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布赖顿棒糖》出版的时候，格雷厄姆·格林的好友、作家伊夫林·沃评这样论说，本书“所刻画的彻底堕落的年轻人，是对现代人脆弱的神经的一个挑战。平基完全应该下地狱”——这个判断代表了大多数人对这本书的观点。就连格林在1951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他写过一本小说，写的是一个该下地狱的人，这样的定性说明其实也没有错。平基作为一个帮派的小头目，先是杀死了黑尔，然后又把与黑尔之死有所牵连的手下斯派塞杀死，最后为了保全自己，试图让爱他的女孩罗斯自杀。可以说平基是一个暴力、卑劣，而又猥琐、自私的人物。
    

    但格林并没有一味地刻画平基的堕落和恶，而是在隐秘的角落为他这种堕落和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注脚。在《布赖顿棒糖》第五章第三节，平基随罗斯去见她的父母谈论两人结婚的事情。这次回去，使他有机会再一次面对童年生活过的贫民区，面对被他遗忘的童年生活。“平基原以为他已经脱离了尘世的干扰，然而随处可见的贫困又使他回到了现实世界。他见到了同一幢建筑物里有两家店铺：一家是花两先令就能理一次发的理发店；另一家是专做橡木和榆木棺材的棺材铺。”理发店和棺材铺，贫瘠和死亡的隐喻，暗示人们这里并不是一个幸福之地——这里充满了斗殴、流血、痛苦和屈辱。正如平基自己所说：“没有人会责怪他为了逃离这种生活而从事犯罪活动。”这可能是全书最为温暖的章节，虽然带着阴暗的色彩。格林在这里告诉我们：平基不过是他那个“失落的童年”的产物，一个在贫瘠的环境和死亡的阴影胁迫下的畸形儿。
    

    “失落的童年”是格林早期小说中经常书写的一个主题。格林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信奉者，在他看来，一个人在童年那扇门中所见到的图景将决定他的未来。在其随后的长篇小说《权力与荣耀》中，他对此有过非常诗性的描述：“在一个人的孩提时代，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大门敞开了，前途随之踏进了门槛。”而格林同时也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他曾经以“失落的童年”为题写了篇回忆性的散文。在这篇散文里，记录了他在童年时期对自己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厌倦。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以避免这种厌倦所带来的虚无感，为此他喝了大量的注射剂，或者治甘草热的药水，吞服自己采集的有毒的植物，以及二十颗阿司匹林等等。最后竟用左轮手枪顶着自己的耳朵，玩起了“俄罗斯轮盘”，用这种对死亡的召唤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刺激，暂时性地忘却此时的世界和他对世界的厌倦。童年的这种阴影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方式。格林一生中疯狂的旅行和写作便是与这种厌倦相对抗的变形和延续。
    

    在格林的早期小说中，就有很多受童年影响甚深的人物。他们是一群没有父亲的孤儿，原本生性无辜、纯洁，但在荒芜、贫瘠、破败的生存环境中被奴役，要么死去，或者不知所踪，要么使他们过早地走向了堕落、背叛和邪恶，成了杀手、背叛者、走私犯。正如爱尔兰诗人乔治·拉塞尔在《萌芽》一诗中所说的那样：“在古老的阴影和微光中，童年已经误入歧途。”而平基便是这一群人物中的典型标本。
    

    但格林并不是悲观主义者，即使在这部最晦暗的小说中，格林仍然塑造了为这个荒芜、悲观的世界中提供希望的角色——罗斯。一个瘦弱、外表丑陋的女孩，她带有神父一样的精神特质：有着爱和怜悯，对他人的责任和自我牺牲。当平基一步步地走向地狱的时候，她想到“她绝不会让他独自一人走向黑暗”。1939年之后，也就是在《布赖顿棒糖》发表之后，类似于罗斯的角色取代了由“失落的童年”制造的精神孤儿，成为他中后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比如《权力与荣耀》中的威士忌神父；《问题的核心》中的斯考比上校。只是他们的性别转换成男性，年龄上也老了很多。不过他们所承担的功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为那些在失落的童年中误入歧途的孩子提供救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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