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于赓哲著，中华书局出版

于赓哲

历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巨变，尤其是后者

历史上，疫病除了影响健康，还对社会稳定、社会结构和人的思想造成冲击。历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巨变，尤其是后者，往往是在面对死亡和恐惧之时人类真实情感的爆发，以往掩盖在平安祥和气氛下的思想分歧也会日渐显著。关于这一点，大家能立即联想到的是黑死病之后的文艺复兴，这大概是疫病改变世界、改变思想的最著名的例证。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广泛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疫病与文明的兴衰、疫病与战争、疫病与经济、疫病与医学思想的巨变、疫病与社会分歧……相关例子不胜枚举。

随着文明时代的降临，人口逐渐密集，贸易、战争逐步增加，传染病开始获得广阔的舞台。可以说没有文明时代，也就没有人际传染病的频繁密集发生。但是，传染病是有自己的发展史的，同样一种疾病，在各个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形态，细菌、病毒、螺旋体、衣原体、支原体、原虫等病原微生物，其实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目的和人类一样，都是繁衍生存。就病毒而言，自然界对于病毒也有筛选机制，杀死所有宿主对于病毒来说并非最优选择：病毒本身会随机变异，其中毒性过强的因为杀死宿主太快而导致自身也灭绝了，传染性弱的因为无法有效传播而灭绝，筛选留下来的病毒体现为传染性强、毒性弱，这是很多病毒性传染病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病毒要尽可能多繁衍，尽可能少杀死宿主。所以有的疾病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十分酷烈，但随着进化会逐渐降低烈度，例如梅毒、艾滋病，再例如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

文明的发展最终是可以提供更强大的应对疫病的手段

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各个文明的体量还不够大，往往一场疫病就能摧毁一个文明。随着文明实体的不断壮大，人类对抗饥荒、瘟疫和气候地理变化的能力也在增强，所以，文明的发展最终是可以提供更强大的应对疫病的手段。当然，文明程度越高，瘟疫传播的速度就越快，但同时人类应对手段也会更加先进。总的来说，传染病在人类疾病图谱中所占比重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不再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随着人类营养条件改善，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进步使得传染病退居次席。正是在人类接连战胜天花、结核、鼠疫、疟疾、霍乱等疾病后，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才逐渐凸显出来。

新冠肺炎疫情最瞩目的就是其全球化色彩。病毒借助现代化的交通体系可以在数日甚至十数小时之内传至万里之外，进而蔓延成全球性疫情。全球化的疫情本就是全球化生活的附属品，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而全球化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水平提升，也能提供更多的疾病应对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类既然不可能靠封闭模式发展，那么也就必须正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化疫情。这是人类前进的必要代价。而且以现代人类的科技和组织能力，这个坎必须也必然能够迈过。

文明客观上可能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途径，但文明因交流而强大，强大的文明和现代化的卫生体系能够反过来克制传染病的传播。中国古代十室九空的疫病惨景已经不可能再现，欧洲杀死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也只存留于记忆之中，威胁人类健康的因素中，传染病已经式微。

所以说，全球化是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壮大自己、丰富自己的必要途径，瘟疫是与它相伴相随的“副产品”，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面，瘟疫是人类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为瘟疫而终止全球化，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选择。更何况，全球化还能带来更有效、更全面的对抗瘟疫的手段，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最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克制瘟疫的历史，任何新的疫情都不会彻底扭转全球化的趋势。克服它只是时间问题。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所提供的，不是“中国医学史”，或者“中国疾病史”，而是将疾病和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介绍重大瘟疫、防疫措施、古代医疗系统、长生药与政治、神秘而虚无缥缈的蛊毒与瘴气、古代外科手术尤其是华佗事迹的真假、割股疗亲是否真有治病功效……从中不仅要看到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还要看到人们为了对抗疾病、追求健康与长生时采取的种种手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疾病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冲击，对许多人人生的改变——尽管有时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源于疾病。本书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呈送细节，不作大而化之的概述，而是尽量将一些历史碎片缀合在一起，展现疾病与历史进程关系图谱；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能够让枯燥的史料鲜活起来，展现人类生活史“另一面”的部分细节。细节有时最能打动人心。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