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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观 姬中宪 我曾经因为文学观不合与好几位相亲对象闹掰了，但是要我写篇文章来阐述自己的文学观还真有些难，我用了很多年才养成“凡事别总结”的好习惯，因为一总结就要损害事物原本的多样与暧昧，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拒绝被总结的，文学就负责这一块。所以我现在来总结一下： 很多次我纠结于要不要给我笔下的人物穿上衣服，要不要详细描写他们的外套和鞋子，因为从门外或者车里走出一个人时，我们总是先从外表衣着看起，将此人从头到脚看个遍的，无数文学名著也是先从帽子头花写起的，有的能写好几页。而这恰恰是我的短板，我总是记不住人家穿了什么，也不敢乱想，我的服饰想象力为零，买衣服的时候，非得让服务员给我找一件深色夹克搭一下，我才知道深色夹克配白色连帽衫适不适合我。据说日本动漫是靠发型来区分人物性格的，所以有段时间我喜欢抓着拉手站在地铁过道里，观察座位上一排人的发型，我坚信头发蕴藏着人的一切，哪怕他是个秃子。我在手机备忘录上记下了很多人的头发，以便有一天将它植入某个小说人物的头上——我可能白忙活了，最终我的多数人物还是赤条条的，没有衣服，没有肤色，没有名字，只有他和她，如果出版规范允许，最好连“他”和“她”都不用，就用无性别的 TA。 我也记不住美食，这真是个要命的社交缺陷，请人吃饭时，我一点菜就紧张，点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经常连点两份鱼或两份豆制品，被人请吃饭时，哪怕当场吃得再香的一道菜，事后马上忘记，显得很没礼貌。希区柯克说：我绝不让我电影中的人吃与他性格不符的食物。这话让我自卑了很久，然而又觉得好莱坞的叙事还是过于高效过于功能化了，现实中的人，每餐必吃“与他性格相符的食物”吗？ 我并且是个器物盲，即使手边常用的一些东西，我也叫不出它们的学名，这大概不影响生活自理，但写作时很吃亏，我羡慕汪曾祺、安妮·普鲁和鲁敏，他们早早做起了名词的主人，万物信手拈来，即为我用，而我只能苦心搜罗一堆局部的关键词，去百度上搜，比如用“圆锥”“车位”“红黄”得出“交通锥”，用“旋转”“交叉”“只进不出”得出“不锈钢手动单向十字旋转门”。我也不认识植物，我能叫出名字的植物大概不超过十种，我虽然有部小说名字就叫“花言”，但我从来不敢写花，不得不写到花时，就叫它们花…… 艺术信奉“表象即实质”“表象就是一切”，虽然不能说表象就是名词，但总要从名词开始吧。我相信一个好的名词是自带文学性的，是反复锤炼、高度浓缩的作品（作品也不过是一次篇幅更长的命名），最典型代表就是人名和作品名，尤其是那些名词的作品名。据说格非想到“格非”这个笔名时颇为兴奋，仿佛一部大作完工，从此开启一生的写作；艾玛的短篇小说《白耳夜鹭》要感谢这个又学术又富有诗意的鸟名，如今百度上搜这鸟名，首先是艾玛的小说，其次才是那个叫“海南鳽”的鸟。小说家将一个生僻的名词据为己有，原本就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我在《鹿岛鹿角与大阪钢巴》的第二个故事中用到了“血橙”，我其实认识的水果也有限，并且只认识到苹果、橙子这些一级目录，写这个故事前后，大概刚吃过血橙，“血橙”这个词于是进入我的体内，我觉得这个词有点重口味，自带暴力、血腥和一点色情，然而终究又是可口的水果，发音也好听，就用了它。如果只是将水果作为故事的道具，我完全可以把血橙换成丑桔或是别的什么，但气氛一下就别扭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名词的魅力。 作品人物的名字更是马虎不得，外国小说且不论，中国当代小说，你只要看一眼里面的人名，大概就能看出这个作者的品位和水平。我32岁写《我不爱你》，给书中男女取名马哲和唐米，四五年后我续写他们的故事，就发现这两个名字太过于轻浮，不似人间应有，接不住后来的故事，又来不及换两个更世俗、更符合公安局备案传统的名字，只好用“他”“她”代替。也曾学阿乙到医院的电子叫号屏上去记名字，疾病面前的人最真实、分布最均匀，名字最堪信任。当然也有阶级区分，一家医保定点医院和一家挂号费上千的贵族医院的电子屏上，名字风格估计也有不同——贵族医院甚至根本没有叫号屏（普通医院近年来为防止作家抄袭，也喜欢隐去一字，用星号代替了）。同理，如果你写一位00后大学生，名字居然不叫亦菡、诗琪、子杰、俊昊、胜烨，就有点太不接地气，太对不住他们那看琼瑶剧长大的一代父母了。 说到底，我对名词仍是陌生和犹豫的，究竟应该让它们更具体还是更抽象，我一直没想好，我的小说也因此分化为两极，暂时看不到合并或兼顾的可能。