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物之间，薛宝钗无疑是一个最具阐释性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张力在于：她在小说的写实层面上是一个极具规范的大家闺秀，而在小说的隐喻层面上却又恰好身处创造性推动的历史发生学位置，亦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之位。在《圣经》中，位置上的角色由蛇扮演，在《浮士德》中由梅菲斯特扮演，而在《红楼梦》中却恰恰由这样的一个好像是“讷于言而敏于行”少女扮演。在一个最具变易意味的位置上，小说出示了这个最为规范的人物。如果人们在贾宝玉的死亡准备和林黛玉的爱情期待中看到的是作者的憧憬和颂赞的话，那么在薛宝钗的生存策略中所蕴含的则是作者的叛逆信息和批判指向。因为无论是存在的诗意上还是历史的锐意进取，在薛宝钗那里全都体现为生存的策略而不是人生的历险如贾宝玉或者生命的体验如林黛玉。一个狡黠的眼神或者一个莫测高深的微笑便把薛宝钗从贾宝玉和林黛玉那里清清楚楚地划分开来。而历史的创造意味也就在这样的眼神和这样的微笑中被消解得干干净净，一如杯水之于沙漠。从薛宝钗的生存策略中，人们可以瞥见典型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而从作为这种生存策略之象征的薛宝钗形象本身，人们又可以感受一部了无生气的历史是如何以死而僵的形态不声不响地延续下来的。也即是说，有关薛宝钗形象及其生存策略的解读是双重的，既是人物本身的解读，又是该人物所象征着的历史的解读。 或许是这个形象所据变易位置的缘故，与诗意盎然的林黛玉在开卷部分文文静静地进入贾府不同，薛宝钗的进京可谓雷声大作，其兄薛蟠一挥手便是一条人命案，而且这种威赫在小说的写实层面上又显得与薛宝钗毫无干系。然而，即便这不过是薛字的霸道，但随着这股霸气进入贾府的薛宝钗却实实在在地打破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两小无猜的平衡和宁静。而且十分绝妙的是，小说告诉读者，薛宝钗本人对此“浑然不觉”。 当人们提及《圣经》中的那条蛇或者《浮士德》里的梅菲斯特时，他们的道德审判是明确无疑的。但人们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浑然不觉”的少女时，难道也能同样毫不迟疑地将她归属于魔鬼么？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淑女，尤其在当今这个极为沦丧的朝代，这个淑女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雍容华贵。因为大观园早已成为遥远而难以企及的回忆，所以即便是它的叛徒也变得光彩夺目。透过这样的屏蔽和障碍，我理解过去的读者何以将贾雨村在闺阁中的对称者指认为王熙凤，而忽略了小说在第一回的回目上给出的阅读暗示：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在此通灵所识者，乃作为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而闺秀所怀者，在写实层面上是甄士隐家突然腾达的丫环，在隐喻层面上的所指则是“钗在奁内待时飞”一句暗示的薛宝钗。正如木石前盟所蕴含的宝黛之情作为真事在梦幻中隐去一样，作为金玉良缘所意指的贾薛联姻则以假语形象在尘世留存。然而也许是薛宝钗形象太得中国读者的人心了，几乎没有人愿意把这个“品格端方、容貌美丽”的小姐与“腰圆背厚、面阔口方”的贾雨村先生联系到一起。而事实上，薛宝钗形象的确蕴含着中国民众的道德规范和中国历史的读解密码。亦即是说，这个形象是了解中国人际结构的全息读物，其全息性可抵得上一部《资治通鉴》这样的煌煌巨著。在这个意义上，薛宝钗的生存策略几乎就是一部处置人际关系以及从事政治斗争的形象指南。 在薛宝钗的生存策略中，“浑然不觉”只是一种手法，此外尚有杨妃戏蝶、机带双敲、讽和螃蟹咏、兰言解痴癖、小惠全大体、脱身避嫌隙等等一大串精彩节目。宝姐姐平日里寡言罕语，自云守拙，但在关键时刻却动如脱兔，一出口总能收到可观的利益和动人的效果。虽说是个闺阁少女，但其世故之深，绝不下于贾雨村式的须眉官僚。也许是中国政治和家族结构高度对称的原因所致，薛宝钗的生存策略全然等同于帝王将相之间的宫廷和官场的处世之道。在此，利益博弈和道德而具分别作为一阴一阳的策略核心互相补充互相照应。 与林黛玉的寄人篱下不同，薛宝钗进京的缘由在于待选才人赞善。薛家虽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但毕竟由于其父早逝，金银满箱而势单力薄，因此补势之不足乃薛氏家族的当务之急。