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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年文学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似乎对“破圈”的概念越来越熟悉，以至于我们进行的直接是“我们如何破圈”的方法讨论，而天然地默认了这一讨论的基本前提：我们需要破圈。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推广于当下青年文学与时代生活时，似乎还是可以回到问题的起点，即我们何必破圈？破圈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成为一个问题？当然，进入这一话题，同时可以注意的是，是否存在可以被定义的“青年文学”？当我们试图将一个问题运用于划定范围的“青年文学”时，本身也是在自我设圈，这又构成对“破圈”渴望的吊诡性反讽。本文希望可以在这两重意义上讨论破圈的意义，并以此关切“青年文学”的旨归。 2020年真正称得上破圈的话题当属脱口秀大会，李雪琴、杨笠、王建国、王勉等人因为各自具有标识性的表现引起广泛讨论，频繁冲上热搜，在真正意义上突破电视娱乐圈，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程度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难能可贵，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对“破圈”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期待，正如饶翔对此话题的忧思，当下青年文学创作出现一种圈子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使青年文学无法在青年群体中产生更大的影响，难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活跃的文化力量。这或许是对为什么需要破圈的最好回答，却也是回到文学最古老最本质的使命，即文学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影响力。亘古不变的影响社会与他人的诉求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作家与学者，也使得一代又一代作家与学者深陷泥潭。面对新时代“破圈”的诱惑，这种鼓舞与焦虑进一步加深。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或许也可以从成功“破圈”的脱口秀大会中汲取一点经验或教训，以便更好地观察我们的青年文学与时代生活。 三季脱口秀大会其实一直备受网友关注，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代青年的都市生活太过紧张压抑，大家自觉担当“打工人”的角色，疲于奔命，内心累积了太多敢怒不敢言的委屈与不平。脱口秀大会正是提供观众不费体力脑力直接享受语言刺激的机会。这种刺激不仅以轻松搞笑的方式呈现，同时带着对他人的冒犯。这些“他人”可能是父母、老师、伴侣、同事、领导，是我们平时不得不因为各种原因去忍耐的对象。因为无法和这些“他人”做到真正的割裂，这种短暂而碎片式的“过嘴瘾”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而在这一过程中，也与未曾谋面的演员和其他观众形成了精神性的共鸣，得到一种“我不是一个人”的慰藉。当然，这种“有人替我说出真相”的心理补偿机制并非脱口秀大会独有，但百无禁忌的冒犯却成为这个节目特有的品质。在此基础上，它也提供了迎合观众心理补偿需求之外的更多东西，提供了冒犯之后可能发生的场景与状态的极致想象。 破圈最成功的当属李雪琴，她在脱口秀大会中更多以“丧”的姿态得到大家的喜爱，这种丧因为她北大毕业、留学纽约最后回到家乡铁岭成为网红的经历显得真实而自然，但进一步思考，我们欣赏的真的是她的丧吗？要在自己圈层寻找和表达丧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可以说当下都市生活中的大部分青年的日常对话都很丧，即便存在正能量，存在事业的追求和生活的梦想，大家也都乐于在社交媒体和私下社交中呈现一种丧的气质，这并非是心理疾病或矫揉造作，而恰恰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让自己放松也让他人放松的自然呈现。既然丧如此普遍，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李雪琴的丧？归根结底，或许在于她不仅把丧变成了一种可以在电视上大方讲出来的心声，同时以这种对丧的公开大胆的表达收获了成功。观众并不需要她提供丧，而是需要她提供即使丧也可以带来成功这种事实，需要她提供丧和表达丧也可以光明正大走上人生巅峰的想象。另一个破圈影响力较大的是杨笠，她因为多次表达对男性的嘲讽和不满收获大波粉丝，也遭受了相当严重的网络暴力，杨笠在很大程度上赚取了近些年时常引起舆论火热讨论的女权话题的红利，尤其是在这一话题动辄遭遇全网围剿和污名化的当下。很多人，尤其是女性，事实上并不愿意公开讨论这类话题，担心引起无谓的争执，也担心影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乃至遭遇“他人”的污名化与误解，这便使得杨笠成为双重意义上的“代言人”，既因说出真相和心声受追捧，又承受因为这种“说出”遭受的歧视与网络暴力。观众喜欢和愿意支持的，是发声以及因为发声付出代价后依然站在舞台上的人。 李雪琴和杨笠其实都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得“破圈”更有现实意义，这其实和文学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学作品也正是以不同的故事和表达向读者提供想象与想象实践后的多重可能。