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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奎]“不忘初心”与自觉抵制西方非意识形态化错误思潮

http://www.newdu.com 2020-11-24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9-12-1 岳奎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错误思潮的重要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我们揭露现代西方政党转型的虚伪面纱,认清西方“政治同化”“制度同化”“道路同化”的险恶用心提供了武器,也为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自觉批判和抵制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防止党的红色基因受到污染提供了基本遵循。“不忘初心”,需要我们牢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保我们党不变色、不变质,确保党的红色基因血脉相承。
    关 键 词:不忘初心/非意识形态化/政党基因/阶级属性
    作者简介:岳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地大分中心研究员。
    非意识形态化既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政党掩盖其阶级本质的面纱,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普世价值等多重面孔渗入,企图从演化我们的核心价值入手,达到摧毁党的意识形态体系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强调“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不加选择地以西方政党转型理论简单评判中国共产党也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忘初心”,不仅是对我们党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的重申与强调,也是我们认识和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有力武器。何为“初心”?“初心”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标的”和“旗帜”,是深深融入广大党员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一、“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重要表现
    有学者指出,“今天的政党已经和几十年前的政党完全不一样了”①,特别是西方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通过变革和转型,逐渐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了全民党、超阶级政党,倡导价值中立和普世价值。因此,政党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界限越来越模糊,“中间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学者们是如何判断西方政党“中间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并逐步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成为“全民党”的?荷兰学者库维尔宣称,西方政党经历了由最初的权贵型政党到大众型政党到全方位型政党再到卡特尔型政党,最后是完全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商业公司型政党的转型过程②,进而梳理出政党进行转型、逐渐背离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路线图。此前,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于1954年提出了权贵党(即精英型政党)与群众党的分类模式,指出权贵党是政党发展初期的主流形态,是贵族化的。后来,为了竞争的需要,逐步吸收下层人员包括政治组织之外的公民社会团体加入,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的大规模动员③。美国学者基希海默尔在总结迪韦尔热研究的基础上于1966年提出了“兼容型政党”(Catch-All Party,又被译为“全方位政党”)概念。他提出,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群众型政党屈从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规则,采取了弱化或放弃意识形态的“理性”策略,正逐步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相对温和的全方位型政党④。基希海默尔的逻辑就是:为了竞争的需要,政党逐渐淡化意识形态,不再代表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是从选举即获得执政权出发,最大限度地代表有选举权的民众,尽量整合选举资源。基希海默尔的研究反映了一种普遍趋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在转型过程中已逐渐放弃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背离了政党最初的“理想”。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党员与非党员的界限正日趋模糊,政党已走向“全民化”。20世纪90年代,卡茨和梅尔进一步提出了政党发展的“四阶段”模式:即从最初的精英型政党发展到群众型政党,然后发展到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从时间上看,精英型政党主要出现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这时,政党的组织规模较小,党员的精英化程度也比较高,政党的经费来源主要以党员的私人捐助为主,主要目标是为了分配特权。群众型政党的出现则是为了普选的需要,政党组织规模变大,党员数量增多,组织结构变得严密,经费来源主要是党员的党费。全方位政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淡化和政党面向所有阶层开放而出现的,目标是推进社会改良。卡特尔型政党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特点是政党与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补贴,目标主要是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⑤。卡特尔型政党强调政党超越了与国家分离的状态,实现了与国家政权的融合,政党不再依靠党员支持而是国家财政补贴,党员身份进一步淡化。荷兰学者库维尔在此基础上又将“商业公司型政党”吸收进来,认为“商业公司型政党”出现在20世纪末,主要由政治企业家集团演化而来,目的是更大程度地掌握选举权,获得执政地位。因此,他们在选举过程中活跃性较高,注重在商业或社会精英中培养和选拔选举候选人,注重领袖魅力的塑造;在选举过程中,更善于选择有利于吸引选民的政治议题;善于利用媒体,注重以媒体注意力为中心的技术竞争;竞选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业公司的支持;等等。在商业公司型政党中,党员与选民已无本质区别。
    正因为党员与选民已无区别,西方政党的主要精力不是集中在凝聚党员和强化意识形态方面,而是为了更倾向于吸引最大多数选民而淡化意识形态上,走“中间化”的道路。从西方现代政党实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看,“虽然其政治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政党在纲领目标、组织结构、竞选策略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政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选民基础的重构”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各类资产阶级政党都进行了创新或调整,无论是欧美中左翼政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设想,还是西欧右翼保守政党强调的要“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合作,推行“改良主义的中间路线”等,归结起来都是“非意识形态化”。政党为了选举需要,意识形态的分野日益模糊。无论是自身的定位,还是政党纲领等也都越来越趋同。政党的“中间化”趋势日益明显。“政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公共政策、政党领袖(公职候选人)个人魅力、政党风格、政党组织动员能力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把政党的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政治信念之争看得过重”⑦,更加重视具有吸引力的口号或理念,重视大众传媒的巨大政治功能等。究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掌握执政权。