正如贾雨村有“求善价”和“待时飞”之志，薛宝钗抱有待选之心，而且宫中待选不成，退而求其次，便是通过金玉良缘与贾氏家族的联姻；这在贾氏家族又正好求之不得，其时该家族正处于势在而金库日渐亏空的入不敷出的窘境。这种两大家族之间的势力和金钱的互缺互补，不仅双方家长了然于胸，即便远在宫中的贾元春也洞若观火，她送出的赐物所肯定的不是木石前盟而就是金玉良缘。小说在写法上的高妙在于，有关这种利害关系，整个叙述不着一字。这不是作者故作高深，而是他明白中国社会的一种人际默契：说得的做不得，做得的说不得。比如忠臣烈女之类的道德标榜和张扬，这在聪明的人都明白，不过是说说而已，只有愚夫痴女才会如此当真玩命；相反，牵涉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纷争，大家从来不会公然挑明，而是不停地诉诸种种冠冕堂皇的口实，对实际内容讳莫如深。正是这样的做得的说不得，薛宝钗才对林黛玉的尖刻浑然不觉。与林黛玉的桀傲不驯相反，薛宝钗时时处处照章行事。由此，这位宝姐姐在薛林之战中理所当然地占了先手。 薛林之战的挑起者不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感情，而是薛氏家族和贾氏家族之间的利益；薛宝钗不是就个人情感而是从家族利益连同自身利益出发，挑起了这场在小说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人际战争。这场战争的核心不是为了击败对手，而是为了夺得婚姻。沉默寡言的薛宝钗心中对此十分明白，也正是这样的明确性，使她可以对林黛玉的种种讥讽置若罔闻，但一旦贾宝玉表示什么姿态，她马上毫不迟疑地加以反击。诸如带机双敲、讽和螃蟹咏之类，起因都不是因为林黛玉的尖刻，而是贾宝玉的感情倾向。即便是贾宝玉为了和林黛玉说话而请她去陪贾母玩牌，她也会当场反唇相讥：“我难道是为玩牌才来的么？” 薛宝钗在自身利益上的这种明确性，在人际关系结构的隐喻层面上有其天然的逻辑性。因为在三的位置上，人物不具备历史的实体性。所谓三生万物不是三本身意味着万物，而是三通过与二的关联尤其是通过对一的作用才实现其变易。在《圣经》中，尽管蛇启迪了人类的始祖，但人类的历史毕竟还得由亚当来创造。同样，在《浮士德》里，梅菲斯特要实现历史的意志，必须把浮士德请出书斋。蛇的智慧和梅菲斯特的意志，不诉诸亚当或浮士德的力量，那么也就仅仅是智慧和意志而已。因此，尽管薛宝钗的对手是林黛玉，但她所要攫取的目标却是贾宝玉。林黛玉再尖刻，对薛宝钗来说也构不成婚姻；惟独那个看上去浑浑然的贾宝玉才是她实现婚姻的必经之路。她可以忍受林黛玉的所有冷嘲热讽，但她经受不起贾宝玉在爱情和婚姻之间的丝毫动摇。正是这样的缘故，当她看到贾宝玉为林黛玉的诗会夺魁高兴得手舞足蹈时，按捺不住一腔怨恨，以比林黛玉刻毒一百倍的语句写了那首尖酸之极的螃蟹咏。可见，薛宝钗怕的不是同性中的异类，而是异性中的同类。尽管她是世俗社会的高士，但以她的那种城府，她尽可以在同性中所向披靡，但一踏入男人世界就变得底气不足。她想像不出在异性世界中还会有她的异类，或者说，出于她对男性世界的与生俱来般的认同，她无法揣度异性中的同类居然会变成同性中的异类那样的异端。在她的心目中，林黛玉是不可救药的，虽然她向对方显示过她的兰言和关怀，但这并不妨碍她不无幸灾乐祸地看着对手一步步走向毁灭。或许正是这样的心理，在她母亲爱语宽慰林妹妹的时候，她会在一旁以胜利者的姿态玩弄将失败者推入薛蟠那个泥潭的恶作剧。然而，她无法理解天底下还会有贾宝玉这样的男人，不爱武装爱红妆。这个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自的少女，一步步地走进她所精心策划的男人世界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贾宝玉那样的男人正在从那个世界中一步步地走出来，走向她所不屑的女儿世界。要知道，这上身处大观园女儿世界的宝姐姐从来没有把她所属的世界当回事，《西厢记》《牡丹亭》那样的故事，在她只是小时候读着玩玩的东西，哪里就把这种儿女私情当真了呢？而她一个少女尚且不把这些玩话儿当真，她怎么能想像贾宝玉那样重要的一个爷们会如此认真呢？可怜她机关算尽，最后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婚姻，却得不到她为此花了那么多心血的那个男人。至于后四十回续作中的圆房得子，不过是高鹗之流以拙劣的手法硬发给她的一个道德奖品。这个贾雨村式的少女形象，在事实上的结局是，正当她踌躇满志地一面看着林黛玉归西，一面走向胜利的洞房时，她突然发现她到手的只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婚姻。这种空洞在于，除了婚姻及其庄严的仪式，其他什么都没有。她夺得了婚姻，却失去了作为婚姻对象的那个男子。正如林黛玉期待了一场不可能兑现的爱情，贾宝玉追求了一个不会在尘世落实的诗魂，薛宝钗夺得了一个没有对象的婚姻。命运在此再一次出示了其内在的逻辑连同不无警世意味的黄牌警告：任何有目的的努力最终得到的都是努力的过程而不是努力的目的本身。 