我和名词的这种不友好关系，也因为骨子里的轻慢，一种文学直男式的轻慢——能用百度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名词、器物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文学应该有一种绕过它们直取本质的方法；又或者：远离名词，是为了更接近器物——那个尚未被修辞化的器物。如果你有修辞洁癖，你会发现今天的写作者已经无词可用，因为放眼望去，万物都被修辞，很少有幸免，日月风云，柴米油盐，包括血橙，都被文学过度征用，以至于盖过了它们在科学和常识中的本意，当我们说“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可曾征得斑马的同意？ 与名词相比，我好像对动词更亲近些，脑子里储存了无数单音节的、生龙活虎的动词，它们并不生僻，多数都很常见，人人得而用之，我的乐趣在于为每一个动作赋予一个最意外又最传神的动词，这件事太好玩了，我是用动词而不是名词击垮这个世界的，如同一个拳击手使出一套组合拳，将那高傲的对手打翻在地，外行以为他不过抡了一通王八拳，其实招招都有名字，有讲究。有时也过分沉湎于动作，将人的行动一帧一帧拆分成定格画面，细细描画，这过程简直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动词描画的也是表象，但好的动词自带动机、情绪、观点，自带一切，人的肢体语言比口头语言更可信，比心理活动更可见，是作家天然的宝藏。 动词规划的是人与人、人与物的空间关系，如同武术，不管散打还是械斗，归根结底是肢体或棍棒的穿插走位，最终，一方保住自己的空间，或侵扰了对方空间，自己手脚协调，却将对方手脚逼成反关节反逻辑的空间关系，算打架打赢了（盖里奇拍《大侦探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打架前先推理双方的交手过程，某种意义上是可行的）。空间是可视的，所以武术自带美感，可做表演项目。读徐皓峰的武侠小说时有过这样的感觉，高手过招，严谨程度堪比动态的建筑学，建筑最重要的是结构自洽，这样才能站住，歪了或是塌了，当然是失败的建筑。电影《一代宗师》里那句话（应该也是徐皓峰写的）：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对的，站着，错的，倒下——我总觉得说的也是空间关系。 我对动词的精研，源于我对空间的迷恋。我虽然有脸盲症，也记不住美食和衣服，但对空间格外敏感，中学时虽然学文科，但高考数学分最高（语文最低），尤其擅长立体几何，大学时痴迷埃舍尔的“不可能空间”，几近疯魔。走在陌生的城市，常有一处街景让我瞬间恍惚，觉得好像来过，一篇小说由此萌生。开车虽然主要靠导航，但对高架的夹角，路口的弧度，枝蔓和电线对天空的切分这些事关空间的画面的辨识度要超过卫星。那些复杂而严密的机械结构比文学艺术更吸引我，建筑工地上密密匝匝的脚手架常让我驻足流连。清晨或傍晚，一座高楼投出整齐威严的阴影，负重的小人如工蚁般走过，或者一上一下两架自动扶梯上，两个不相关的人交错而过——一部艺术作品的全部要素就算集齐。从灵感、意象落实到文字，每个写作者都有TA 的秘密通道，我的通道就是画面，我非得在脑子里搭建出这样一幅画面，经画面的转译后，才知道我要写什么。读者常说我的小说有画面感，应该也与此有关。 在我看来，城市就是空间。人类曾花费成千上万年和时间做斗争，发现斗不过它后，转而与空间协商，总算成果斐然——城市就是人与空间协商或搏斗的成果，人们享用这成果，反过来也被这成果吞噬。所以我总觉得不懂立体几何的人写不好城市小说。王家卫、杜琪峰的许多电影，讲的其实是城市中人与空间的关系，所以人物常有摆拍感、舞台感，为的是精准站位（杜琪峰甚至考虑过亚洲演员骨架小，撑不起宽银幕，所以喜欢拍群像，好让人与空间关系更协调）。 迷恋空间，就没法不迷恋结构，这是很多年来我的小说结构花样百出的根本原因。不玩弄结构，怎么对得起空间这个母题？好比我们不能责怪一个建筑师不研究砖头，只玩结构，因为这是他的天职。小说发展到现代，留给小说家的母题越来越少了，母题多数都被父亲——那些更流行更具解释力的东西——给拿走了，比如时间，文学曾经在这个话题上一家独大，将时间视同生命，垄断解释权多年，直到有一年被物理学抢了风头。但物理学对时间的新发现又成为文学想象的新一轮红利，直到现在。现在，已知的时间，差不多快被写尽——除非有一天科学再次定义时间，说时间其实是三角形的，或者时间其实是一种可食用的流食——在这无事可写的时代，我们不妨来写写空间，像《三体》和《北京折叠》那样在空间上做做文章。没准儿，下一个千年文学新的增长点就是它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