    其实,现代西方政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大的蛊惑性。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政党制度发展到今天,各政党之间已经差异无几,目的都是能够执掌政权。“无论是革命性政党还是议会民主性的政党,执政才是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⑧政党“获得并巩固其执政地位必然构成其行动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党维持其生命的基础所在,现代政党的所有政治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围绕这一目标展开”⑨。也就是说,只要能获得选民的支持,赢得执政权,就没有必要刻意维护和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纠结于自己是谁、代表谁和为了谁的问题。很显然,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潮既是虚伪的也是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换言之,政党的阶级性决定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而规定了政党变革的目的和政党实践的路径。因此,既不存在超阶级的所谓“全民党”,更不存在超意识形态的“超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所谓的“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竞选纲领多美好,竞选形式多亲民,他们看中的都只是选民手中的选票。他们无论是强调“超阶级”以淡化对立,不时抛出部分让利于选民的措施、号召选民“入党”以增加党员基础,还是走“中间化”道路,都是面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为拓展生存空间和支持力度,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和自身的阶级利益。西方政党的转型恰恰说明了西方资产阶级不断走向衰落,需要用更加隐蔽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贪婪本性和骗取选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将西方政党转型理论套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是非常有害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则是“两个先锋队”,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不论如何调整、转型,其目的都是为了赢得选民维持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则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与无产阶级相比,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本性是天然的。无论如何转型,资产阶级政党贪婪的本性、骗取选民支持维持长期执政地位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立场是始终不变的。而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最富有远见,代表着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短期看是为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长远看,执政仅仅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采取的手段和步骤。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消灭阶级,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作为无产阶级的最终的历史使命,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西方政党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任何抛弃政党理想,淡化政党意识形态的思维和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对“初心”的背叛。
    二、自觉抵制西方非意识形态化错误思潮的侵袭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立党之本,是党的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忘初心”,就是要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在实践中自觉抵制各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确保党的红色基因血脉相承。这里所谓的基因,就是“一个政党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累积的具有自己特征的信息单元,支持着政党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政党的基本特性和基本信息,决定着此政党不同于彼政党的根本特性”⑩。阶级性是政党基因的根本属性。政党基因是政党形态和行为模式的最根本塑造力量,也是政党始终代表本阶级利益,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时空中传承、传播政党理念的基本单位。意识形态是党的基因内在“标的”,意识形态的丧失必然导致党的基因异化,势必威胁党的领导,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1.严禁党的阶级属性遭到模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政党的阶级性,是政党的第一特性,也从根本上规定了一个政党的基因。阶级性是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的根本要素。无产阶级的政党基因是在适应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中产生的,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基因有着质的不同。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经常宣称自己是全民党,而不是某个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代表;声称“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经消失”,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全体国民,政党成员也是来自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纲领反映的是全体人民甚至是全人类的利益,等等。比如:最早提出自己是“全民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极力淡化党的阶级性,在发展党员上面也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任何人不论世界观,不论宗教信仰,只要自愿,都可以成为党员”(11)。事实上,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已经决定了它的阶级基础和政党利益,不是靠标榜和美化就可以改变的。列宁指出:“要想了解政党的真正作用,不要看它的招牌,而要看它的阶级性质和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12)即便一个政党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工人,但如果这个政党的基因中没有无产阶级的性质,也可能被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所裹挟,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有些学者认为政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执政权,要获得执政权需要最大限度地获得选民支持。因此,无须追问政党的基因为何、阶级基础如何、代表谁的利益,只要能够获得民众支持,能够获得执政权即可。这是一些西方学者企图以政党简单表象俘获选民支持掩盖政党阶级本质的谎言。
    任何政党都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政党的阶级性决定了一个政党代表何种利益,以何种姿态站在世人面前践行何种政治理念、立场、信仰和价值取向。因此,政党的阶级属性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模糊空间,既不存在所谓的“全民党”“超阶级”政党,也不存在所谓的“中间化”道路;套用这些理论来评判中国共产党,都是试图达到淡化甚至抛弃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红色基因的目的。
    2.警惕党的红色基因受到污染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生态位”。“生态位”决定了政党在政治环境中适合生存的不同环境变化的区间范围。事实上,每个政党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都拥有一个最适合自身生存的特定时间、空间位置和功能定位,即“生态位”(13)。最佳的生态位须因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党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内部思想僵化、平庸化、特权化以及腐败、脱离群众基础和阶层选民的可能性。这些变化会影响政党基因,当影响程度达到或超出一定范围时,政党的“生态位”就会发生改变。
    西方政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不断调整“生态位”以维护自身统治和利益的真实写照,其在转型过程中提出的“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非常具有迷惑性,成为欺骗选民、提高执政合法性和维持执政地位的重要手段。
    正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这种调整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也就成了敌对势力从外部污染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途径进行全方位渗透。其中,通过所谓的“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初心”,并告诫全党:“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求全党“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及时发现和解决宣传思想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14)等,都是从外部防止党的红色基因受到污染的重要要求。
    当然,仅从外部警惕党的基因受到污染是远远不够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强调“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和零容忍;加强巡视,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党的红色基因从内部受到污染。
    3.谨防党的红色基因发生变异