应该说，在其隐喻世界中，薛宝钗的使命与那条蛇或者梅菲斯特是一样的，即旨在如同把亚当诱离伊甸园或把浮士德引出书斋一样地把贾宝玉带出大观园。但是蛇和梅菲斯特成功了，惟独薛宝钗却失败了。如果说这是因为薛宝钗本身缺乏魅力没有诱惑力，显然不能成立。她不仅生有让贾宝玉变成呆雁的丰润玉臂，而且还有美丽的容貌和端庄的资质，写出诗作来也不失身份，不语亭亭，诸如此类。这样的形象至少足以把那些可怜的续作者连同许多同样可怜的世俗男子弄得神魂颠倒，口水直淌，我想她在那个神圣使命上的失败只能归咎于生不逢时，以致命运不济。蛇的形象虽然丑陋，但它却出现在创世纪中；梅菲斯特形象固然可怕，但他却正值整个西方文明如日中天的当口；遗憾的只是雍容华贵的薛宝钗恰恰在末世之际走向贾宝玉。这个蠢物不仅不愿走出大观园，而且还抱定了与大观园同归于尽的决心。亚当不走出伊甸园，也许就不存在人类历史；浮士德不走出书斋，也许西方世界至今滞留于中世纪的黑暗；但贾宝玉不走出大观园，结果会怎么样？这不仅为薛宝钗所始料不及，也为所有的人们无以揣度。但问题在于，贾宝玉的走出大观园已经成了事实，致使胜利了的薛宝钗只好向隅而泣。在此，所谓由色而空再一次出示了其实际内涵。虽说《红楼梦》中的这三位主人公最终各得其所，林黛玉获得贾宝玉的一往情深，贾宝玉实现了由色而空的人生，薛宝钗夺取了贾氏家族的婚姻，但所有这些所得，在其另一面又显得空空如也。林黛玉得到的是无望的爱情，贾宝玉实现的是空幻的人生，而薛宝钗进入的却是没有婚姻对象的洞房。命运的逻辑在此显得如此严谨，纹丝不乱，一环紧扣一环。这里的三个关键人物只要各自后退一步，整个历史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笑剧。好在他（她）们三个都是认真严肃的，谁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追求，谁也没有放弃自身的规定性和存在性，谁也没有放弃这由色而空的生命历程；这之中即便有什么悲剧意味，也因为这三个环节连同其关联结构的合理性。所谓悲剧，在此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无以实现之间的冲突，而就是这种命运本身在逻辑上的合理性。曹雪芹领略了这种合理性，他写出了《红楼梦》这样的命运之作；相反，高鹗之流续作者违背了这种合理性，结果以狗尾续貂的粗俗贻笑后人。 当然，薛宝钗在贾宝玉身上的失败，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在于她对来自男人世界又居住在大观园中的这个男子的误读。她以为贾宝玉如同其他男人一样是泥做的，她不知道这个说出男人是泥做的男孩本身恰好不是污泥，而是顽石，并且经由林黛玉之泪的清洗而成为宝玉。这个在世俗世界战无不胜的女子，对神明世界却茫然无知。或许是将世俗的人际关系看得太真切，结果造成了在审美上的天然色盲。当她耍弄金蝉脱壳计时，当她得意于“白玉堂前春解舞”时，当她乐滋滋地唱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时，她也许不会看见上帝在朝她皱眉头。 她不知道她的这种世俗性使她离婚姻越近，离宝玉越远；最终婚姻在手而宝玉飞逝。她的深谋远虑使她结果走进自己设置的圈套，她夺得婚姻，却同时付出了一嫁不返一嫁无改的代价；亦即她走进洞房，这洞房却由于对象的缺席而变成她的牢房；她以贤惠入主贾府，结果成了贾府中的贤惠本身。如此等等。相形之下，当年的大观园显然要比她的洞房美好得多了。她的所弃远甚于她的所得。审美的丧失，导致善良的虚假，而善良的虚假又必然走向真情的死亡。一旦真事从这位宝姐姐那里隐去，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与贾雨村先生对称的假语形象了。以薛宝钗的聪明，居然没有领悟到贾宝玉对贾雨村一类人物的讨厌意味着什么，这比之于林妹妹的纯真和灵气的确相差一大截。由此可见，人的聪明与人的天性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尤其是聪明一旦致力于作假，那么灵性的丧失和浊气的上涌以及审美判断上的失盲等等就将随之降临。而薛宝钗的全部生存策略，又恰好就在这作假二字上，让人为之扼腕不已。 与作假这一核心内涵相应，薛宝钗生存策略在表象形式上所呈现的乃是温良恭俭让的道德面具。当年为孔子所倡扬的贵族道德，到了薛宝钗的时代已经变成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处世之道，并且由于其中糅合了道家智慧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韬略权术，该道德于绵羊般的温柔之中透出一股寒气逼人的阴冷；初初一看笑容可掬，细细一想毛骨悚然。艰深的世故，化入柔弱的人情，铸成无往不胜的人际武器。相形之下，诸葛亮七擒孟获式的智谋显得古老陈旧，几同儿戏。