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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小说月报采访了范稳、余一鸣、石钟山、朱朝敏、梁豪、禹风、樊健军、梁鸿、皮佳佳、杨遥、刘汀、潘灵十二位作家。 Q 请您介绍一下最近读过的某本书。 范稳：刚读完阿来的《云中记》，自认为是近年来读到的国内作家最好的作品之一。该作品构思极为巧妙，语言灵动轻盈，细节生动翔实，对现实的把握极其到位，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生死拷问、心灵创伤治愈等等方面，作家处理得驾轻就熟、举重若轻。是来自生活感悟和思想深邃的接地气之作。 余一鸣：我正在读英国作家约翰·韦恩的长篇小说《打死父亲》，他同时是一位批评家。小说通过父子冲突，表现了青年一代对传统、权威、规范等价值标准的决绝态度。我读的时候常常想到鲁迅的《伤逝》和黑塞的《在轮下》。 朱朝敏：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蕾丝》，是作者对许多年前一桩臭名昭著的杀人案件进行调查后写作的。它建立在资料阅读和新闻报道的基础之上，是以阿特伍德的视野对案件及各类人物心理的多维度解读，表现了作家精准的心理分析能力和情景再现能力。她的确将写作当成了生命，这也是我们期待她下一部作品的原因——肯定会更棒。由此我们相信，好作品布满了岁月的年轮，沧桑即智慧。 梁豪：《人间词话》是本小书，一节一节的，可以专门细读，也可在忙碌的空当看上几眼。最近又将它从书架取出，是自感近来动笔出言，似总不得要领，于是想着赶紧施肥，好叫文字、谈吐稍显神气一些。我以为《人间词话》有这样的肥力。将中国最好的一批词人、词作归置一处，鉴定臧否，好不痛快，唯有渊深、敏锐的大家如王国维，才能这般举重若轻、一针见血，其间气势不输、境界不减，与对象相得益彰。 中、后二主，欧、秦，冯正中和姜白石，各家词作孰优孰劣，我并不在意，但乐在观看。一看观堂先生怎样轻拢慢捻手中的素材，以此昭告自己的文艺大观；二看原作所写何物，何出此言，可取处在哪儿，又或是纯作一番喟叹。观者，一又一见，在我是一遍遍地看，硬生生地投缘起来，似曾相似了，感到精神舒畅，自觉增益无限。寻章摘句式的评断，难免遭人诟为举一废百，纵然争得个百密一疏，也无法尽得人心。而这恰是我喜欢《人间词话》的一大原因。其实，豪抒己见，是一名敏感、渊博的学者表露其渊博和敏感的最好途径。至于其中的抓大放小或抓小放大，又有何妨？ 樊健军：我耗费了整个四月来读《绿阴山强盗》，里面的每一个短篇几乎都很喜欢。约翰·契弗好像具有一双X光机般的眼睛，从惯常的生活中探射到深邃之处，照见其中的复杂和幽微。小说的结尾总是收束奇妙，这本书我肯定不会只读一遍。 皮佳佳：我正在读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听起来似乎与文学无关，但与我正在思考的“现代性”问题有关。现代哲学思想在一步步拒斥绝对价值。有的文学写作中，把人的生存看作荒谬，把价值驱赶进虚无空洞，这当然看起来很时髦，实际已经摧毁了文学存在的根基，使得文学本身成为可疑的事情。读列奥•施特劳斯，看看现代性推进如何摧毁了自然正当的一切，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启示，可以思考以后小说的写作。 潘灵：我最近在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这是一本读起来并不比他的小说轻松的非虚构传记。我承认，如果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可能读一万字就放弃了，但我现在读了全书的四分之三，大约三十万字的样子。不得不说，我受益良多。有些书我们必须耐心地读下去，比如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大师的作品，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有讲述的冲动。 Q 您开始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 范稳：我认为一部小说的写作之始，应基于对某种文化或生活的发现和热爱，你有所发现，你就会找到原始的动力，你热爱它、扎根其间，灵感就可能会不期而至。 余一鸣：读高中时得过县作文竞赛一等奖，上大学时选择了中文系，那时中文系的学生人人写小说，自认为我应该成为年级同学中第一个发表小说的人，这就是动力。灵感来源于生活，加上大量阅读。 石钟山：最初的创作是因为喜欢，渐渐变成了自己的工作。作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善于思考，关注自己、关注社会。在思考和关注中便有了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创作的冲动。作家如果停止思考、降低对社会关注的热情，便是创作终止的先兆。 朱朝敏：每当生活中有一些细节狠狠击中心灵时，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这种冲动大概就是我写小说的动力。 樊健军：独坐斗室，忽然听到了门铃声，叮咚，这是对我的召唤，也是我小说的开始。若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种激动人心的敲门声眷顾，我就会很焦虑，会很恐慌，必须走出门去。我期望在路上遇到或发现，事实上总能如我所愿。 