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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批评 汪政 晓华 我的批评观 汪政、晓华 “今日批评家”已经越来越有一种“昨日”的感觉了。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精神现象之后，当传统的纸质媒介不再是文学的唯一传播方式的时候，批评就更加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因此，再来谈论什么“我的批评观”的确有些可疑。 时势发展到今天，回过头再去检点这20年的批评史，会产生一些冷静的想法。人们曾经普遍认为，这20年的文学批评是自中国白话文学史发生以来最为活跃、从通行的学科标准来衡量也是一段卓有成效的文学历程。据说这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批评确立了自己主体的地位，凸现了批评家的个性和创造性，开拓了一片自由的空间。如果真的如此，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也不会有今天的失落与尴尬了。而事实上，如同我们这20年经历过的许多事物一样，批评同样存在虚幻的、浮肿的、泡沫的、伪繁荣的一面。如果要我说一句判断，我觉得批评始终在追逐、在依附、在乞讨、在迎合……最是批评不自由！ 我们的批评不可能摆脱对意识形态的依赖，这样的依赖既表现在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动和被动的依靠上，也表现在对域外引进的意识形态的借重上，这两方面构成了这20年来批评的两重话语的霸权。我们的批评几乎没有理论上的原创，很少有批评家有意识地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去培育、催生理论之树，批评呈现出严重的哲学贫困。我们的批评摆脱不了对“方法”的迷恋，20世纪80年代曾有方法年之类的说法，这足以说明批评对方法的追逐之热忱。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一时间公式、图表、模型满天飞，倡导交叉，热衷边缘，一些批评文章如读天书，莫辨文理，其流风余响转而为对域外批评方法的操练、分析、建构，就看谁能将日常语言置换为全新的概念。 前些时看到一些著作，已经在对这场旷日持久、至今不颓的方法与概念运动进行总结了：试看今日之天下，谁是“解构”的高手！我们的批评不可能摆脱对“学术”的热衷，一方面，批评家少有理论的原创意识与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渴望由批评家而理论家。好像只有将自己的批评改装成一本正经的学术面孔，才修成了正果。于是，倡导学术的规范，呼吁学院批评，人为地在批评界设置出朝野之分，其直接的结果是渐渐地养成了一股死板腐朽的文风，牺牲了新时期批评发韧之时难得的清新、感性和凌厉之气。随着这种学术的所谓规范，一些批评家也随之“金盆洗手”、退出评坛，因为他们发现，游戏规则正在改变。我们的批评不可能摆脱对时尚的追逐，相对于意识形态，时尚是另一种权力，它以弥散的方式充盈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是什么左右了我们的趣味？是什么支配了我们批评的价值取向？说到底，其中就包含着时尚的观念和时尚的思维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时下的批评才那么奇怪地为“文学小鬼”和“文学美眉”反复地鼓噪。 最后，我觉得我们的批评不可能摆脱对传媒的依赖。文学自然不可能不借助一定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在传统的思想观点中，媒体只不过是工具，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但现在的媒体长大了，它已经善于整合社会的各种势力与策略，通过培养和塑造它理想中的媒体人格与媒体心理来影响乃至左右社会。在文学一步步以媒体的价值观和运作方式来重塑金身时，批评的趋鹜现在已被看成是家常便饭，批评家们已习惯和乐于按媒体的要求从事所谓批评，并且按市场法则来处理自己与媒体的交换关系，批评已能娴熟地在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市场规则与消费机制中来寻找自己的生存之所。也正因为这一点，批评正在为文学的商业化推波助澜，批评家有时已经变成文学的推销商与广告人。 说以上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就置身其外。事实上，一个人侧身其间并从事多年批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潮流的推动，浸淫日久，也会变得麻木的，片刻的清醒不过使人更添颓唐与伤感，甚至会恶作剧般地自我作践而陡生堕落的快意。最纯洁的、也是让自己感动的想法就是做一名读者，读自己想读的作品，并记下自己的感觉和想法。如此而已。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