先生等在点校南朝齐梁陈三书时，广泛参考了各种版本，综合前人成果，对清代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多有汲取，在标点、分段、校勘订误等方面都有不少创见。
    然而如前人所指出，“三书”本身在修撰和版本流传中舛误阙佚讹脱颇多，原点校者虽校订精核，但以今日眼光来看，当时对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书中一些文字、句读的勘正，史实的考证等等方面仍有一定遗缺。
    近几十年来，陆续有不少学者撰文或做专题研究指出三书原点校本在版本、校勘、标点及史实考证等方面存在的错漏讹失等未尽善之处，说明对原点校本有订误补遗的必要。
    然而，一旦展开具体工作，我们很快发现修订并非仅仅是在原点校基础上做一点修补即可，从底本的重新选择确定，到通校参校本的调整补充，都很费斟酌。
    差不多从清代以降，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的校勘和学术研究成果，都要广泛收集并充分采纳吸收，在此基础上补充文献证据，订正原点校中的错讹遗漏，大到段落字句，小到每一个标点的处理，都要一一清理复核，其后再拟出详尽细致的修订长编和简练精核的校勘记。
    这些长编中不乏对许多史学问题的深入考证和辨析，重要的问题都要经过反复的讨论，所以往往一条校记很短，但是与之相关的长编动辄几百上千字。其间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远远超出了当初的估计。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当年前辈学者从事“二十四史”点校时的一些条件，我们今天不再具备，比如说，不能像当年王先生他们那样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与当今所有的高校教师、青年学生一样，修订组成员在从事此项工作之外，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繁重学业需要完成，也必须要面对量化考核、修读学位期限、论文发表压力等严酷的现实问题。所以在工作时间的保障方面，我们完全不能和当年的老先生们相比。

大家这些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基本上都牺牲了自己的业余休息时间。几乎所有参与修订工作的研究生同学都为此选择延期毕业一二年，而按学校规定，研究生延读期间，是没有任何包括奖学金在内的生活收入的。
    当然，经历了这些困难之后，大家的收获也很大，这项工作很有效地训练了同学们读文献和处理史料的能力。
    修订深入到史学研究层面
    羊城晚报：以《陈书》为例，与此前版本对比，今次的修订如何“往前一步”？
    景蜀慧：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张维华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张维华学养深厚，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历史地理领域造诣尤深，点校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
    此次修订，我们通过深入版本调查，比较清晰地掌握了《陈书》早期版本的钞写刊刻补版的基本状态和流传情况，确认了《陈书》早期版本对于正确理解史文、还原史籍原貌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

因此，我们改用以静嘉堂本和其他几种宋本拼配的中华学艺社本为底本，将6种仍存世的宋刊本（两种全本、四种残本）和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钞本列为通校本。由于存在相对完整的宋元本和部分早期钞本，有条件和明清版本进行系统的比对，不仅可以比较确切地判断二者的差异和正误，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探明其致讹之因。
    修订中，我们在吸收前辈学者校勘成果的基础上，依靠这些早期版本，对原点校本据明清版本所做的改补删逐一核校清理，纠正原校某些处理不当的地方，凡不宜改补之处，都从底本回改。
    

另一方面，我们在修订中也高度关注近几十年海内外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和文献的前沿研究，充分参考其成果，发挥修订组成员的专业所长，将自身的史学专业素养融入文献整理工作之中，让严谨深入的断代史研究和细致扎实的文献校勘相结合。在精读文本、深入史境的前提下，准确理解史文史事，兼及史家史料书写的背景过程和条件，对史籍进行订讹补正。
    由于《陈书》修订是三书修订的收官之作，有条件采纳吸收之前修订工作的有益经验，改善原来某些处理不够规范之处，无论在引用文献书证时对不同史源材料的区分、对底本中脱衍讹倒的处理方式、校勘记表述方式，乃至于标点符号使用的进一步规范等方面，都更加精细。
    所以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修订质量应该是有所提升的。
    当《南齐书》遇到模拟星空软件
    羊城晚报：当下历史学、科技发展为本次修订带来怎样的便利？
    景蜀慧：这个问题可以《南齐书·天文志》的修订为例。《南齐书》的天文记载详实清晰，对天文史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天文志》中的记载 “起建元讫于隆昌”，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南齐高武时期的天象记录，且只记天象不加星占，极具特色。
    古代观念中，天象和人事是相关的，日月五星的运行变化和王朝政治盛衰、军事成败有非常密切的对应关系。各史《天文志》或《天象志》在记录天文现象后，一般都会加上星占的内容，说明该天象与某人事有何关联，或兆示将要发生的某事等等，同时期的《宋书》《魏书》也都有这些内容。
    但《南齐书·天文志》的记载非常独特，所记南齐时期的“三辰七曜之变”基本上不加任何占语，就是非常纯粹干净的天象记录。
    我们在修订时，利用了谷歌开发的Stellarium模拟星空软件来与《南齐书·天文志》记录的日月五星运行变化进行比对，发现绝大多数都可以对应，由此可以判断《天文志》中的记载准确度是比较高的。
    