梁鸿：可能来源于所谓的童年的孤独吧。虽然家中人口众多，事情不断，但正因为太多，没人关注你，反而好像自己是个旁观者，能够抽离出具体的事件，以另外一个自己看大家在场景中活动。那场景中的“我”和其他人，就好像都在舞台上表演一样。我喜欢这种舞台感，喜欢舞台上的每一个栩栩如生的人，有一种极深远的历史感和时间感。我希望把它们呈现出来。这可能是最早、最隐秘的创作动力吧。 杨遥: 我小说创作的动力是不喜欢生活中的步步为营，却又因性格、生计，不得不循规蹈矩，所以用小说实现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而且我有表达的欲望，生活中找一位合适的倾听者不易，便选择小说创作。创作灵感一部分来源于生活，生活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尤其是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一般都要把它们写进小说里；另一部分来源于阅读，许多作品能引起我的共鸣，唤醒我的记忆，读着读着就有了创作的想法。 潘灵：我创作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故乡和故乡的那些人们。 Q 到目前为止，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范稳：如果还没有停止写作，尚不敢认定已完成的哪一部作品是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家总是对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如果不认为它将是最好的，它就不是值得一写的。 余一鸣：长篇小说《江入大荒流》。独特的生活体验赋予作品贲张的激情，写完后感觉身心得到释放。 禹风：我这几年在认真写作“上海三部曲”，第一部《静安1976》以《静安那一年》为题发表在《当代》；而我最满意的第二部《蜀葵1987》，也以《圆舞浜黑蜀葵》为题发表在《当代》。《静安1976》书写了上海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蜀葵1987》聚焦上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下来我要写第三部《外滩1993》，回眸上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皮佳佳：老实说我对自己的作品都不太满意。自己比较喜欢最短的一篇小说《庭前谁种芭蕉树》，感觉还是制造出一点我喜欢的那种氛围感。我比较欣赏中国传统“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的那种美感，不用太过直白，即景而生境。可惜我大部分小说没有做到。 刘汀: 目前为止，我最满意的应该是中篇小说《何秀竹的生活战斗》，这也是我篇幅最长的中篇作品，有六万余字。满意当然不是因为字数，而是通过这部作品，我确定了自己的一条写作路线，它是这条路线上的最好的代表。 Q 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 范稳：我写《水乳大地》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能爬山、敢喝酒。那期间常年在藏区跑，把自己当成一个背包客，信马由缰，无所畏惧，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和写作风格，俯下身子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学习，就像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我认为这一段生涯改变了我的人生。 朱朝敏：我有部关于精准扶贫的纪实作品即将出版。我本人参加了精准扶贫工作，比较了解它的艰巨。我的理解是，实施精准扶贫这项国策，乡村已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说到底还是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上。如何记录人们的心理状况和精神诉求，实际是作家对生活的再次认识。这样的记录艰难，却提供了一种开阔视野的机会。 禹风：无疑是长篇小说《静安1976》，它是我献给上海“母亲城”的礼物，我竭力想展示上海本地语言的魅力，但小说的诞生因为上海方言的拿捏而有曲折。发表在《当代》上的文本在语言上下了功夫，全国读者读来都少有语言障碍。小说是否成功还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生活的腔调和本质，还需天南海北和世界各地读者鉴定、评价。 樊健军：长篇小说《诛金记》。二十多年前我有过一段在金矿的经历，后来几乎每年都要做几十个在矿山上的梦。它像个剪径的强盗似的横亘在我面前，不把它干掉就没法前行。它是块硬骨头，我花了三年时间才把它啃下来，后来那种淘金的梦再也没来骚扰我。当然，我很感谢那段生活。 梁鸿：写《梁光正的光》时，当想到要虚构一位父亲形象时，我非常兴奋。在这同时，我又想到，其实我的父亲就拥有这种特质，他内在的精神是开放的，他的人生能让人看到那些更飞扬的、远超自我的东西。他的存在方式具有很强的生长能力，他能让你自由思考。所以，真实和虚构以最“你中有我，我中有我”的方式存在，这使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创造的快乐之中。