如果确实存在“青年文学”的定义，我更愿意在这样的层次上将其理解为新鲜的、特别的、有活力的，为青年提供多元想象与实践空间并以此抚慰人心的文学创作。近年来的“青年文学”作品，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对个体内心与精神的关切，越来越热衷于表达难以言说的忧愁与困境，是否提供了更多空间或许还难以确定，但在讨好受众方面和脱口秀表演显然已经南辕北辙。一旦进入这样的比较维度，异曲同工的东西和南辕北辙的东西便都有了不可忽视的意义。 作为整个节目的发起人，早已功成名就的李诞也要时不时来“卖情怀”，谈谈行业理想。场上的选手似乎也试图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对时事进行批评、讽刺，比如时常强调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时常对很多问题“上价值”，但整个节目的投票标准，整个群体、圈层一直在传达的观念一直是“好笑是第一原则”，这也使得各个演员不遗余力地搞笑逗趣。这种工具理性导向下的表演很多时候也加强了社会公众对很多问题的刻板印象，他们试图打破的甚至会被强调性建构，比如对性别观念、社会阶层、夫妻相处、同事关系等等，他们更多倾向于逗你一笑，而对由此导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刻意回避，这种态度在很多时候使得真正触碰大众敏感神经的重要问题被表面玩笑悄然消解。而在个人的精神层面，节目也传导了一种轻松随意的价值观念，如已经被调侃成某种意义上的“真理”的“人间不值得”，如节目经常邀请的嘉宾大张伟。他多次表示一旦自己要进入低潮的心理和生活状态便会立马想点开心的事，听欢快的音乐，也不去考虑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危机，这也是当下流行的“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大张伟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当然是历经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才有今日地位，他的心态、生活方式是自己生活经验的积累后的主动选择，但他面向的是更为年轻和易受影响的受众，这种只关注浅层次的单纯快乐而不愿意陷入深层思考的生活态度使得所谓的悲剧内核只能是天方夜谭，也使得观众逐渐习惯甚至依赖这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甚至不愿意提及或考量其他可能。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个娱乐节目具有多深层次的问题讨论，承担多重大的社会责任，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讨好大众的方式导向和前述的想象实践空间共同构成了“破圈”的重要质素，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将这种经验运用于文学或其他领域时，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危险却有用的工具。它的有用在于提醒试图在“青年文学”创作中效仿它的我们，当下青年真正关心和需要什么，正在面临怎样的问题与危机。它的危险在于我们往往忽视了包藏其中的祸心，李雪琴和杨笠安慰了疲于奔命的都市青年，何尝不是在取悦当下流行的资本逻辑与价值观念？李诞和大张伟传达了轻松自在的生活方式，何尝不是在将深层次的美学与精神内核拒之门外？色彩饱和度越来越高的电视荧屏捕捉着都市青年的快乐瞬间，何尝不是在将思考与自省悄然掩埋？“破圈”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化生产方式，根本原因正在于能广泛吸引不同圈层目光与注意力的东西越来越雷同，当代青年逐渐趋于同质化的生活里是同质化的烦恼与同质化的喜悦，于是纾解这些烦恼与分享这些喜悦的方式与路径也逐渐同质化，交汇于敏感识别出了这一特征的脱口秀大会。当然，作为终极关怀始终是“人”的文学领域来说，这种抚慰人心的捷径并非坏事，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破圈”之后是什么？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还是更为单一纯粹的同质？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基本的省察与审美能力的缺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是我们是否需要“破圈”的终极答案。 文学写作始终是关乎人类灵魂的事业，抚慰的温情与思考的深沉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我们也应该关注到李雪琴式的丧和吴京式的战狼，都是青年文化；一肚子苦水吐槽996却不敢正面刚的和站在法院外寒风中一整天支持弦子的，也都是青年文化。复杂变化的，多元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才是青年文化的精髓，也是这样的青年文化才能形塑有价值的“青年文学”。所以“青年文学”对“破圈”的追求不应该是急功近利试图收割关注度与影响力的，而恰恰是要考虑吸纳其与文学异曲同工之处而规避其南辕北辙之法，考虑到百年以来“青年”作为先锋与希望所担负的使命。“破圈”要“破”的正是多元与复杂的被禁锢，是悲伤与深沉的被掩埋。如果非要给“如何破圈”一种回应，我的答案是：放下傲慢和姿态，各司其职，更要保持警惕。只有找到并不断巩固自己的核心优势，才能形成真正可以“破圈”的质素，才能以包容的心态与各个圈层互相映照。至于异曲同工的想象实践与南辕北辙的方法道路如何更好协调，孔子早就教育我们，“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