    生物学研究表明,基因的传递是以代计的,具有很强的坚定性。政党的阶级性决定了政党基因同样具有很强的坚定性,可以使政党长久维持某种过程或状态。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发展过程中持续的基因表达,不仅传递着政党基因“编码”,还表现为对政党阶级属性的传承与坚守。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在转型过程中,“纷纷突破传统意识形态观念和理论,不断淡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15)。从表象看,转型的目的是向“中间多数”靠拢,本质上依然是提高执政合法性维持执政地位,资产阶级政党的基因并没有改变。
    “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表面上是意识形态趋同和淡化,其精神内核始终是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优越性、普世性和包容性。因此,“全民党”“超阶级”“中间化”也成为敌对势力消解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变异党的红色基因,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武器。从目前西方渗透的主要手段看:无论是以党的领导干部为渗透对象培植其政治代理人,还是以学术精英为渗透对象培植其理论代言人,还是以党的后备力量为渗透对象培植未来发展代理人;无论是以大众文化为消费内容还是以全球性问题为话语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等,都离不开模糊意识形态、淡化政党阶级属性等幌子。
    无产阶级政党基因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异,不是没有先例的。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6)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之所以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其核心原因就是苏共意识形态的全面崩溃,苏联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发生了变异。“在意识形态真实性上,逐步偏离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忽视民主”,“在意识形态理论上缺乏创新,并逐步走向教条主义”(17),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思想多元、价值混乱、信仰沦丧,共产主义成了口号、幌子和招牌,共产党的基因变了“颜色”,教训极其深刻和惨痛。
    三、不忘初心,确保党的红色基因血脉相承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是一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作为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从不掩盖自己的党性和阶级性。列宁也强调,任何意识形态要么是为这个阶级服务的,要么是为另一个阶级服务的,没有任何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18)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社会中,所谓“中立”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分别体现不同阶级的意志,必须严格地划清界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19)“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使党的红色基因血脉相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全党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0)。在党的十九大上,他再次强调“不忘初心”,并于2017年10月31日带领党的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党的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习近平多次强调不忘初心,就是要求我们读懂“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永葆初心本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防止衰减、缺损、污染”(21)。
    1.不忘初心,牢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这既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基因决定的,也是共产党能够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与超越并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3)
    政党的阶级属性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性质和价值取向,是党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党行动的指南。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要求共产党人要始终走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坚定的革命者,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4)。不忘初心,就是要牢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自己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既是对理想信念和共产党人精神的坚守,也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动力。
    2.不忘初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基石和灵魂,是党不断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不忘初心,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就是通过总结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只有从理论上建设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才能使分散的工人联合起来,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25)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纯洁性是保证党的“初心”不变异不感染的基本前提,只有确保党的理论的纯洁性,才能保证党的纯洁性,保证党不背离“初心”和宗旨。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比如: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时期,马克思就同以克利盖、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以魏特林为代表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等流派进行斗争,逐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中占领了阵地。在领导第一国际的过程中,马克思又先后同马志尼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不但维护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原则的纯洁性,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忘初心,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做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历程,就是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不忘初心”,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中国实践。
    3.不忘初心,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政党执政主要是通过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控制政治过程,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纲领,维护其利益(26)。事实上,政党执政的目的是由执政理念决定的。所谓执政理念,指的是执政党对执政目的和价值取向、判断标准的理性认识,以及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等(27)。对执政党而言,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为谁执政以及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等问题。为谁执政,是执政党构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执政党执政的重要目的;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组织的建立与维护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行为,任何政党都必须重视党的组织建设”(28)。因此,基于所代表阶级利益的不同,执政党在服务国民的方式和程度上有很大的区别,目的也大不相同。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目的,“主要是限于争夺政治权力,限于‘执政’。其政党的活动也带有季节性而非常年性,即只着重在竞选时期。它不是‘领导一切’,对社会一般也不起领导作用。经常联系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并反映其意志与利益的是一些社会‘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如企业家集团、工会、人权组织、绿党等类组织”(29)。