我在父亲的基础上生成一位新的父亲，没有任何的道德羁绊。这真的非常奇妙。这是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态。我还要好好地思索一下这件事情。 杨遥：我想谈两部作品，都是中篇，一部是《父亲和我的时代》，一部是《隐疾》。先说《隐疾》，那年读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很绝望，里面的句子我一个也写不出来，开始质疑自己的才华，直到写出《隐疾》，这部小说的细节可能是我所有小说中最好的，里面对理想的追求也是我喜欢的主题。《父亲和我的时代》是部比较“正”的作品，这类作品比较难写，写出来不讨好，有时还会挨骂，但我意识到真正“正”的作品是对每个作家的挑战，文学有一个标高在那儿，便要求自己写一部。这部小说先有了开头，想好结尾，再写中间部分。和《隐疾》一样，修改了好多次。 潘灵：《叫了一声》吧。一个短篇，我用写长篇的精力对付它，从构思到完成，用了一年。 Q 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范稳：才华很重要。这种才华既指对生活和文学的态度，又包括认知客体的能力、思想的深度、艺术视野以及塑造人物的技能，语感、结构技术，风格的创新等等。 石钟山：作家的修为是重要元素。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后，写的不是文字和技巧，而是胸怀。胸怀是万千世界，是百姓大众苦乐，是对家园的忧思。最好的文学要跨越所有的一切，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责任担当，不为疾苦呐喊，就失去了文学的品质和意义。 禹风：作家的三观和见闻。没有真正的理性认识或缺少人生体验的写作终归死水微澜。 杨遥: “真”！用道德评价作家、评价其他人是不道德的，某些道德标准会随着时间变化，但我认为“真”永远不会变，对待自己真不真诚，对待朋友真不真诚，对待作品真不真诚，都非常重要。我喜欢以“真”待人，也喜欢以“真”待人的作家。 潘灵：诚实和谦逊。小说家都是虚构的高手，正因为小说是虚构的文本，小说家本人才更需要诚实地对待其作品，不拔高，不贬损。我认为，诚实才是小说写作的根基。我不太喜欢作家孤芳自赏，或者不可一世。小说家对待他的小说人物该是谦卑的，对待他的读者该是和蔼的，对待他生存的世界该是悲悯的。 Q 您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范稳：有些作家是可以培养的。任何职业你从事一万个小时，如果你不太笨的话，也能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大师傅。 石钟山：写作是个体行为，天赋占很重要的成分，有天赋的同时，走上一条正确道路，足够勤奋的话，成为一个作家便不是难事了。如果专门开设培养作家的学校，一定培养不出作家来。现在各大学有许多文学硕士、文学博士，有的成为了评论家或编辑，但成为作家的却少之又少。作家不需要很多的理论，理性太强时，往往就没有了创作的冲动。作家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萌生了某种情绪，朝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一部作品诞生之时。 梁豪：作家当然可以培养，前提是他本已是一位作家，本质先于存在。外部的培养在诱惑，诱他爱上文学，让他自己一发不可收。之后，培养是自己跟自己玩，或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基本方式：阅读、写作、反思。必须说，这里对作家的定义颇为严苛。 梁鸿：可能你指的是大学教育对于作家的作用。其实，哪一位作家不是慢慢学会写作的？所谓“慢慢”，指的是学会写字，学会阅读文章，学会理解情感、自然、社会，学会模仿等，这都是一种培养。我们广泛阅读世界名著，学习长篇、短篇如何写，思想、情感如何摆放，人物怎么塑造，也是一种培养。其实，大学也是一样。在大学课堂上，所培养的也是对文学的辨析和理解能力，并非要求你按照哪一种模式去写。知识是通用的，心性是自己的，所谓的“培养”只是基本理解力的加宽加深，它们对作家的写作一定会有帮助的。 刘汀：作家肯定是可以培养的，但这是指普通作家，而伟大作家绝对不是培养出来的，那是一个时代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现在很多高校都有以培养作家为目的的创意写作专业，我了解到，他们的课程都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赏析等，我真心觉得应该加上一门现代汉语课，学习怎么把句子写通顺、把标点符号用准确等这些基本的技能。不解决基本问题，写作无从谈起。 Q 是否有一部文学作品，曾让您感叹：如果它是由我所写该有多好？ 范稳：阅读许多优秀的经典作品、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朱朝敏：有两部作品曾让我如此感叹。一部是格非老师的《隐身衣》，我看完后，心中波涛起伏，许久不能平静。《隐身衣》既能较好地传承古典文学魅力，又能发扬叙述先锋精神。格非老师书写的当下生活，永远只能发生在我们这片国土上。这片国土上生活的世俗人，被时代捆绑，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骨骼却不乏清奇，让人难忘。还有一部是阿特伍德的《盲刺客》，我很喜欢。一位上岁数的老太，却一点也不臣服于年纪的束缚，在叙述上创新，进行文本的多层次探索。