由于南齐建元元年到隆昌元年与北魏太和三年到十八年有十五年时间重合，我们也比对了《魏书·天象志》同时期的记载，发现各有同异。一些差异很微妙，有时干支仅相差一天或者半天，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南北双方的记录标准不同，观测方位角度也不一样所致。

和谷歌模拟星空软件核对以后，发现《南齐书》和《魏书》的记录各有对错，总体来说《南齐书》要更为准确一些。以往认为《魏书·天象志》的天文记载或多抄自《南齐书》，但实际看来情况并不如是，其中所显示的历史信息，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对历史多一些“同情之理解”
    羊城晚报：南朝存在时间较短，比如陈朝只有33年。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的时代面貌，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景蜀慧：以陈朝为例，其存续时间虽然短暂，而翻开《陈书》，深入历史脉络，会发现陈朝历史中蕴含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重要信息。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篇，即提出“梁、陈”与“北魏、北齐”“西魏、周”同为隋唐制度三大源头之一：“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所论深具卓识。
    作为继承东晋南朝文化制度的政治实体，陈朝被北方政权征服后，历史遗产被隋唐吸收采用，为其注入多元化活力，对隋唐盛世的开启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陈书·陈宝应传》中提到梁末以来，南方社会“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于乱世中纷纷崛起。
    陈寅恪先生敏锐指出，“陈室之兴起，其所任大将多为南方土豪洞主，与东晋、刘宋之时，情势迥异”，“斯诚江左世局之一大变”，造成了“南朝民族及社会阶层之变动”。
    社会政治格局的改变，深刻影响了陈史的书写。《陈书》列传中，东晋以来南北高门世族入传寥寥无几，较多的是寒族武将和出身寒门的文臣，这些社会力量在陈朝特殊的立国条件下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折射了东晋以来对南方持续经营与开发所导致的社会族群之结构性变化。
    
    虽然南朝某些可能的发展趋势被来自北方的征服所中断，但这些社会、地域和族群因素所造成的变化，在隋唐统一后，仍对南方区域历史的演进产生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虽然隋唐统一之初，北方元素占据了整个王朝的主流，对此前的南朝政治、文化否定比较多，而在唐朝中后期，据唐长孺等学者研究，则出现了很明显的“南朝化”倾向。这提醒我们。对于历史的判断需要发展的眼光，有长时段的观照以及更多一些“同情之理解”。
    【链接】
    一项“国家文化工程”的“大修”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涉及年代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末崇祯皇帝止。“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称为“国史”或“正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留存了中国各个朝代近4000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亲自部署下，国家实施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中华书局推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在现代读者和“国史”之间搭建起一座阅读的桥梁。时至今日，该点校本以其学术质量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此前各种旧本，成为海内外使用最广泛的权威通行本。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集全国之力完成的点校本仍然存在较多缺憾。2006年，在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等人倡议和温家宝总理批示支持下，点校本迎来第一次“大修”——中华书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力图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覆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并吸收最新学术成果，形成一个全新升级版本。
    此项工程承担单位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十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

时至今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已出版11部，完成近半。在《陈书》之前，《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金史》《梁书》相继出版。
    高水准的古籍整理，需要极高的学养和素质，投身于此的学人真可谓是呕心沥血，薪火相传：
    2013年，《宋史》修订组主持人裴汝诚教授去世，他是唯一一位先后参加了二十四史点校与修订的学者；同年，《三国志》修订主持人吴金华教授心脏病突发离世；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刘浦江主持《辽史》修订，历时七年，带病坚持完成了全书统稿和修订前言的撰写，2015年1月去世。
    薪尽火传，刘浦江生前在给修订组学生的邮件里这样写道：“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这项浩大的修订工程确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人。例如《辽史》修订组成员林鹄，出版了专著《〈辽史·百官志〉考订》，涉及辽史研究中的不少焦点问题。
    中山大学博士周文俊参与《南齐书》修订时，广泛涉及职官品秩的讨论，他据此深入思考、拓宽成为博士论文的内容。“周文俊对这一时代的职官制度下了非常扎实的功夫，使我们修订中遇到的许多相关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专家就在我们身边。”其师景蜀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