因为在薛宝钗的温良恭俭让之中，每一个字都意味着一套变化莫测而又不露声色的人际招术。 先从温字说起。人们可以将这个温字理解为待人和善，或者领略为和颜悦色，脾性良好，诸如此类。但切不可将此与缠绵悱恻的绕指柔式的温存相联系，即便说及举案齐眉也未必贴切。因为小说曾指出：“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所谓纵然是，即意味未必是。薛宝钗之温的最佳诠释，应该从王熙凤对薛林二位的评说中去寻找。这位精明强干的少妇在提及这二位姑娘时说道：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她。 正如王熙凤一语道破林黛玉的弱不禁风一样，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薛宝钗的温和背后的冷峻。可见，宝钗之温，必须联系凤姐所见之冷，方才理解得真切。否则，小说写她吃那么多的冷香丸岂不冤枉？因为这种温和不是基于真情，所以既不会转化为铭心刻骨的缠绵之爱，也未必会诉诸举案齐眉的心心相印，而只是心肠硬冷的外表反差，或者说，不过是冷香丸效应所致的冷美人的可爱包装。这种温和与王夫人的念佛异曲同工，属于一种过度压抑的心理反弹。王夫人念佛念着念着会突然一扬手将一个小丫环致于死地，同样，薛宝钗吃冷香丸吃着吃着就吃成了“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模样；幸亏林黛玉是不经风吹的美人灯儿，在婚姻大事上毫无竞争能力，否则林妹妹在宝姐姐那里的遭遇未必会比金钏在王夫人那里更加幸运。想想滴翠亭戏彩蝶的场面吧，以林黛玉的痴迷真情，怎么也对付不了薛宝钗经过冷香丸滋养的假惺惺冷冰冰的温和。 温字而下，是个良家妇女的良字。这良字的涵义，按薛宝钗自己所注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她也正是以良字立身，左右开弓，一面教训林黛玉，一面规劝贾宝玉。因为站在这个良字背后的是块墓碑，即节妇烈女之墓碑，或者说，是座牌坊，良人淑女的牌坊。尽管薛宝钗并非有志于成为节妇烈女，但她的全部勇气和力量却是确凿无疑地来自于那样的墓碑和那样的牌坊。所谓道德上的自信和尊严，也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否则，她凭什么教导林黛玉说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呢？所谓移了性情的潜台词，或者说真正的涵义，就在于背离了她所倚靠的那些道德墓碑和牌坊。因为按照人的本性和真情而言，在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迷失本性和失落真情的显然不是林妹妹，而是宝姐姐。可见，良者之良，不在于生命精华的汲取和体现，而在于从过去的死人坟墓上摘取鲜花，为自己编织花环花冠。失去本真性情的人们，往往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使自己变得充实起来。若说这是一种自我欺骗，但由于骗得真诚也就以假作真了。而且这被证明是非常管用的立身之道。死了人，开个追悼会，写篇纪念文章，都可以达到道德证明的效果，其奇妙一如揪出一些坏人，举国声讨一番，使声讨者们人人都觉得自己都完美无缺。这里的异同在于，追悼是将死者的光荣转移到追悼者头上，声讨是将声讨者内心的种种毛病甚或平日里的肮脏罪孽等等乘机转嫁于被声讨者身上。这种巧妙的心理掉包因为仪式的庄严和场面的激昂而被人们心照不宣地略过了，致使薛宝钗可以神情严肃形容方正地以良者自居，开导这个，规劝那个。 以温作表，以良立身，然后是以恭顺上。如果说薛宝钗温得有致，良得有理，那么她的恭则有利有节，而且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同的恭法。按照贾母的脾性，甜软食物和热闹戏文显然是有效的，当然，有时候还有“凤姐姐的嘴再巧也巧不过老太太去”之类的恭维。以王夫人的冷酷伪善，需要有人在她失手杀人的当口，送上一席深明大义的劝慰，揩去杀人者心中的血污；于是，薛宝钗这样的雪中送炭无疑又恭在点子上。至于在贵妃跟前，当然要恭得高雅一些，于是有了薛宝钗“凝晖钟瑞”一诗中的“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如此恭敬的模样，也许最典型的造型当推这位蘅芜君在“咏白海棠”一诗中的自我画像：不语亭亭。也即是说，薛蘅芜式的亭亭玉立不是因为身段容貌的俏丽动人，而是由于屏声敛气的默默无语。事实上，恭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声音的收敛。与此相应，贾府中的威严，也就体现在上上下下的鸦雀无声。王熙凤式的高声说笑固然有取悦之嫌，但比起薛宝钗式的不语亭亭毕竟逊色许多。不说话，或者小声说话，轻声轻气，恭字自然就有了。