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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深圳作协副主席要等换届才能免去，但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为准确核算我的退休工资，社保部门把我的档案翻了一个地朝天，结果发现我的初级、中级职称是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但副高、正高职称却是文创二级、一级，准确无误记载了我从一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向作家转变的过程。 我认为工程师和作家的本质一样，都是“创作”，只不过侧重“工创”还是“文创”而已。科学家的任务是发现自然规律，工程师则利用这些规律创造发明出有利于人类健康与进步的新产品新技术，这和文学理论家与作家的分工一致。对于我1988年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奖，我认为是当时没有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的结果，好比如今仍然有人认为作家就该是“文学家”一样。可我真的不是“文学家”，只是特别善写而已。1990年我原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举办科技成果展，我一个人展出的论文和著作超过全院2000多名工程师的总和，这并不表明我的专业水平力盖群雄，而仅仅是因为我特别善写，这也可以解释2001年我任高管的上市公司退市后，为什么能突然成为“高产作家”。 善写主要是遗传。我很小就记得父亲一天到晚在写，更记得当年父亲为如何藏匿小说书稿而流露出的焦虑与恐惧。尽管由于时代局限，父亲写了一辈子的书却没有出版一本，但他善写的基因却遗传给了我。自2003年正式成为“坐家”以来，我平均每年在省级以上纯文学期刊发表4个中短篇，正式出版3部长篇，至此，已正式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50本。但此情景到2020年似乎戛然而止，并非我失去了写作兴趣与能力，而是如今的出版业遭遇了空前的窘境，我手上已经积压数本书稿了，还写吗？ 正当我打算放弃长篇小说创作而只为杂志社写中短篇甚至只写散文随笔的时候，突然接到陈红晓先生的电话，说中国文史出版社打算首批精选我7本小说再版，只是版税可能不如首版那么高，问我能不能接受？ 若不是老朋友和他的知名度，我一准以为是骗子。一次再版我7本书？不要我“包销”还给我版税？尽管是老朋友，尽管陈红晓先生创立的“作家集团”以文学智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载体，一直致力于繁荣中华文学创作事业，但我也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正好砸到我头上。我打电话给周思明老师，他和我一样，特别善写，我们并称深圳的“二高”，我是高产小说家，他是高产评论家，“一天不写就难受”，所以我们虽然私下交往不多，但彼此视为同道人，并且我相信作家常年埋头拉车，评论家有时会抬头看路，所以这种类似天上掉馅饼的事，我首先向周思明求证。 “真的。”周思明非常笃定地说，“肯定是真的。” “为什么？”我问，“你认识陈红晓吗？你与中国文史出版社熟吗？” “不认识，”周回答，“不熟。” “那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我问。 “因为我最近接到北京一家文学研究机构的电话，他们约我写一篇有关‘创业文学’的综合评论，还特别提到了你，说你的小说无论以前叫老板文学、商情文学、还是财经小说，现在都归类为‘创业文学’，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创新和创业被提到更高的位置，这时候他们不再版你的小说再版谁的？ 我信了。赶紧签订《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生死华尔街》《苍商》和《赢家》等7本小说的再版合同。 这7本书的前5部均出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其中《高位出局》、《透资》（也称“高位出局2”）和《上市公司》（高位出局3）都上了当年畅销书排行榜，《高位出局》更获得中国书业2007年度“最佳商业图书•新人奖”。其实我2001年底发表小说处女作，2002年辞职专门当“坐家”，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到2007年已经不能再算“新人”了，他们之所以颁此殊荣，大概是该书比较畅销和加印次数比较多吧。 清华大学一般只出版专业书，如电子计算机之类，能一下子出版我的5本小说，是因为他们把我的作品归类“财经小说”，如此，我的书又可被列为“财经类图书”从而符合清华的出版范畴了。 从年龄上说，我的创作比较晚，来深圳之前是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的工程师，但思想比一般的工程师活跃，1991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我似乎看到了成为“大老板”的希望，于是辞职下海，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国市场经济最先成熟的深圳，先后拼搏11年，期间还去过海南和武汉，一度也似乎已经成为“大老板”，先经营7家娱乐城，后出任金田华南投资公司董事长，在广州有23家连锁超市，1个灰狗巴士公司和两个地产项目，2000年上市公司新的财务制度落实后，金田集团退市，我的“事业”归零，此后也应聘民营投资公司总经理或证券机构操盘等，但终究不适应再“打工”的生活。