我就想，要是我写出这样的作品，该多好。 禹风：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静静的顿河》那般重现历史的作品。譬如有意回写抗战，并非幻梦，但需要搜寻史料的努力和运气，也需要文学创作所配得的自由。若不能期望上述，那我还可以感叹《鲁滨逊漂流记》对个体生命的刻画。我们永远可以寻求人类的内心，直至拥有悔改之志。 皮佳佳：当然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一边读，一边骂着那个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家伙，一边想着完了，没希望了，除非这本书是我写的。这书对我来说完全不难读，诘屈聱牙的句子会自动校正为美妙图画。阅读过程中，我会因为发现作者某个小心思而发笑，那真是美好的日子。我细读了两遍，甚至有冲动要去好好学法语，虽然最后只上了一节法语课就草草收场。 Q 在您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喜爱的主人公是哪一位？ 范稳：《百年孤独》中的奥雷良诺上校。 余一鸣：宋江。仁厚智慧，有公心。 梁豪：很自然就想到闰土。托他的福，我们见识到了哪吒以外另一带着项圈的小英雄。他更真实，真实的成长让人触目惊心。因为有了少壮之别，也因为鲁迅下笔的人格情绪，闰土的棱角和饱满度，较阿Q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闰土无疑离“我”和我们越发遥远起来了，但那一声“老爷”，那埋在灰堆里的十多个碗碟，每每想起，依然让人嗟叹不休。多么残酷。无可奈何是顶级难受的，再度离乡的“我”只能自己调整、自我宽慰，这又是一件残酷事。闰土不知身上的残酷，就更残酷了。说喜爱，不如说痛惜，也爱这淋漓的痛惜。还要说的是，没有最，永远没有最。最是醉人和自醉的谎话。 Q 您心目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各自的文体特点是什么？ 范稳：短篇小说多是展现生活的某个横切面，部分中篇也如此，讲好一个故事或者某个生活理念、感悟以及人生片段；长篇小说是写人生，写命运，写生活流，写历史感。在文本结构上，长篇和一些大中篇更有腾挪的空间，作家可以做一些文体尝试。 Q 您是否有固定的私人写作习惯？ 范稳：一杯茶、一包烟、一个安静的环境。如果感觉好，或者急着要交稿，在候机室、飞机上、高铁上我也能写作。 樊健军：我在春天时的状态明显比其他季节好，就好像我是一株植物，或者是有冬眠习惯的动物。我在努力克服这种对春天的依赖，希望其他季节也有好运气，也能给我带来创作上的收获。每次开始之前，我会泡杯茶，再打开电脑，在电脑前静坐半小时，甚至更长，以安抚自己的情绪，然后才敲下当天的第一行字。这个过程好像成了一种仪式。 皮佳佳：我的写作习惯极其不浪漫，听起来很不像作家。我早睡早起，每天跟公园大爷大妈一起晨练，练五禽戏，打太极拳。 杨遥: 我喜欢早上写作。休息一晚，前一天工作、生活中的事情已经放下，早上起来，脑子特别清亮，这时写出的作品质量比较高。有时创作状态好，晚上做梦经常会梦到正在写的作品，许多情节是在梦中完成的，早上起来记录就可以。早上写两小时，完成一两千字，白天无论干啥，都特别踏实，有种时光没有虚度的感觉。 刘汀: 没有，主要是没机会有。固定的写作习惯，首先意味着要有固定的写作时间甚至空间，这两点我都保证不了，我的写作大都在工作和家庭事务的缝隙之间完成。 Q 除了写作之外，您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范稳：当你的创作涉及某个行业时，你就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比如你要写医院，你希望自己是个医生多好；你要写法制题材，你就希望自己是一名刑警、律师或者法官。如果非要撇开写作来谈，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C罗那样的足球才华。 余一鸣：学会一种乐器，吹唢呐或者竹笛，加入乡村乐队，四处游走。 朱朝敏：我常常想，如果不写作，我肯定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或瑜伽老师。我很早就拿下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我一直相信荣格的话：世界悬于一线，那根线就是人的心灵。这也是艰难的，但我很想拥有此类才华。再者，我一直坚持练瑜伽，几乎每天，有四年了，高难度的手倒立、头倒立我都会。瑜伽告诉我什么？告诉我，学会与这个世界同息换气，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樊健军：幻想拥有的才华很多啊，绘画、书法，还有演奏乐器，像长笛、二胡、萨克斯。我上学那会儿练习过吉他，也学过吹笛子，结果没一样是会的。我为自己的笨拙而沮丧。但也会安慰自己，一双手捉一条鱼尚且捉不住，更别妄想一双手能捉住两条鱼。 梁鸿：我希望我是一个专业的野外漫游者，在所有那些植物能够自由蔓生、河流自然流淌的地方漫游。我全身心的喜悦和崇拜就是我的专业能力。我喜欢听河水流淌的声音，喜欢极了植物自然生长的形态。它们身上，有大自然最微妙、最伟大的美。 Q 请您描述一下您与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关系？ 余一鸣：我现在生活在南京，四十岁以后才成为这座城市的居民。这里的市民自称“大萝卜”，真诚耿直。