再加上把话说得恰到好处，顺从之意便随着轻声轻气的声调汩汩流入贾母王夫了之类的长辈的心田。恭与顺的结合照应在不语亭亭的薛宝钗是体现得相当完美的。她绝对不会像鸳鸯那样在贾母跟前恭而不顺，也不会像王熙凤那样对老祖宗顺而不恭，而是恭得得体，顺得自然。如果说这是惊人的作假，那也得承认假得天衣无缝。 恭字而下，便是个俭字。再粗心的读者，对薛宝钗之俭总不会没有印象的。当然，正好宝钗之恭小说着重在贾母跟前写出一样，宝钗之俭也是从贾母眼中看出的。第四十回中曾对此描绘道： 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萝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兴。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院，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止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分，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薛宝钗俭朴如此，不仅让贾母大为感慨，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自从俭朴被列为重要的美德，凡是有志于成为道德楷模的人们从来不敢有违此德。尽管在薛宝钗的这种俭朴面前，连那么感慨的贾母都觉得素净得有点忌讳，但“老实”的口碑毕竟竖立了起来。看着这样的衣物，或者看着薛宝钗雪洞般的闺房，谁还忍心说宝姐姐不好，指责薛宝钗同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呢？至于小说在描绘薛宝钗俭朴同时提及的“阴森透骨”“异香扑鼻”“愈冷愈苍翠”之类的词句，当然在大家一片感动之际被悄悄地略去了。在温良恭俭让这一整套道德武器中，俭字也许是最有力的攻心利器。因为人们在俭仆面前，很难提及审美。当你对俭朴者提出审美质疑，别人肯定会反问你，难道俭朴不就是美么？在诸葛亮的无盐之妻面前，你只能说诸葛亮之妻不美，但诸葛本人不以美色为娶妻准则的行为却具有道德上的光泽。当然你可以对此存疑，但中国历史就是以这样的道德规范构成的。人们所赞许的就是俭朴的不语亭亭，而不是凄美的倦倚西风。因为人们的道德热情远远超过他们的审美兴趣。 温良恭俭之下，让字殿后。有关让字，历史上还有过孔融让梨的典故，可见让字的要紧。在整个道德形象中，温是表情，良是资质，恭是造型，俭是色调，而让字所现，则是宽厚的风度。这种风度在薛宝钗体现于对林黛玉之让，对赵姨娘之子贾环之让，对薛蟠之妻夏金桂之让，等等之让。总之，在薛宝钗那里，让的风度是有的，只是这风度是否意味着宽厚却未必。因为她让了林黛玉却从来没有放过贾宝玉，不是规劝，就是相讥。同样，她让过赵姨娘母子，是因为这类人物自有凤姐乃至王夫人来对付，她不便搅和其中。至于让过夏金桂，更是一种以守为攻的策略，小说还特意为此补上一句：“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每每随机应变，暗以言语弹压其志”。可见，所谓让者，意在减少是非纷争带来的心力损耗，以便积蓄力量，集中于主要目标。这就好比树要长高，就得剪枝；而人欲成事，则须忍让。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有些忍让会造成无形中的纵容，宝姑娘就管不到那么多了。而且，以薛宝钗之明理，忍让并非难事。只是林黛玉或王熙凤那样的不忍让者，相形之下就处境不妙。一个被围于风刀霜剑，一个失尽人心，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岌岌可危，更不用说差点中了赵姨娘的暗算而送了性命。忍让使薛宝钗省去了许多麻烦，其效用一如恭顺使她得到了许多好处。一恭一让，顺上忍下，两两配合，相得益彰。恭者不让，没有群众基础；让者不恭，则不得上级信任。在一个号称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处世处得像薛宝钗那么成功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也正是这样的忍让心术，使薛宝钗在大观园遭受抄检之时，很及时地规避开去，既无同谋之嫌，又不受任何牵连，甚至干净得连旁观者的姿态都没有。薛宝钗让得彻底，让得浑然不觉。 不管怎么说，温良恭俭让的道德风范，就这样变成了温良其外阴冷其中的生存策略。在这样的策略面前，真正的德行，诸如浩然正气，大义凛然，两袖清风，高风亮节等等历史造型反而显得有点迂腐可笑，儒家风姿，倘若不以道家智谋为骨，总有喜剧形象之嫌。要么干脆作个牺牲，抛却头颅，洒掉热血，做个英雄或者道德样板又是一种选择，历史上叫做文死谏、武死战。