为延续自己的“老板梦”，我开始写小说，心里想，当不了大老板，还不能写“大老板”吗？于是，一口气创作出版了十几本书，内容都围绕着“老板”，所以我的小说起初被称为“老板文学”，后来《金潮》杂志发表文章，称我是“中国最具爆发力的金融小说作家”，于是我的小说又成了“金融小说”，再后来，山东师范大学选择我作为研究对象，硕士论文称我的小说为“商情文学”，最近，著名高产评论家周思明则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文学批评》杂志将我的小说归类“创业小说”。但我自己更认同清华大学的“财经小说”定位。 这7本书中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些就是我自己本人的经历，有些是我身边同事或朋友的经历。比如《高位出局》当中的王艳梅，原型是金田退市后我当“坐家”前为其打工的女老板。那段时期我是动荡的，也是迷茫的，除了给民营企业老板当总经理之外，也有过证券公司和机构操盘经历，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的冲击却是前所未有和强烈震撼的，原来公司可以这样运作！原来他们这样当老板！原来股市内幕是这个样子！我很义愤，似乎忍无可忍，于是直接把这种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写在《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手记》等小说中，其中《高位出局》中最长的那个故事曾经以“股市内部消息”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2004年第6期上。 虚构成分最多的是《生死华尔街》，因为彼时我还没有去过美国更没到过华尔街，写华尔街只能靠虚构。创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因是想用小说的形式揭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内幕和来龙去脉。中国作协创研部牛玉秋老师评价说，“在阅读《生死华尔街》之前，我始终没搞懂‘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丁力的《生死华尔街》，不但我自己明白了，而且还能给别人讲解美国的‘次贷危机’了。” 《苍商》写的是几个湖南人闯深圳的故事。也有生活原型。我虽然是安徽人，但1977年回复高考从安徽考到长沙，班上同学有一半是湖南人或毕业后留在湖南，他们大都分在湖南各地的冶炼厂，所以，小说中张劲龙来深圳之前于冶炼厂干的那些事以及他昂首挺胸走出冶炼厂大门南下闯深圳的场景，在我当时写的时候，脑海中呈现的就是我们班同学“张劲龙”的形象，所以读者才感觉这个人物很具体、很真实、很生动。 《赢家》写了打工青年麻近水的故事。一看这个“麻”姓，就知道是湘西少数民族人，也因我兼任吉首大学教授，经常去湘西首府吉首市，每次，作为湘西少数民族的田茂军院长都带我领略当地风俗，所以在后来创作《赢家》时，不知不觉就把“麻近水”设计成了主人翁。 麻近水的故事令人心酸。不仅因为他得了尿毒症，更因为他为之打工的老板是他同期考生，老板考分不如他，却因为是大城市的城市户口而被录取，考分更高的麻近水却名落孙山。好在麻近水不屈不挠，最终凭着自身的努力在深圳站稳脚，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7部小说中，主人翁与我本人真实经历最接近的是《职业经理人手记》，该书也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本土MBA教材”，我也因此被邀请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课。回想自己一辈子没能成为清华的学生，却当了一回清华的老师，也算是文学给我的莫大奖赏吧。直到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细心的读者又给我留言：“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你啊！”其实都不是，小说源于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职业经理手记》和《图书馆的儿子》中的主人翁确实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我自己经历的真实写照，否则，怎么会有两个“我”呢？ 本来，陈红晓先生也打算把《图书馆的儿子》一并再版的，这样，读者就能相互对照着看《职业经理手记》和《图书馆长的儿子》，那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阅读。后来，因后者还没有达到允许再版年限，只能忍痛割爱，等下一次了。 感谢策划人陈红晓先生！感谢美女编辑薛媛媛老师！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 丁力 2020年12月13日星期日 （本文系丁力财经小说再版总序，题目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