有一帮外乡佬潜伏在这座城市写作，他们的作品聪慧伶俐，我每读一篇他们的小说，都会生半天闷气。我在南京选择干写作这活儿，悬疑。 石钟山：我在北京生活已经三十年整了。十六岁离开故乡参军，走过许多地方，短则一两年，多则四五年。北京对我来说，无疑已经是故乡。虽然在不同场合介绍自己是东北人，但在情感、生活圈子和习惯上来讲，自己无疑是个北京人。无论出门多久，只要双脚踏到北京的土地上，心便安然。北京很大，有许多地方甚至不熟悉，但味道却是相同的。自己将会老死在这里，在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骨灰盒安放在此处。 禹风：我出生在上海，从小读的是这座城市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后来毕业于复旦大学。不过，很遗憾，我常常不满意上海，我爱批评它，我想这才是我这种人表达爱的方式。我曾留学巴黎，在巴黎生活了几年；而回国之后，我又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几年。我迄今认真游历了五十五个国家、几百个著名城市，我对上海的期望，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总拿我见过的最好的标准来要求“母亲城”。我内心深处，仍然庆幸自己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高素质的环境之中。我的责任是记录我们的时代，把留在我们心中的城市印象写成鲜活的故事······ 樊健军：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还不能称之为城市，充其量是个大一点的村庄。我同它的关系，同一个农民与世居的村庄关系类似。它收藏了我的肉身，可又让我觉得窒息，就像鱼儿，时不时得蹦出水面透口气。在那些岑寂的夜晚，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精神流浪者、一个精神出轨者，这种短时间的灵魂出窍成为我获得氧气的源头。 刘汀: 从二〇〇一年读大学开始，快二十年了，我一直生活在北京。我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像是一滴水和一片大海的关系，既享用着它的广阔、平静、包容、丰富，也承受着它的庞杂、坚硬、保守和庸俗。我自己也以这么多年的生活，成了它这些特点的一部分。 Q 请您描述一下刚刚出版的作品。 石钟山：最近刚出版的是一部关于缉毒警察的长篇小说《向爱而生》，描写的是另一个战线上平凡普通的英雄，是对英雄的另一种诠释，有爱有恨的英雄。 Q 请向读者推荐几本您心目中的理想小说。 朱朝敏：纳博科夫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阿特伍德的《盲刺客》《别名格蕾丝》，格非的《隐身衣》，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金庸的所有小说，王尔德的《小王子》，加缪的《鼠疫》。 樊健军：《失明症漫记》《沉默》《洛丽塔》《虹》《笑面人》《百年孤独》《福斯特短篇小说集》，等等。 皮佳佳：沈从文的《边城》、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伊斯梅尔•卡达莱《破碎的四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当然还有上面提到的《追忆似水年华》。 Q 您如何看待小说与“非虚构文学”的关系？ 梁豪：文学即虚构。反过来讲，文学即非虚构，也通的。文字游戏罢了。小说的虚构来自与作者的距离之远，但它很可能跟生活，乃至跟时间和宇宙的距离更近。“非虚构”的真实来自作者与所述事件的距离之近，可它到底是作者的一种想象性还原，我看多为雾里看花，花开正艳，却终隔一层。所幸，文学呱呱坠地后，作者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梁鸿：小说与“非虚构文学”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好的小说一定是多种写作方法并用，它可以使用新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知识与技巧，当然，也包括“非虚构文学”的种种形态。它们最终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形成某种崭新的小说结构。反过来，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也应该拥有小说的建构场景的能力，拥有更深的理解力和洞察力。 Q 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刘汀: 正在写一部短篇《恍惚概要》。这两年主要在写《四姐妹》等几部中篇，基本没写短篇小说，今年开始把短篇捡起来，是因为我对短篇小说有了些新的理解和认识，想通过写作实践来检验一下这些理解和认识的可靠度。 潘灵：前段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豹子》。这是一个讲述偷猎的故事，一出人的欲望和欲望驱使下演绎的悲剧。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头豹子，该怎样对待这头豹子，是我想跟读者们交流的话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