然而，这在贾宝玉都觉得荒唐可笑，更何况薛宝钗那样的聪明人。薛宝钗将道德诉诸生存策略与其说是因为她存心作假或者天生有一种作戏才能，毋宁说是由于她所恪守的道德信条本身在审美意味上的丧失。尽管道德具有礼仪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功能效应，但人们的道德热情却不是出于恪守的自觉，而是来自审美的本性。道德的策略性首先消解的不是道德的规约性，而是道德的审判性。正是这样的消解，具有审美意味的道德风范沦落了策略化了的生存手段。在此，人际间的利益博弈替代了人对自身行为的审判观照，本能的物质需求压倒了人格的张扬和灵魂的追求。道德的审美指向在世人心目中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利益默契，这样的默契使薛宝钗的不语亭亭式的虚伪造型获得世俗的认同，而相反让林黛玉的倦倚西风式的审美姿态遭受公众的非议。因为美不美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有没有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现世内容。随着审美的失落，真事也自然相应地退隐。生存策略本身的作假性根本不在乎真性情的有无，既然人际间只剩下利益的认同，那么一切事情都在利益博弈的原则上成立。林黛玉的尖刻既美且真， 但不如薛宝钗的恭让假得让人赏心悦目。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上，具有审美意味的真情是最为世人难以容忍的存在。你认真了，别人怎么办？整个世界怎么办？于是聪明的薛宝钗就认假，假得上上下下无不交口赞誉。也许正因如此，面对虚假的沉重高压，曹雪芹不得不向读者声明，他的小说不过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更毋需赘言，小说在涉及薛宝钗的温良恭俭让时是多么的谨慎，诚如开卷所言，“不敢稍加穿凿”。 如果说贾宝玉的死亡准备中蕴含着由色而空的人生历险意味，那么薛宝钗的生存策略所体现的恰好就是死亡本身。这种死亡同时呈现于生命和历史的两个向度。 在薛宝钗的副本形象中除了袭人和王夫人这两个与薛宝钗同样被贾母称之为老实的人物之外，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隐喻性副本形象，即那个心如死灰的李纨。小说有关李纨的写照叫着“晚韶华”：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后人钦敬。 这首词儿与其说是在描绘李纨，不如说是在暗示薛宝钗的下半生景象。当读者从袭人身上照见宝钗的顺上形象、从王夫人身上想见宝钗成了宝二奶奶后的冷酷模样时，千万不可忘记，从李纨的写照中读出宝钗的结局。从袭人到王夫人再到李纨，这一系列副本形象所衬托出的，正好是一个在历时性上相当完整的薛宝钗。借用杜桑那幅著名的《走下楼梯的裸女》一画作个比喻，袭人——王夫人——李纨的人物系列乃是一串薛宝钗人生之链的连续展示。只是此处的机械性不在于文明的技术性上，而在于传统的道德性上。远在西方人为儿童们发现机器人玩具之前，中国人已经为一代代子孙设计好了道德人规范。按照这种规范，死亡不是以生命的终结为形式，而是被诉诸生存状态了无生气的无限延续。向……死亡的生存在此被全然颠倒成向……生存的死亡。为了身体的延续，为了物质意义上的不灭，为了动物性的苟活，这些道德修炼者们向世俗世界交出生命的精神指向、灵魂意味、以及存在体验。似乎为了深刻地点明这种道德修炼的可怕性，小说特意指出一个“冷香丸”的细节。据说这冷香丸的方子如同金锁一样，是个和尚给的，专治薛宝钗从娘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并且——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日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落水十二钱……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二十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里，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的时候儿，拿出来吃一丸；用一钱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有关这味药的实在与否且留给中医学家研究，至于其中白色花蕊、十二数词、雨露霜雪等等微言大义也可由考据学家们加以体味，本文感兴趣的只是小说如此郑重其事地描绘的冷香丸本身的隐喻意味。因为这味药的含义显然不同于娇弱的林黛玉在药物上的生命滋补，而是类似于贾敬炼丹以求长生不老那样的刻意修炼，只是一个修身，一个养性；一个乞求身体的永恒，一个注重德行的完备。