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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11日，案子第一次开庭。上海律师公会一共派出了二十一名知名律师，代表“七君子”（每人三名）出庭。辩护策略并不复杂。因为“七君子”被捕在前，张学良“兵谏”在后，相差二十天，促成之说，在时间上无法成立。律师们更明知张学良已经军事法庭审判，人在软禁当中，不可能再接受普通法庭的调查，却仍然强烈要求检方去调查张学良。 辩护词说：“起诉书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公诉人调查不了张学良。而且因为发生了“七七事变”，释放“七君子”势成必然，他们只能选择了撤诉。 “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是一段悬案，至今没有弄清楚，此案最大的赢家是谁就难以论定。但律师们无疑是赢家之一。为“七君子”辩护，对上海律师公会来说，是政治选择，也是职业行为。“七君子”中，律师占了四个，为他们辩护是法律共同体的义务，也是人之常情，虽然有风险，但没有旁的选择。幸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这个恶法虽没能废除，但那支“上海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法律辩护队”真是反响空前。 在流行通电、声明和公开信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律师公会没有就“七君子”案发表任何政治声明。从律师的职业本位来说，为政治犯辩护，并非让律师表达本人的立场和倾向；律师的功能是保证程序公正和司法独立，和普通刑事辩护并无不同。但这不是说律师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担当。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公会又专门为四位会员举行了一个晚宴表示慰问。对政府晓之以法律、对同行动之以人情，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法律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和行事弹性。 本来是一桌政治麻将，因为律师上手，人们多少对游戏规则有些体会。首席律师张志让（时任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1949年后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正院长不是别人，正是沈钧儒）撰写的辩护词长达两万字，称“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流传一时。“七君子案”是民国律师业的华彩乐章，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大多是让人伤心的老生常谈：律师权益得不到保障，人权就会失去凭藉，法治就无法落实，执政党的政治目标就是空中楼阁。 徐小群先生说：“当政府对律师加以攻击的时候，上海律师公会能否顶住压力，这是对它作为自由职业团体的生命力的一个终极试验。”对法律共同体的终极试验实在远远没有结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