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陈方正 著 三联书店 2009年4月
    现代科学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这没有错，但有谁规定不同文化最终都必然演化为“现代科学”呢？苹果树上固然不能结出梨，但难道所有果树都要结出梨来才算是成功的果树吗？
    一切要从“李约瑟难题”说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穷尽数十年心力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但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科技如此辉煌，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方，那么最终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文明呢？在陈方正看来，李约瑟难题之所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乃是因为它根本就问错了——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科技，正如苹果树从种子和树苗阶段起就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长出梨来。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苹果树上为什么结不出梨”，而在于“为什么梨树上能结出梨来？”
    中西文明在源头上就有着极大的差异，其文化倾向全然不同。古希腊人对数理研究的精深探讨能使他们成为受尊重的学者，但在中国西汉以来的知识结构中，这些却都是受人冷眼的“术”(数术、方技、兵书等)，而只有“学”(经史子集)才是受社会尊重的学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筛选出的中国古代科学，其实大多是出自方术类古书，用李零的话说，“是从‘伪科学’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中国古代一流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不屑于算学、天文、占星的，视为与谶纬等迷信同类，民间的书院也从不讲授这类知识。
    中西方在发展路径上的另一个显著差别是:中国古代文明在长达四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未遭到根本性的挑战，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基础上具有很强连续性的发展；而西方文明的历史则常常显现出断裂大于继承。事实上，在5世纪横贯整个亚欧大陆古典文明的蛮族入侵浪潮中，只有西方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恰恰是这种大规模消亡为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西方因祸得福，《全球通史》就此评论说，正因这种独特的断裂才使得“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这么说不无道理:如果恐龙在700万年前并未灭绝，哺乳动物和人类的兴起大概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反对李约瑟的推论，但陈方正在一定程度上仍未跳出与李约瑟相同的陷阱，那就是:将西方的发展路径视为普遍模式。作者将现代科学视为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可能发展出来的——这没有错，但有谁规定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科技传统最终都必然演化为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一特殊形式的“现代科学”呢？苹果树上固然不能结出梨，但难道所有果树都要结出梨来才算是成功的果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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