尽管那股与生俱来的热毒曾使薛宝钗有过劝慰王夫人和嫁娲林黛玉那样的歹毒言行，但在冷香丸的治疗下，毕竟还是让蘅芜君保持了不语亭亭的优美。人们可以说那股热毒经由冷香丸的疗效会转为冷酷，但这无损于薛宝钗在以道德为面具的生存策略上的运用自如。我不知道这种冷香丸的秘方究竟出自何处，但薛宝钗形象籍此得以确立却是事实，就连曾经与宝姐姐识过金锁认过通灵的贾宝玉都闻到过薛宝钗身上散发出的冷香丸的香气，只是这位宝兄弟没有被这香气征服而已。 我弄不清中国人从什么时候起有了炼丹吃药的传统，好像在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就已现端倪。但可以断定的是，为人类所独具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就经过这样年深日久的修炼和吞吃，被渐渐地炼去和吃没了。比如李纨那样的人生，算是活着还是死了？同样，冷香丸带给薛宝钗的不是生命的活力而是阴冷的死气。从药方上看，这味药丸似乎是来自天地间的精气；但从其疗效上想，它又似乎是源自孔孟老庄的典籍。冷者，在孔子那里类于温良恭俭让似的中庸平和，在孟子那里相近于表面仁慈实质霸道的以德服人，在老子那里可以感觉到柔水或者兵器的冰凉，在庄子那里可以联想到那棵著名的无用之树。生命有时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仁人之心或仁人之德；生命有时候又是很宝贵的，非但不能随意挥发，而且必须加以珍惜滋养。总之，这冷香丸冷得很玄，若说它与色有关，它显然没有色的热情；若说它有空的意味，它又显然缺乏空的境界。由色而空的生命历程在这冷香丸的导引下变成了由冷而死，由死而存。我不知道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是擦了什么仙药而保存至今，但在我们这个国度中的道德木乃伊却是吃了冷香丸才成就了的。这种冷香丸在效应上与大麻、海洛因、可卡因之害的毒品正好相反，不是把生命一下子推到极致，而是把生命逐渐逐渐地冷冻成不语亭亭日已昏的僵化形态，不声不响地站在昏黄的天空下；你说她死了，她却活首；你说她活着，她却事实上早就僵硬了，一如那首“晚韶华”所说：只是虚名儿后人钦敬。而事实上，所谓不语亭亭日已昏的自画，也正是“晚韶华”的意境写照。 一味冷香丸，一首晚韶华，刻画出薛宝钗生存状态的全部真相，不是生气勃勃的，而是死气沉沉的。这不是什么报应，而是选择作假虚伪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与情种和诗魂那种指向天国的精神追求相反，薛宝钗执迷于世俗的人际权术和物质利益，结果放弃了生命的真实而选择了道德的虚假，这种虚假在小说中早在第十八回的省亲场面中业已通过贾元春的感叹和垂泪点破，但薛宝钗就是执迷不悟。相形之下，在贾元春的洞若观火面前，薛宝钗的深藏不露显得多么肤浅。在不语亭亭的不语二字之中，蕴含着的不是深刻的见地和博大的心胸，而就是浅薄的势利和狭隘的心计。世人总是误读一些沉默寡言的人物，以为他们深不可测，殊不知他（她）们沉默寡言的真正缘由乃是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不敢坦露自己的心胸，或者要而言之，他（她）们丧失了活着的骄傲，从而把垂死的卑怯深深地藏入自己的心底。城府越深，死气越重；这种可怕的成熟将薛宝钗锤炼得毫无青春气息，即便偶尔有个扑蝶的少女模样，也很快消失于金蝉脱壳的阴暗心理。且不说黛玉的灵气，湘云的天真，即便是藕官那样的活泼，莺儿那样的童稚，也不曾在宝钗身上闪现些许。她在大观园中端庄持重地走着，有时看上去像袭人，有时看上去像王夫人，有时看上去又像李纨。整个一个少女姿容妇人心的世俗造型，一个如同贾敬炼丹那样不可救药的道德修炼者。这个形象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萎顿，而且象征着历史的败落。 薛宝钗形象在生命向度上的死亡转为历史的象征，则是历史创造的双重失落，即审美的消隐和变易的窒息。作为一个女性形象，薛宝钗的道德修炼遗弃了作为审美理想之于男性的导创性；作为一个置身于变易位置的历史角色，薛宝钗那种以冷香丸为象征的死亡状态使历史的创造性推动化为乌有。让人深感痛心的只是，以往的《红楼梦》读者几乎就看不到薛宝钗形象的这种寓意，从而莫名其妙地纠缠于褒薛抑林还是褒林抑薛的庸俗争论。 只消对比一下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贾宝玉与薛宝钗最初见面的景象，便可明了薛宝钗形象之于男性的那种非审美和非创造意味。宝玉黛玉一见如故，不仅感觉对方似曾相识，而且同时怦然心动，双方心中齐齐电闪雷鸣。然而第八回中贾宝玉与薛宝钗的识金锁认通灵却如同地下组织接头联络一样，互对暗号，互识标记。不仅显得鬼鬼崇崇，而且识认到最后，竟以冷香丸的香气作结。