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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一期《纽约时报书评》刊登了爱尔兰著名作家托宾写的哈金最新短篇小说集《落地》（A Good Fall）的书评，最新一期的《巴黎书评》也做了哈金的专访，而这部小说集的中文版也很快在台湾出版。与以前哈金小说中文版不同的是，《落地》由哈金本人逐字逐句翻译，几乎可以说是哈金本人近年来唯一的“中文小说集”。《落地》写的还是华裔在美国的生活，而这些华裔的故事大多来自本地新闻事件：孤寂的作曲家在其女友养的鹦鹉鸣声中得到安慰；有老公因为女儿不像他自己而怀疑美人妻子有外遇，进而展开侦信调查；也有两名幼童希望改名以便听起来更像美国人，却未意识到会伤了华裔祖父母的心；还有在纽约寺庙打工的和尚被住持恶意欠薪愤而跳楼自杀，又因武功了得“落地”不死，反而得到了真正的美国新生活……当这些中国移民在新国家提供的社会与经济的新自由中吃亏占便宜时，同时也在他们内心搅动着一种依附母国故土传统的欲望。 同样在美国的余英时最新一部中文作品集《中国文化史通释》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余英时的文化史通释，不但研究上层的经典，而且也注重下层的民间思想，尤其关怀上、下层之间的互动。不但探索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而且也分析它的断裂状态。余英时在本书的前言中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一般的历史研究一样，必须从某些预设或假定开始；如果没有预设或假定，则思想史的大量文献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根本无法整理出条理来，更不可能从其中找到思想变迁的历史线索。我研究中国思想史自然也有一些必要的预设。首先，我预设思想史的‘自主性’：思想和学术一旦出现即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精神领域，从此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我们常说的思想传统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思想史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思想是和人的整体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的整体生活中任何一部门发生重要的变化都会在思想领域中引起相应的波动。所以研究思想史的人并不能把眼光完全局限在纯思想的领域之内，他必须密切观察其他领域——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种种动向。” 去年3月，香港岭南大学召开了“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研讨会，陈思和、王德威、许子东是其中三位与会者。三人合著的文学评论集《一九四九以后》日前集结出版，算是去年研讨会的一个延伸,三人分别书写了1949年后华语文学在大陆、台湾、香港的流变。现代文学到了1949年出现前所未有的转变和分流,大陆出现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文人身份与干部体制、作家协会与国家机器关系复杂，此消彼长，宣传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当代文学发展的矛盾主线；台湾则在日据五十年后建设了“国语的文学”，由“反共文学”到乡土文学、现代主义，再到“世纪末的华丽”，不少佳作树立了当代中文文学的标准；而香港文学从“左右战场”到“本土性”自觉，再到“九七”“后殖民”书写，同样自成一派风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