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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中的超然立场 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实际上就是他的“陈公馆”，即他的住宅，“只有两三个职员，有一个字写得极好的金先生，一个办事的职员和一个副官，后来增加一位秘书翁先生，一直到重庆，还是陈公馆。……他不想扩大，始终保持原来的体制”。据蒋君章回忆，陈布雷经常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做二个人或三个人的事，对外要严守机密，个人最好断绝社会关系，凡进侍二处工作的人，一律要较原来职级低两级，以磨炼心志，大家一定要抱定做无名英雄的决心。”所以，从政后的陈布雷“名字不愿见报”，与之前判若两人，“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陶希圣语）。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超然分子”，这也是报人书生本色使然。陈布雷作为最高领袖股肱二十年，从不恃权，从不建立所谓的势力圈，这在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极为少见的。“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在然地位的结果”（蒋君章语）。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即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的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参见《陶希圣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后人提供），各方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很多既非对党有何贡献，也非为党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总裁很难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唐纵语）。蒋介石与陈布雷谈话，希望他能推荐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陈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态度，同时也“不忍再增加总裁的困扰，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提”。 时任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通过陈立夫的关系采访陈布雷，问其属于国民党中何种派系？陈对这个问题虽有不悻，仍幽默地回答她：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要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是很接近”，而上述人物则属党内各个派系，“这个迫人的问题，便在轻松愉快中，一笑了之”。 正因为陈布雷在权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场，故能调和各方意见，甚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件，如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学潮即为一例。这次学潮之平息，迄今披露的史料已不少，然对陈布雷在其中的作用语焉不详。依惯例，处理学潮在行政上属教育部，新闻发布属中央宣传部，青年思想工作则属三青团中央，蒋介石对此颇不放心，特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 小组成员中有中宣部部长吴国桢、青年团书记刘健群等人，至事态最严重时，蒋介石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朱家骅时为教育部长，对此令似有不同意见，借出巡而离开了重庆，“先生对此颇感懊恼，因为这个命令的如何执行和教育部与军事机关有关，教育部的意见尤为重要”（蒋君章语）。实际上，陈布雷深知蒋的这一命令“只是在启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联大”，遂提出几点意见：其一，西南联大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其二，此次学潮之症结为少数职业学生与左翼教授所煽动，大多数人则冷静对待，可做说服工作，请学生家长协助召其子弟暂时返家，等复课时再回，同时请驻昆明部队做临时接管学校的准备……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重庆谈判之后，对国共两党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事态只能平息而不能扩大，陈布雷的意见得到认可，“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不能不晓谕学生，发生极大作用，最后只余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风潮得以解决”。 陈布雷处事之谨慎与细密，大率类此。从中也可见在处理公务时的担当，因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总是称他“布雷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