西方政党为获得执政权,一方面会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为选民提供简单福利,以获得支持。例如,在美国,政党活动往往和公共福利联系在一起,“为了争取选票,地方政党组织为穷人介绍职业,提供房贷和免费用煤,组织野餐和娱乐活动;帮助那些在领取抚恤金、纳税和申请执照方面遇到麻烦的人”(30)。另一方面,为争取选民,他们在社会治理中,会侧重运用与选民相关的经济手段,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他们“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31)。此外,他们惯用对选民进行“切割”的手段,“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32)。由此可见,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所谓的执政为民都是虚伪的,执政目的与执政形式是相分离的。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目的与党的宗旨是一致、高度契合的,是理论与实践、目标与过程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他要求全党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3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外在表现,也是对广大党员具体的行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服务人民的动力和归宿。全党“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34)。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3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人民主体”思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36);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求“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37),“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8),强调“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39),等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目标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区别和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0)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就是通过政党信仰作用把广大党员群众集合在一起采取共同行动,使党员能量产生剧变效应,取得整体力量大于个体简单相加的效果,从而实现政党目标。列宁指出:“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4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我们观察和识别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提供方法论,为我们批判和揭露各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提供了有力武器,也为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内在依据。我们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党的红色基因血脉相承,自觉抵制各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侵袭,“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42),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
    注 释:
    ①Joseph Lapalombara,“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Four Decades Later”,Party Politics,Vol.13,No.2,2007.
    ②André Krouwel,“Party Models”,in Richard S.Katz and William Crotty(ed.),Hand book of Party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pp.249-269.
    ③Maurci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Translated by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London:Methuen and Co.Ltd,1964,pp.63-71.
    ④Otto Kirchheim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tems,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Wyron Wei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177-200.
    ⑤Richarid Karz and 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tel Party”,Party Politics,vol.1,No.1,1995.
    ⑥王存福:《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党嬗变的向度分析——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为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⑦施雪华:《国外政党理论创新启示》,《人民论坛》2012年第24期。
    ⑧周淑真:《政党政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⑨任军峰:《超越左与右?——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5页。
    ⑩岳奎:《政党基因及其功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
    (11)吕建云:《如何正确理解“两个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12)《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2页。
    (13)参见何祥林、岳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政治生态学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
    (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15)王义保:《当代西方国家政党转型的潮流审视》,《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17)姜志强:《列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践逻辑及其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
    (18)《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6页。
    (19)《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页。
    (2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21)完颜平:《如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光明日报》2016年2月22日。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26)参见石泰峰、张恒山:《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7)参见周尚文:《共产党执政理念论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5期。
    (28)王韶兴:《政党政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29)郭道晖:《论党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
    (30)[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谭君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
    (31)房宁:《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值得借鉴》,《红旗文稿》2015年第2期。
    (32)房宁:《我国决不能搞西方多党制》,《理论导报》2009年第2期。
    (33)《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9页。
    (3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35)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3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19、45页。
    (3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38)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39)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4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
    (4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8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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