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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谣》 王尧 我因为写了一部小说，不少朋友将我的身份区分为批评家、学者、散文家和小说家，这些让我汗颜的名号，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把自己视为一位“写作者”，在写作中我没有身份转换问题，也非根据身份去设计文体。我想写小说，或者想写散文，就努力去写了。我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崇敬的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称为文学家的人，他们常常在多个文学文体创作或研究领域有所成就，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身份常常是藩篱，忘记身份或许可以解放自己，此刻，我想回避“小说家”的命名。 坦率说，我已经过了想做作家的年龄，同龄人中的优秀者早已在我问学之初就写出了优秀作品。梦想文学是简单的，我青少年时期多数梦想几乎都与文学有关。我高中开始写作小说和电影剧本，但没有一篇是完成的。我常常在小镇石板街文化站的玻璃窗前驻足，那里面发表公社业余作者的散文小说诗歌剧本等。我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名字在窗里出现，但我很想去县城的文化馆看橱窗里的作品。语文老师说，文化馆发表的作品比公社文化站强多了，他不久也会有作品在那里发表。这位老师是我小说中写了《向着太阳》的杨老师的原型。高中毕业前我唯一一次去县城是暑假去体育场割草，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逛街。当时，我没有失落感，我订了《朝霞》和《解放军文艺》，我不相信县城文化馆发表的作品比这些杂志上的作品厉害。等到有一天我可以在县城从容闲逛时，文化馆已经没有了。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在今天看来失败的、非正常的文学最初哺育了我。我现在当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走得很远，与这个“最初”有关，而不仅仅是“现实”的某些原因。作为很长时期从事“文革”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的学人，我不会把那个“最初”简单化，也不会因为“最初”的失败而牵连到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整体评价。但我始终提醒自己，我对“最初”的研究其实是一次自我批判。尽管自己微不足道，但总是在历史之中。一个“弑父”者可能会成为英雄，但他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也许有一天儿子看他时，看到了祖父的影子。我们这一代人保持对自己思想来源的警惕，不是没有必要。即使那些日子里我又读到了《红楼梦》《水浒》，还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甚至读到了《金瓶梅词话》。这些作品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哺育了我。我现在无法计算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气质的作品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它们模模糊糊存活在我的阅读经验、感情记忆和思想深处，此消彼长。 我是在分裂的语言中长大的，可能不仅是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一个写作者的成长，总是在清理自己语言生活中的一部分。风生水起的八十年代重塑了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的语言。当我们尝试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时，也不能完全告别那个“最初”。这是一个痛苦的至今尚未完成的过程。语言对应的是认知、思想、感情和思维，当我们换一种语言表达时，其实也是改变自己的思维、认知、思想和感情。语言和思想互相转换。尽管那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但它已经存在于自己的血脉之中，现实中的一些因素又不时复活我试图抑制甚至清理的那一部分。夸张地说，换一种语言表达，就是换一次血。因为有了八十年代，我们才走近“五四”，走近“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对现代汉语以及汉语的思想表达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 分裂的语言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正面与负面的），现在也难以说清楚。但我明白，我今天的问题首先与昨天有关，然后才与今天有关。如果说之前更多的是被历史塑造，后来则是历史塑造和个人选择的双重结果。语言与思想、词与物的关系是复杂的，简而言之，当我主动或被动选择一种说话方式或一种文字表达方式时，我的“思想”已经在说与写之中。但彼此之间也非一一对应，难免有无法控制的缝隙，有许多意外之音自觉不自觉地在口齿和笔下流淌出来。或者，选择一种说话方式或一种文字表达方式时，又会被另一种方式牵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复杂性。面对一些事物，我们内心有清晰的价值判断，但有时会模糊表述，也会犹疑、沉默或闪烁其词。在终于准备完成《民谣》的写作时，我意识到需要以赤子之心坦陈自己的思想敬畏自己的语言。 如此，我不能不经由语言回到那段历史中。我不是写“我”的历史，是写“我”在历史之中。我在为《收获》公号写的创作谈中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我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散文写作中，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也许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我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有一位年轻朋友读了这段文字后问我：你们60后这一代学人为何特别愿意谈论历史？其实，谈论历史应该是所有学人的常态。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已经是历史的几个阶段，比如“文革”和“八十年代”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是在这样的历史中长大的，学术的训练也养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喜欢谈论历史的特性，谈自己就要谈到历史。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塑造的痕迹很重，然后我们又在新的语境中反思历史。有意义的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学会反思历史时，曾经的历史论述解体了，正是这样的契机，我们才有可能放弃一种语言。 回到我自己的那个村庄（不是我笔下的村庄），我发现人的生存状态、命运与分裂的语言秩序有关。诗分风雅颂，一个村庄的语言也是这样。在普遍意义上，父老乡亲说的是“风”，但他们离“雅”很远，离“颂”很近。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风”中，或言语或沉默，其中一些人我只听过他们喊我的名字，或者听他们问别人吃饭了吗？他们只有生活，没有语言，生活就是他们的语言。其中的个别人，生活在“风”中，偶尔也“颂”（广义的），但多少年过去了，他们又回到“风”中。我熟悉的那些乡村知识分子，他们从书本里学来的“雅”早被风吹雨打去，偶尔会文雅起来。其中的一些人因为教书，保留了部分“雅”的语言。也正是这些乡村知识分子在那个局限的空间中常常是“颂”的转述者，但不是创作者。我在初高中时期的作文等，其实也是另一种“颂”。这种分裂的语言生活，其实就是历史本身。 如果说我在写作《民谣》时有什么特别用心之处，那就是我想呈现曾经的分裂的语言生活。卷一至卷四的叙述和“杂篇”的注释是我今天的文字表达方式，“杂篇”和“外篇”则残存了另一种语言的状态。我尝试写作杂篇和外篇，既想还原我们曾经的语言生活，也想探究我们思想的来源。卷四的语言有些飞扬，那是我和我的伙伴们想挣脱某种语言的束缚。我的语言并不忧伤，是那些人事物让我忧伤起来。但我坐在码头上，阳光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我同时有了破碎的温暖。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也许因为这个村庄的古老，我总觉得它的阳光潮湿，散发着我难以名状的气息。这气息弥漫着许多人的呼吸，我熟悉的陌生的那些人；还有草木枯荣的清香和腐朽。好像历史和人的命运就在在这呼吸与枯荣中沉浮。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内心有了一丝忧伤，然后又是什么温暖了忧伤。记忆在我的语言中，我在语言中呼吸。我用语言留下记忆，用语言抵抗虚无，也用语言虚构记忆。 因为离开了村庄，我才可能在“世界”中识别分裂的语言和它的声音。汉语流浪到世界各地，于是汉语又被称为华语。我不习惯华语这样的说法，但我知道我们讨论汉语的参照系变化了。那些“华语作家”的汉字仍然连接着一个伟大的传统，在我第一次访问欧洲时，我见到了一位华裔作家，她用普通话对我说：我没有去过大陆，但我在唐诗宋词中熟悉了祖国。而后来更为广泛的接触和阅读告诉我，连接着一个伟大传统的汉字在华语写作中又融入了另外的传统。我们无法把汉语写作孤立起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我知道，在分裂的语言中，个人的语言是孤独的。如果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我只能再次告诉自己：个人的语言是孤独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