联想到宝玉一见黛玉没有佩玉，立即摔掉那劳什子的情形，其间的隐喻意味昭然自现。一则是生动的灵性，一则是僵死的利益；一则是美的映照和爱的激情，一则是忐忑不安的辩认和冷香暗袭的死气。如果做一个代数式的填空游戏，假如把林黛玉换到海伦在《伊里亚特》史诗中的位置上，该史诗照样成立；相反，假如将薛宝钗代换之，那么双方只消对对暗号，识认一下宝玉金锁之类的记号便安然无恙了。在此，尽管也有些许男女之间的肉欲因素，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电闪雷鸣般的瞬间感觉以及这种感觉所意味着的审美和创造力量。正是这样的意味，使宝黛之间流溢着清新灵动的爱情旋律，即便同卧床榻，也照样如泣如诉；相反，贾宝玉在薛宝钗玉臂跟前的形同呆雁，让人联想起的却不过是类似于贾琏之于尤二姐或者西门庆之于李瓶儿那样的世俗冲动；试想，倘若没有林黛玉形象之于贾宝玉的审美导引，那么在薛宝钗的认领之下，贾宝玉会走向哪里？他能避免宝玉的蒙尘和沦落吗？这就好比没有海伦或者女神导引的浮士德，创造力固然也同样得以发挥，但却发挥得相当粗暴，既没有希腊时代英雄的浑朴天然，也没有堂·吉诃德那样的诗意辉煌，而是如同西绪弗斯之石滚下山坡那样随着历史的行进，滑向物质化的深渊，经由机器时代走向原子弹时代。 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呈现其历史沉沦的；一方面是男权道德越来越苛刻地要求女性放弃本真的审美意味，一方面是为男权道德所束缚的女性越来越世俗地将男人推向男权专制；要而言之，一方越来越沉溺于向女性的施虐，一方越来越屈从于受虐的变态快感，从而形成暴力男性和道德女性的互补格局，物质的暴力和道德的专制互相勾结互相倾轧，使男人越来越粗俗，女人越来越丑陋；最后与暴力专制的男权社会相应，西门庆扮演了两性之间的秦始皇，以辛勤的阳具替代了统一中国的征伐之戈。与此相应，薛宝钗的道德形象又正好补足了这种男权专制结构的另一部分：作为受虐对象向施虐对象的无条件认同。 由此可见，薛宝钗的道德面具所基于的，不是薛宝钗自身的道德，而是秦始皇和西门庆的道德。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真正意味，乃是女子对自身存在的放弃和对男性权力的依附。这种可怕与其说在于女人的自我祭献，不如说在于女人对自身之于男人的创导权利的放弃。如果说三从四德是男人之于女人的暴力专制，那么女人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信条的恪守则是女人之于男人的审美弃权。力量没有审美导引演化为暴力，审美弃权换得的道德形象又姑息纵容了暴虐的历史。或许是痛感于这样的沉沦和黑暗，《红楼梦》才开宗明义地推出女娲这个女神形象，站在补天的位置上。相形之下，薛宝钗的生存策略在这一补天形象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一如她的道德面具在林黛玉形象的对照之下显得那么虚假和苍白。 不管薛宝钗形象在身体上有多少丰满圆润，但由于这种虚假性，在那个历史变易位置上，她只是一团苍白无力的道德象征。这一象征既无力将贾宝玉引出大观园，又无力把变易的推动传递给具有创造原生力的历史主体。当贾探春站在男人的创造位置上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的时候，薛宝钗在一旁关心的却是收买人心的小恩小惠，一如王夫人赏赐给丫环几件衣物那样的仁慈。这种道德形象既没有审美意味，也没有创造指向；既没有林黛玉式的风流潇洒，也没有贾探春式的心胸气度。至于她对贾宝玉的那种规劝，当然不在于激励对方去做出什么事业，而是鼓动对方去攫取世俗利益。历史的进步虽然与私欲有关，但创造本身却绝不限于创造者的身体以及作为这种身体之延续和扩展的血缘家族。每当一个具有开拓性的帝王想到将皇位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时，他的创造性也就中止了。女人的这种道德规劝，在历史上的可怕性绝不亚于男人的暴力和专制。正如暴力和专制将历史沉沦于愚昧和昏暗一样，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规范将道德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性和贵族性降低为道德，因为成为人性枷锁而来的专制性和世俗性。而女人一旦丧失高贵的美，男人便如同没有方向的犀牛一样听凭自己的力量横冲直撞。历史的时间性由此失落，变成一团无休无止的混乱。这种混乱的最后结局，则是男人和女人在历史位置上的彻底错位，女人扮演皇帝，男人成了道德楷模。或者说，女人尝试权力的威严，男人出演道德的优雅。薛宝钗的生存策略在历史上的最后一幕，就是这样的。 李劼《红楼十五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